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THE BLACK BOX SOCIETY

人员流动的问题也很显著。有些政府官员会极力创造机会，以便将来能够在他们当前管辖的公司中谋职。很多安全局的官员在离开公共事业岗位后都会任职于收入颇丰的私营部门。“国土安全部一行业联合企业”对威胁认知进行着操纵，这不但符合公司的利益，也充盈了政府部门的钱袋。

到处是威胁，到处是危险，到处是信息？

尽管像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和蒂姆·肖洛克(TimShorrock)这样的评论家已经用了几年时间对情报收集行为进行彻查，但直到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员爱德华·斯诺登将大量的关于监控信息的重要文档进行披露之后，公众才猛然意识到政府一直在肆无忌惮地收集我们的数据信息。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国家安全局曾与最大的电信和网络公司进行合作(或者入侵其数据系统)，以此存储并监督公民的各种往来信息。国家安全局可以对没有联网的计算机信息进行截获并窃听，而且可以对许多种“确保安全”的密码进行破解。

第二章

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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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对这种持续不断的信息收集提出过质疑，人们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在不断扩充的海量信息中，不知哪一天就可以从海底捞出一根针。有些电信公司和大型网络公司会与政府合作，有些公司会与政府拉锯，还有一些公司会成为政府锁定的目标。斯诺登公布的解密中频频出现Google、Facebook和微软公司的身影，它们的数据库显然是一个庞大监控资源。法律禁止政府收集某些公民信息，但数据经纪商却不受此限制。而且一旦其他人已经收集到这些信息，政府就可以对信息进行购买、获取，甚至是人侵。

我们的离线和在线操作被记录在了数百个私营公司的数据库中。私人数据经纪商会去收集那些警方无法自行收集的信息，然后再将其卖给警方。隐私保护专家克里斯·胡夫纳格尔(ChrisHoofnagle)形象地将他们称为“大哥的小弟”。这不是我们监控系统的“漏洞”，而是它的“一大特征”。我们可以注意到，融合决策中心的定义中就透露了希望从各方私营公司获取信息的意愿。斯诺登的泄密文件进一步证实了国家和私营公司之间的数据合作关系。主张撤销数据监管的人再也无法说明公司收集数据的行为完全不同于政府的监控行为，更无法声称这种行为远远不会构成威胁了。这两者已经完全无可争辩地融成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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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不透明

尽管在斯诺登[和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与朱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揭秘之后，国家监控机构在很多方面仍旧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它一方面隐蔽在保密网络之中，另一方面又受到法律的庇护。一旦这种保密性被打破，很多复杂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情报机构要求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Grumman)、博思艾伦公司(Booz Allen)和帕兰提尔公司(Palantir)等私营商设计出专门的软件来监控其数据源—包括社交网络。虽然它们的运算程序本身已经足够复杂，但这些私营商们还在竭力保护自己公司的交易秘密。尽管监管机构在原则上可以调查与政府有关的行为，但由于私营部门设计出了重重关卡来保护它们的商业秘密，所以调查工作举步维艰。为了最大限度地从知识产权中攫取经济利益，这些公司怎么会轻易地接受监督委员会(或者记者）的检查呢?

国家不负责任的监督行为对于公民自由的威胁可能甚于任何一起恐怖袭击。它不但会造成特定的危害，而且将侵蚀众多的自由行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监管者们”有权将任何一个对此提出抗议的人划定为需要彻查的“国家的敌人”。在我看来，这是监督行为的一个核心弊端：在通过威吓使批评者缄默不言的同时，这个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变得毫无效率可言(或者更糟)。过度的监督行为与其说是为了震慑破坏行动，不如说它正在制约着

第二章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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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没有出口

表面看来，国家的安全监督行为和公司的窥探活动没有相同之处；它们所声称的目的、应用的技术，以及监测范围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承担的风险也不相同(至少在理论上)。私营公司反对国家对其施加监管，理由是这会降低它们的利润，但国家声称，如果无法掌握“全面的信息”，我们就有可能遭遇灾难性的袭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很难阻止政府采取行动，即使这种行动并不合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管理一个监控化的国家比管理一个监控化的公司更加困难。

尽管如此，它们共同具有的黑箱结构和不断加强的合作关系使两者越发趋同。站在最高层的是手握大权的老板们，中层是分析师和程序员，还有很多局外人在观望。某个人可能会在技术公司工作几年后转而在政府机构任职，然后又回到企业。最终，他们的行为让我们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关于信息的流动：我们能否阻止这种无孔不入的信息收集行为？我认为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所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无助中寻求自助

对数据进行保护的方法比比皆是，有常规方法，也有新奇方法，有显而易见的方法，也有专业级的晦涩方法。在保护个人隐私时，我们可以采用更难破解的密码，选择更加严密的隐私设置，使用难以追踪的“火口”(burner)手机，并且时时留意我们的在线状态。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数字化的自己，学校已经开始教授“网络卫生”的基础知识。这还不够？电子前沿基金会提倡增加密码强度。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希望网页浏览器能够默认设置为“禁止追踪”。纽约大学教授海伦·尼森鲍姆(HelenNissenbaum)致力于创造一种模糊处理技术：将网页的“禁止追踪”功能扩展到搜索引擎，这样可以使搜索问题丧失针对性，Google等公司便不能将这些信息编辑成准确的心理或营销档案。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假冒账户发送几十封假冒的电子邮件来将这一技术应用于Gmail。有一些可以提供支持的程序能够让我们知道谁在背后监督我们，以及他们如何与别人分享我们的信息。还有一种“个人数据库”可以隐秘地存储我们的信息，凡是想进入这个数据库的人都要由我们一一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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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几乎每一次“隐私加强技术”被研发出来之后，“隐私窃取技术”都会随之升级。数据大师们提供的隐私加强法不到几个星期就会失效。世界上最好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就是不在账户中存留那些可以被直接窃取的信息。网络数据库中已经存储了大量的用户名、信用卡号和社会安全号码，有时只需在搜索引擎中输入“filetype:xls site:ru login'等简单请求，人们就可以获取几百万个密码。（但是在做此尝试之前，请注意搜索引擎有可能会记录下你的IP地址，并有可能将你认定为潜在的行骗者。）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塔吉特公司曾被黑客窃取了大量的敏感客户信息。卫生保健部门展示出了一道“耻辱墙”，上面列出了几百起数据外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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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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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网络卫生可能纯粹是一种无用功。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网站会在不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它们的默认隐私设置，从而让“私人”交流信息暴露于常规审查之下。正如许多州允许的那样，如果你未来的雇主要求你说出Facebook账户的密码，你该怎么办？给出密码的话，你的隐私就会暴露。选择拒绝，你就有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如果你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对你发表了诽谤言论，Google公司也不会将这些言论从网页上移除，当某人搜索你的姓名时，这些网页还是会自动出现。除非你能够上诉到法庭（或雇用一位“信誉管理人”将带有诽谤言论的网页从Google排名上挤下去)，否则你可能会深受其扰。

此外，我们为了避免隐私泄露和名誉受损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人们觉得“隐私浏览”模式是一种很好的上网保障措施，可其实我们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访问过的网站和广告网络都可以追踪到每个特定计算机的P地址。科技媒体人推荐使用匿名工具Tor来隐瞒我们的网络身份，不过这款软件似乎早已失去效力。即使它依然有效，单是使用Tor工具这一行为就足以招致怀疑，并引来更加严密的监视。当加密工具越来越盛行时，有人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诱捕技术，通过保护隐私的承诺诱骗人们无所顾忌地透露秘密，而实际上用户正处于严密的监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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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当“设备指纹”开始识别我们的电脑和手机信息时，媒体提供了躲避数据追踪的新方法。但即使是监控方面的专家也有面对新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系列栏目“他们知道什么”就列举了数十种2010年以来研发出的破解隐私信息的科技手段。有一个问题已经确定：“自助”方案在操作层面上并不可行，除非你是互联网领域中最顶尖的专家(或富豪)。在每次技术军备竞赛中，多数用户都会很快地被甩在后面。

即使是应运而生的法律方案或许也只能推迟，而不是扭转这种侵入式的监控趋势。例如，至少有14个州已经禁止雇主向其员工或者求职者索要社交网络账号的密码。可如果有人想获得竞争优势而主动提交密码呢？他们虽然享有正当的法定隐私权，但这样做却可以使他们先人一步，让那些注重隐私保护的人落在后面。信息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拆解”，即使是初衷良好的保护措施也会因之瓦解。求职时递交密码的行为在目前看来似乎是一种为搏出位而孤注一掷的做法。然而，很多人会把他们发的帖子公之于众(而不是“仅好友可见”)，这样做也会暴露大量的信息，如同交出密码一样。“竞争优势”和“人人如此”的临界点在哪里?除非敏感信息被禁止使用(和审核)，否则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信息大暴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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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一的解决方案

将信用管理外包给私营公司的做法越来越成为新兴数据交易的“市场化解决方案”。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数据世界，除非你有钱又有闲，可以聘请律师来审核服务条款，或者你是那些能够在计算机上设置层层加密的程序员，以及可以接触到网络档案的信誉经理们，否则你就会面临各种安全隐患。很多公司正在利用Google的排名内幕来提升其客户的网络形象。它们还会对服务进行拓展，优化客户在数据收集者眼中的印象，这项服务的推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然而，这就是我们在面对侵入式的数据收集问题时应该采取的做法吗？这种方法在金融隐私领域也没有奏效。是的，富豪们可以借助律师和会计的帮助隐藏财产，逃避税收。可只有最富有的阶层才有时间和资源来构建万无一失的私人黑箱，而且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詹姆斯·亨利(JamesHenry）是致力于建立税收公平网络的一名高级顾问，他通过计算得出，富豪们向税务机关隐瞒的资金总额在21万亿\~32万亿美元之间。

一篇题为“交易秘密：窥视海外资金的迷宫”的报告中揭示了许多严峻的事实。投资收益的所有者们希望将触角延伸到信誉交易之中，他们利用各项技术手段在财产保护领域新建了一个“信誉保护”部门。但这种瑞士银行模式会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深，它只为特权阶级提供隐私保护，并没有解决侵入式信息收集的实际问题，也没有改变不公平的数据利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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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曝光

即使出现了一种廉价的加密工具，并使所有人都享有了保密的绝对权利，可那真的是我们所希望的吗？如果真的有恐怖分子在谋划一场袭击，我并不希望国家安全局对此全然不知。如果有人研发了一批播撒毒药的无人驾驶飞机，我也希望当局能够获得相关情报。我不希望有人借助“虚拟货币”逃税并使公共财政受损。生物监测系统有助于公共健康机构及时发现疫情。监测系统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交通、能源、食品和药品情况有所了解。

因此，虽然我们都希望隐藏起来逃避监督表面看来可能很诱人，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隐藏和找出隐藏者已经成为一种商业化的行为，只有钱权人士才玩得起这个游戏。信息收集是利还是弊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信息。我们的选择决定着我们将处于优势还是劣势。

在当前的数字经济中，营销能力比生产能力更加重要。如果一个厂家能够生产出更好的捕鼠器，而另一家创业公司能够确定谁会购买捕鼠器，那么后者则更有可能获得赞助资金。关键点已不在于诱捕方式或老鼠这种动物，而是在于数据：不断流入运算系统来进行预测和操控的数字。网络自由主义者曾经吹嘘，“互联网将审查视为一种伤害，并会绕道而行”；把“审查”换成“隐私”，这句话也同样成立。

很多关于“评分世界”的书籍基本上都在讲如何骗过评估者——如何获得一个800分的信用评定，如何“完胜”职场性格测试。尽管这类文章非常多，并且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它们都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对这种评分机制进行批判并促使其发生改进的做法更为可行。数据经济模型的情况更加糟糕，它在对人们进行归类时只是采取了一种纯粹的匹配法(比如说，风险最高的借贷人对应的是最高利率的贷款)。从法律角度来看，它具有显而易见的不合理性，这就相当于未经正当程序便施加各种刑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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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够阻止数据的流动，那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公司如何操纵这些数据。我们应该敦促企业和政府走向公开化、透明化就像它们对我们的要求一样，并设立新的问责机制来完善其审查工作。我们要迫使法律对公平和不公平的信息利用行为进行区分。我们要促进监督均衡化，使弱势人群不再成为主要目标，并力求决策过程做到公平、不带有歧视色彩。我们要打破那些荒谬的判断结论，防止一两个错误演变成不断重现的魔咒。另外我们要有所准备，因为一旦黑箱被我们打开，必然还会出现新的不透明模式。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从我这里获得思想的人，增长了教益而无损于我；就像借用我的蜡烛点亮自己蜡烛的人，照亮了自己而无损于我。”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一条启人心智的语录。但是美国国防、警察和公司机构对于信息优势的渴望却反映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思维定式。黑箱社会的理念是，有用的信息都具有排他性，即秘密信息。恐怖分子被隔离到了暗处，因为他们是危险分子。病人被隔离到了暗处，因为他们会产生昂贵的花费。对于无影无踪的运算程序而言，我们可能就是恐怖分子或病人。因此，我们也被隔离到了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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