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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之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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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底特律市将送出房屋作为拆除原房屋的替代方案，而在美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你每月只需几百美元就可以租到一套房子
（Macguire, 2014）。实际上，美国大约有3000万套月租低于600美元的住房，占到全美租赁存量的25%
（The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Vniversity，2020）。最实惠的方法是合租。你可以简单地找室友一起住，或者更酷的是，像我在德国的朋友那样，和他人一起购买并改造一个废弃的小村庄。但许多人当前无法利用这些机会，因为他们无法在这些地方找到工作。相比之下，全民基本收入拓宽了他们在地理选择上的自由度。想要搬迁的人将不必再仅仅为了满足基本需求（通常是通过兼职来实现）而被困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中。
一类人已经摆脱了工作的约束：退休人员。确实，许多人退休后会搬离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去房价更便宜的地方生活。因此，在考虑住房成本时，我们不应该分析人们现在需要付多少钱来住在现在的房子里，而应该看看在有全民基本收入的世界里，成本可能会是多少。关键是，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不会限制某人将全部款项用于支付租金。这是提供具有高度流动性且可互换使用的现金的强大之处，这意味着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任何东西（不像只能用于满足住房需求的住房券）。
食品是另一个技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领域。尽管有些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才是地球满足人类食物需求的关键，但其他近期突破不会带来转基因生物技术可能引发的问题。例如，室内垂直农业可以向食物精确输送营养和光照，并通过使用机器人大幅提高未来产能；它还允许人们在消费地点附近种植食物，降低了与运输相关的成本。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新的水培系统，生菜、番茄和其他蔬菜甚至可以直接在公寓内种植。这些创新的发展将使食品成本显著降低，并增加食品供应。
技术的进步还会让教育成本大幅降低。在过去的10年中，在线学习资源的可用性迅速增长，还出现了许多免费学习平台，如语言学习应用多邻国（Duolingo）。除了edX和可汗学院等提供在线课程的平台外，还有成百万篇解释特定主题的博客文章。当然，YouTube上也有大量教育视频，内容涵盖从帆船到量子计算等的几乎所有知识。
有证据表明，美国大学学费过高的上涨速度正在开始放缓。在分析这些数据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教育系统和就业市场有较强的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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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许多雇主仍然认为他们必须从最好的大学聘请毕业生，这推高了高等教育的费用，并产生了连锁反应，其影响甚至波及私立幼儿园。此外，谷歌宣布他们将提供为期6个月的专业课程，学费为每月50美元，他们承诺在自己的招聘中将这些课程学习者视为等同于四年制大学学位获得者（Bariso, 2020）。大多数学生还需要一些时间才会转向利用免费或负担得起的在线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所有学习需求，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存在。新冠疫情激发了在线教育的潜力，为防止疫情传播，世界各地的学校都曾从面对面教学转为在线教学。
医疗保健的情况也类似。美国人均医疗支出远高于其他国家（见图17-2），多年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但这并未转化为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例如，多年来，古巴的人口预期寿命几乎与美国相同，尽管其人均医疗支出不到美国的1/10（Hamblin, 2016）。围绕《平价医疗法案》或其他立法干预是否会降低医疗成本或提高保险费用的辩论一直存在。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仍有多个原因让我们可以期待数字技术在降低医疗成本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的透明度，从而促进竞争以压低价格（这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监管实现）。第二，随着人们使用技术追踪自己的健康数据，长期来看，我们可以过上更健康的生活，护理需求也将减少。第三，技术将带来更快、更好的诊断和治疗服务：在线医疗众筹平台CrowdMed已经帮助了许多之前未确诊或误诊的患者；人类诊断项目（Human Dx）也在开发一个能帮助提高诊断准确性的系统。Figure 1是一个允许医生交换有关医疗案例的图像和其他观察结果的平台，Flatiron Health汇集了肿瘤患者的数据以实现针对性治疗。另外，许多公司正在将远程医疗带入应用程序时代：HealthTap、Doctor On Demand、Teladoc Health和Nurx均承诺大幅降低医疗服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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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认为，医疗保健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药物而不是医生看诊，但事实上在美国，药物支出仅占医疗保健总支出的1/10（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ctuaries，2018；OECD，2019）。不过技术同样可能推动这部分成本下降。一位制药领域的企业家告诉我，个性化药物的潜力巨大，能极大地提高治疗多种疾病的效果，包括多种癌症、运动神经元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从长远来看，CRISPR基因编辑等技术将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去修复当前造成长期性的沉重医疗负担的遗传疾病，比如囊性纤维化（Mosse, 2015）。
通货紧缩是坏事吗
你可能会因我将通货紧缩描述成一件好事而感到疑惑。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们总是将通货紧缩视作应当避免的“魔鬼”。他们关注的焦点通常是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数据，他们认为这是提升人类普遍福祉的关键。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假若大众预期价格会下降，他们可能会减少消费，这会导致产出减少、资本持有者缩减投资、创新能力减弱和就业机会减少。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人们减少消费，经济进一步萎缩。经济学家以日本作为经历通货紧缩和产出萎缩的样本。为了规避这一切，他们提倡实施旨在实现某种程度的通胀的政策，包括美联储实施的所谓“量化宽松”政策，目标是扩大货币供应量，以此提升商品的名义价格。
然而，在数字技术推动技术性通缩的当代世界里，这些推理显得站不住脚。用GDP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日渐失灵，因为它没能反映正负外部性因素。例如，使教育与医疗成本显著降低，可能导致GDP下降，但这无疑可以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经济学家推论中的另一个缺陷是假定技术进步需要有偿生产的增长。开源软件便是反例，它在传统经济模式之外推动了大量技术进步。经济、信息和心理自由的增加将加快知识循环，这是推动技术性通缩和进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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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通缩会将社会引入一个新的阶段，全民基本收入不仅成为可能，还可以让人们受益匪浅 人们满足自身所有基本需求的总成本已经开始降低，并将在未来进一步下滑 技术性通缩将可以使人们得以摆脱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循环。
全民基本收入的合理金额是多少
在了解背景信息后，你可能想知道全民基本收入的合理金额应该是多少。我针对美国的提案是：每月向18岁以上的成年人提供1000美元，向12岁以上的青少年提供400美元，其余儿童每月200美元 这些数额看似不高 但全民基本收入的目的并非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而是让人们能够在不被迫进入工作循环的情况下 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 大家对所需金额的集体思考是混乱的，是因为我们错误地将满足无限欲望视作目标，忽视了满足需求所催生的寻求生活目标的自由。此外，我们应意识到技术性通缩将使得满足基本需求的成本随时间降低，而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绝不会是一夜之间的事。我所提出的数额是考虑到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政府项目逐步停止，而全民基本收入逐渐实现。
进一步来看，尽管每个人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全民基本收入，但成年人的月均可能开销分配大致如下：400美元用于住房，300美元用于食物，100美元用于交通，50美元用于服装，50美元用于互联网接入及相关设备。其他费用则根据月度需求不同而有所变动，例如因具体需要支付的医疗保健费用。
你可能好奇为何我建议给儿童和青少年的全民基本收入数额较低。首先，我们可以比成年人更便宜的价格满足儿童和青少年的需求。其次，有历史证据表明，人们生育子女的数量部分受经济影响。我们不希望全民基本收入成为鼓励成年人获取子女所得而多生孩子的激励。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降低全球人口出生率，因为全球人口终将达到峰值。
根据2019年的人口数据计算在美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所需的资金，年度预算约为3万亿美元（U. S. Census Bureau，2019）。尽管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但它仅占美国2019年GDP的14%，不到总产出的8%，此处总产出不仅包括最终产出，还包括中间过程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chysi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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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2021）。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来源有两个：政府预算（由税收支付）和货币创造。
2019年，美国所有政府层面的税收和费用总收入约为5万亿美元，那么理论上，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可以通过重新分配现有预算来获得（OECD，2020）。然后，还有2万亿美元用于重要的政府职能，如执法和国防，后者2019年的预算约为0.7万亿美元（“Military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2020）。撇开实现这种资金重新分配的政治过程问题不谈，从纯粹的计算角度而言，并非不可行。
全民基本收入还将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目前，大约一半的劳动者因收入不足而不需要缴纳联邦所得税。一旦拥有全民基本收入，他们从工作或其他来源（如利息或资本收益）获得的每1美元都应纳税。举例来说，目前一个单身人士如有1万美元的就业收入，则无须提交联邦所得税申报表。有了全民基本收入，这些收入就可以以25%的税率计税，从而产生2500美元的税收。粗略计算，这可以为政府带来高达0.3万亿美元的税收。现在已在缴税的群体实际上通过这些税收归还了部分全民基本收入。如果将25%的税率应用于那些将收到一大半全民基本收入支付的人，将额外减少所需资金约0.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征收25%的联邦税率，从首笔收入开始计税，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所需的净金额约为2.3万亿美元。
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扩大政府财政收入。例如，可以对污染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增税。税收是处理负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方式，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已经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方法。例如，加税使香烟消费减少，欧洲提高油价促进了汽车能效提升。对碳排放征税预计每年可产生约0.3万亿美元的收益，实际可能更多。综上，通过所得税（自动征收）和温室气体税，全民基本收入所需要的资金可能最终减少到约2万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依然很大，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每项就需要约1万亿美元的经费。因此，在极端情况下，通过大幅重新分配现有资金，完全有可能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
不过，还有另一种方式来为全民基本收入筹集所需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资金。这种解决办法需要我们脱离当前的银行体系（这一体系将“创造”货币的权力委托给了银行），转而直接向民众发放货币。在当前的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发放的信贷额度超过了其存款额度，联邦储备银行则扮演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购入潜在不良资产，以向银行提供流动性。欧洲亦有“量化宽松”政策，即中央银行直接通过条件优惠的贷款和资产购买直接向商业银行注入大量资金，希望银行扩大对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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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种方法的主导理念是，通过向需要资金采购设备的企业或需要更多运营资本（如用来雇用更多销售人员）的企业贷款，银行将帮助经济实现增长。然而，尽管银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它们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向大型公司和富人提供贷款，供他们用于购买第二套房屋，甚至用于金融投机。与此同时，穷人几乎无法获取可承受的信贷，对小企业的贷款也持续在减少。所有这些导致了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意思的是，早在18世纪，法国银行家、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就理解了基于银行的货币创造带来的这种不平衡影响，被人们称为“坎蒂隆效应”（Stoller，2020）。
还有一个替代性的体系，它通过迫使银行在美联储或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持有近期存款来从银行手中拿回货币创造权。这种被称为“全准备金银行”的系统，显著降低了银行业的风险，因为银行挤兑风险消失了，同时可以在没有前期大额股本的情况下成立新的银行参与竞争。信贷扩张以长期存款为基础，并通过类似于LendingClub（针对个人）和Funding Circle（针对企业）这样的信贷公司提供市场贷款服务。货币创造将简化为直接将新货币作为全民基本收入发放给个人，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人民的量化宽松”。
我们讨论的数量级到底有多大？M0、M1、M2和M3是逐级递增（M3比M2大，M2比M1大，等等）的经济货币量度量指标。在美国，我们已不再追踪如M3这样更大的货币指标，只使用更狭窄的量度，比如M2，而即便是M2在过去10年中每年也增长约1万亿美元。自从新冠疫情起，美联储创造了令人震惊的15万亿美元的额外货币，以M1为度量指标。
另一种了解货币创造总量的方式是考虑债务增长。美国家庭大约有10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1.2万亿美元的汽车贷款，超过1.5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和超过9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2020；Fontinelle，2021；White，2021）。家庭债务总额在1年内有可能增长多达1万亿美元。而美国企业债务约为35万亿美元，其中约一半在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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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2021f；2021g）。
可见，每年创造的货币量与我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规模相似。从历史上看，政府“印钞”的做法常与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恐惧联系在一起。但在合理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下，这并不会成为现实。首先，新创造的货币量将是固定，并且提前确定的。其次，正如我们早先所讨论的，技术是一个强大的通缩力量。最后，可以通过逐步将经济中的货币撤出来以减少净货币创造量，这可以通过对超额存款实施负利率来实现，收取的费用交予中央银行；或者可以引入“滞期费”制度，在该制度下，对范围内所有货币持有量征收费用或自动缩减持有的货币（通过数字货币可以自动实现）。
我对全民基本收入实施的期待包括对政府预算、税收和货币系统进行多方面的改变。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全民基本收入有可能不通过政府而是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项目实施。无论最终的实施路径如何，我以上的粗略计算表明，在今天的美国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是可行的。对其他国家进行类似计算可以看出，哪怕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全民基本收入都具有可操作性。全民经济自由已经触手可及。
全民基本收入对劳动力市场的三大影响
全民基本收入的主要吸引因素之一是 它不会剥夺人们出售劳动力的能力 例如，如果有人愿意支付每小时5美元让你照顾他们的狗，你可以在全民基本收入的机制下自由地选择接受或拒绝，而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我们目前需要最低工资制度主要是为了预防剥削，因为在剥削性的就业关系中，人们往往没有能力选择离开。如果实施了全民基本收入，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变。
以狗狗看护为例可以清楚地展现粗糙的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扭曲。假如你喜欢狗，你可能很愿意接下这份以每小时5美元计酬的工作，并且在照顾狗的同时，你还可以写作或看视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干预此类私下交易。快餐店的工作也是同理。只要员工有权利选择离职，劳动市场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平衡点，例如，需要支付多少工资才能让人在麦当劳留下来工作，让人留在麦当劳工作的价格可能是每小时5美元，也可能是30美元，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受欢迎程度。另外，全民基本收入的存在使得劳工组织可以更简单地开展集体谈判，因为失业的威胁和对低报酬工作有高需求的“不稳定工人”［precariat，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用这个词来描述越来越多的因间歇性就业或其他就业不足而生活缺乏保障的人群］，是目前雇主赖以施加压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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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担心全民基本收入会导致人们全部停止工作，导致劳动力市场崩溃。然而，与全民基本收入相关的实验，如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曼尼托巴的基本年收入实验所示，尽管当时人们确实减少了工作时间，但这并未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明显短缺。一般来说，人们仍愿意赚取基本收入之外的收益，并且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工作的吸引力也会增加。此外，结合前文讨论的所得税税制改革，全民基本收入避免了许多现行福利制度的问题，即人们一旦开始工作，福利收益就被完全剥夺，从而产生超过100%的实际税率（人们赚得比不工作时还少）。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下，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在你的基本收入之外的，同时你只需为额外收入支付标准的边际税率，不存在福利悬崖（benefit cliff），因此人们没有理由拒绝有报酬的工作。
但是，那些肮脏或者危险的职业又会受到何种影响呢？是否有足够高的劳动力价格吸引人们从事这类工作，同时相关企业又能否承受这样的成本？企业可以选择支付更高工资或投资自动化。多数情况下，答案很可能是这二者兼而有之。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是推动创新的动力。由于数字技术令自动化设备的能力大幅提升，我们现在有能力将那些肮脏和危险的工作自动化。这也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不再是问题。换言之，即便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性通货紧缩依然存在。
此外，全民基本收入还会给劳动市场带来其他三个重要的影响 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将大幅促进志愿服务的发展 目前，在环境保护和赡养病患及老人等领域，由于这些需求并无足够的资金支撑，劳动力总是供不应求，且活动往往依赖于捐赠。当人们必须利用几乎所有空闲时间来谋生时，自然没有余力去做志愿者。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极大地促进人们对志愿服务的参与，就像退休人员所展现出的那样，他们实际上已经享有了全民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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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民基本收入将极大地拓展创业活动的空间 许多有意愿在当地创业（如开美甲沙龙或餐馆）的人，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始终无法辞掉日常工作来尝试。我有时将全民基本收入称为“每个人的种子资金”。社区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将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当地就业。
随着这些新企业的兴起，它们中一些会获得传统的融资支持，比如银行的贷款式风投，但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扩大众筹的范围和重要性。如果你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你将更有可能愿意投身于通过众筹吸引支持的活动，如创作音乐视频并上传至YouTube。同时，如果基本需求有所保障，人们也更愿意用超出全民基本收入的一部分来支持众筹项目。
最后 全民基本收入对劳动力市场的第三个重大影响是会促进以人为本的职业的增加 有些工作即使可以自动化，我们有时也更喜欢由人来完成。这些工作包括制作和提供食物、按摩、心理治疗，当然还有艺术和手工艺。录音发明后现场演奏依然很受欢迎并在继续发展，便是人们对这种人际交流渴望的例证。现场表演带来的感觉和音乐直播相比有着其独一无二之处，这来源于我们对表演者拥有与我们类似的情感和思想的直觉性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为别人表演或烹饪也能带来巨大的享受。全民基本收入将极大地增大人们参与这类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有了全民基本收入，我们会丧失意义感吗
我已经解释并反驳了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三个主要反对意见，说明它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对劳动力市场和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反对意见也值得一一澄清，其中包括人们认为这属于不劳而获的道德异议，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专门进行回答。
有一种观点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削弱工作在社会中的价值。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全民基本收入正是对世界上大量未得到支付的劳动的一种肯定，包括育儿等 在当前定义下，“工作”几乎已经成为有偿劳动的代名词。按照这个逻辑，没有得到报酬的活动就不算工作。蒙台梭利学校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例子，它们将教学建立在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并将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视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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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担心，全民基本收入会让人们不再工作或不再寻找工作，这会剥夺工作带来的意义感。但是，将工作视为人生目标的观念相对较新，主要与新教的工作伦理观念相关。过去，人生的意义往往与宗教信仰相联系，宗教通过遵循特定教条来为生命提供意义（其中可能包括工作，但工作并非目标本身）。因此，人生意义的源泉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被重新定义。随着人类社会向知识时代的过渡，投身于知识循环或维护它将成为更值得关注的焦点。此外，我们作为人类拥有知识所带来的力量，那么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同样重要。
另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人们可能会将基本收入用于购买酒精和违禁药品，有时批评者会提到美国原住民从赌场获得收入带来的违禁药品问题。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担忧是成立的：没有任何全民基本收入试点发现药物滥用或酒精滥用问题的显著上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阿片类药物危机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问题。
有些人之所以反对全民基本收入，并非出于对其有效性的怀疑，而是认为这是富人压制穷人、防止他们反抗的一种阴谋。有些人真心认同这种批评，而一些人则把它当作政治分裂的工具。然而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响恰恰相反，正如托马斯·佩因
（Thomas Paine）所指出的。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多个地方，穷人事实上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他们忙于保住工作，甚至没有时间投票或参加公职竞选。美国的选举在工作日进行，但雇主并没有被要求给去投票的员工假期。除选举之外的民主进程，如组织抗议活动甚至罢工，也需要人们有时间来投入。全民基本收入将极大地改善人们的参与能力，从而挑战现状。
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将人们从工作循环带入知识循环
在讨论信息自由之前，我们应当回顾一下，为什么个体无论是否做出经济贡献，都应该有足够的资源去满足自己的需求。
以呼吸的空气为例，我们没有人为其存在做贡献：我们只是在这个星球上继承了它。类似地，今天在世的人没有人需要再去发明电。电力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我们继承了其带来的好处。你可能会指出使用电力需要支付费用，人们必须为之买单，但他们支付的是电力的生产成本，而非发明成本。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其他诸多例子，如抗生素、车轮、切片面包等，它们都是我们共同继承的人类知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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