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之后的世界

（Josh Hawley）提出的《ACCESS法案》（ACCESS Act）是为社交媒体公司设计的类似概念的初步尝试。尽管到目前为止，这项尝试尚未取得显著进展，但它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机器人可以作为反垄断法规的一种重要现代替代方案，将权力重新交给终端用户。

改革版权和专利制度_，打破分享和创造的界限

即便地理和优先权方面的限制可以克服，并有机器人代表自己在网络上行动，我们仍然会面临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制约了我们的创造与分享。首先，我会探讨版权和专利法，提出减少它们对知识循环限制程度的策略。其次，我还将讨论隐私法问题。

如我先前所述，单靠手抄复制图书的成本极为昂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明了印刷机和活字印刷术，这两项发明大幅提高了信息复制的速度并降低了成本。甚至在那个时代，政府和宗教机构也视低成本的信息传播手段为对其权威的威胁。例如，1662年英国出台的《出版法案》规定了经营印刷厂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而这种批准往往建立在同意审查批评政府或违背英格兰教会教义的内容的基础上。因此，版权法（即复制的法律权利）的起源与审查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时，拥有复印权的人实际上独占着版权内容，从而形成了经济上有利可图的垄断。然而，审查并非维护垄断地位的体面理由，因此支持维系这种特权的辩论很快转向版权是为了激励内容创作的必要存在的观点。18世纪早期，作家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等人认为，作者所付出的学习和写作时间，不仅在道义上决定了著作权属于他们；为了激励人们进行这些活动，也必须停止生产“盗版副本”（Deazley, 2004）。尽管与审查相比这个论点更具吸引力，但实际上，即便是在那个时代，版权也很少掌握在原创作者手中。通常情况下，经济上的版权收益归出版商所有，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通过一次性支付给作者或歌曲创作者的方式获得版权。

版权是为了激励内容创作的论点还忽视了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已有大量的内容创作。举个例子，最早的乐器制作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这比版权概念的提出早数千年。即便是已知最早的一段歌曲记录——这标志着音乐从信息向知识的转变，也有大约3400年的历史（Andrews, 2018；Wulstan, 1971）。显然，人们在版权法出现之前早就开始制作和分享音乐了。通过制作和销售录制音乐获利颇丰的那段时间非常短暂，始于19世纪70年代留声机的发明，并在1999年达到了巅峰。而近年来随着流媒体的兴起，音乐产业收入又在逐渐回升（Smith, 2020）。

在录制音乐获利颇丰的短暂繁荣期之前，音乐家维持生计主要依靠现场表演或赞助。即使没有音乐版权这个概念，音乐家也在持续作曲、表演和录制音乐，并采用版权概念出现之前的方法赚钱。正如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审视这一议题时所发现的，这样的情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录制音乐收入的减少，伴随着现场音乐表演收入的增加……于是录音音乐成了现场表演活动的一种市场营销开支”（Johnson, 2015）。许多音乐家现已选择在SoundCloud或YouTube免费发布音乐，通过现场表演（新冠疫情期间转向线上直播）或通过众筹平台如Kickstarter和Patreon来获得收入。

再后来，版权持有者强化了他们的权利并扩大了影响范围。例如，美国1976年通过的版权法允许创作者创作内容后自动拥有版权，无须注册（U.S. Copyright office，2019）。到了1998年，美国版权期限延长法将版权的有效期从作者逝世后50年延长至70年。这通常被称为“米老鼠保护法”，因为迪士尼集团为此进行了积极游说——在基于受保护的内容开展大量业务之后，他们注意到自家的多项版权即将过期（Slaton, 1999）。

近期，版权游说者试图干预互联网内容的发布，提出了诸如“保护知识产权法案”和“停止在线盗版法案”等议案，并在最初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加入相关条款（美国退出后条款被移除）。在这些最新的版权扩张尝试中，版权与数字知识循环之间的冲突尤为明显。版权限制了用户对其可获取内容的使用，基本上局限于消费行为。它对用户分享内容、创建或利用这些内容制作其他作品的能力形成了明显的限制。例如，由于版权问题，YouTube上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歌曲“生日歌”的视频被下架处理，直到几年前这首歌才不再受版权保护。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阻止人们收听或观看已经存在的内容从来不是最佳选择。考虑到访问数字副本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若某人从已有内容中得到乐趣，这对世界将是有益的。如果他们因此获得灵感，并创作出新的内容，那么世界将受益颇多。

尽管复制内容的边际成本为零，但你可能会问，最初制作这些内容的固定和可变成本从何而来，如果所有内容都免费，那创作它们的资金将从何处来？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需要版权来支持内容的创造，尤其是那些大型项目，比如好莱坞电影或复杂的电子游戏：如果没有版权保护使其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这些项目可能无人问津。但即便对于此类大项目，执法上也应有所限制。例如，不应因一个链接指向盗版电影而关闭整个服务平台，只要这个链接能被迅速删除即可。我认为版权保护的范围应该大幅缩减，获取成本应该更高。对内容应自动拥有的唯一权利应该是署名权。保留额外权利应需要支付注册费，因为这相当于要求对数字知识循环中的内容进行限制。

设想一个场景：知识作品唯一自动获得的权利是署名权，那么任何人想要复制或传播你的歌曲，只需要注明你的名字即可。这不会对知识循环的任何环节形成阻碍。署名不限制副本的复制、获取和分发，也不限制派生作品的创造或分享。署名包括注明歌词作者、曲作者、乐器演奏者等信息，也可以注明你发现此音乐的地方。当前，对于数字文本和图像的署名实践正在通过使用知识共享许可，或在开源软件开发中使用MIT许可证而变得流行。

若你不希望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你的音乐，即你想限制作品对知识循环的贡献，这无疑会减少它为社会带来的益处。因此，你应当为这种排他权支付费用，既是补偿社会的损失，也是支付执行费

用。这种费用可以按月或年缴纳，中止支付后，你的作品则自动转回为只需署名即可使用的状态。

想要保留音乐版权，你应该在版权登记处进行注册，部分版权费将用于维持登记处的运作。得益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得以运行，这些数据库无须由单一实体控制并运行，允许多个注册机构共享和访问同一全球性数据库。这些登记处可以自由查询，注册过程会核实你是不是在注册他人作品。利用这些登记处，音乐流媒体服务提供商，例如Spotify或SoundCloud，就能轻松地遵守相关规定，确保不会分享拥有保留权利的音乐。

注册费用可依据你希望保有的权利调整。例如，如果你愿意让他人为非商业用途使用你的音乐，或允许创作衍生作品，你的费用可能更低；相反如你希望全面保留权利，费用可能大幅上涨。该系统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和视频。

有批评者指出，这种系统会加重创作者的经济负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将内容从知识循环中移除同样会给社会带来成本。追查侵权行为并对侵权者进行处罚所带来的额外开销也不容忽视。因此，让创作者承担费用是公允的，特别是在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确保其经济自由的情况下。

全民基本收入同样被用于为支持严格的版权制度的观点辩护，即出版商提供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一论点并不充分，因为所有主要的音乐厂牌加起来也只雇用了2万多人（“Sony Music”，日期不详；“Universal Music Group”，日期不详；“Warner Music Group”，日期不详）。更重要的是，这种就业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版权制度的社会成本。许多唱片公司的所有者、经理和员工并非真正的音乐创作者。

此外，实行付费注册制度是合理的，因为知识作品从不是孤立地产生的。所有作者都接触过别人的书籍，音乐人都聆听过大量音乐，电影制作者则观看了无数电影。艺术之所以吸引人，往往在于

它能汲取前人的作品加以引用和参考，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晦的。
我们所有人都是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循环的一部分。

版权可能会限制我们分享知识 而专利制度则会限制我们利用知识创造新事物 就像版权赋予了对内容复制的独占权一样，专利赋予了对其应用的独占权。专利的存在有其逻辑基础，与版权相似，即赋予的独占权将带来利润，为投资研究和开发提供激励。

但正如版权那般，专利保护可以激励创新的论点也应予以审慎对待。人们在专利制度出现之前就在进行发明活动，而且很多持续进行的发明创造并不以获得专利认证为目标（Kinsella, 2013）。例子之一就是数学，它证明了“内在动机”的力量，即出于对某事本身的热爱而非因金钱回报而采取行动。许多人甘愿把时间用于解决单一的数学问题，而这些努力常常没有回报。但正是因为人类解决问题的内驱力，数学领域在完全没有专利认证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进步——幸好目前为止数学公式和证明从未被专利认证囊括在内。通过其他方式，这种解决问题的冲动可以且已经得到了成功的放大。

第一个专利系统于15世纪中期在威尼斯建立，英国到了17世纪已有一套较成熟的体系。在此之前，发明便有了数千年的历史，那是一个出现了字母表、活字印刷术、车轮和齿轮等关键性突破的时代。更不用说，许多发明家选择不申请专利，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对社会而言将是一种损失，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发明，比如X射线、青霉素和乙醚的麻醉应用，都没有申请专利保护（Boldrin & Levine, 2010）。既然我们意识到了限制知识使用会造成成本，我们应该探索除专利以外有哪些替代方式能激励创新。

许多人因出于解决自己的或世界性问题的愿望而受到激发。随着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更多人将有能力将时间投入发明创造中。数字技术降低了发明成本，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的创新诞生。例如，科研外包服务公司Science Exchange创建了一个实验市

场，如果现在你需要对一系列基因测序，可以不需要花费超过50万美元购买目前测序最快的Illumina公司的测序机器，而是通过Science Exchange以每次不到1000美元的费用使用这样的机器。此外，下一代测序机的出现也将进一步降低成本——技术通缩在起作用。

一些立法大大提高了创新成本。尤其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围绕药物试验的规定，使药物研发成本高得惊人，导致其推向市场的成本可能超过10亿美元。尽管保护患者至关重要，但新的统计技术可以实现更小规模和更快速的药物试验（Berry et al., 2010）。过高的医疗伤害索赔也成为创新的障碍。由于成本高昂，很多药物要么没有得到开发，要么虽然有效却因索赔退出市场，如针对莱姆病的疫苗Lymerix（Willyard，2019）。

专利并非刺激创新的唯一手段。历史上采用的另一成功的策略是提供奖励。1714年，英国为鼓励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慷慨设立奖项。一些发明家因他们设计的计时器、月球距离表等确定经度的方法，包括对现有方法的改进而获得奖金。数学是另一个展示奖励效应的例子，奖金除了金钱外，也代表了认可——除了备受推崇的40岁以下数学家可以得到的菲尔兹奖，还有7个千禧年大奖难题等待解决，每个附带着100万美元奖励［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问题被解答，而解答者格里戈里·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选择不要奖金，只接受了荣誉］。

在期望加快知识循环的时代，我们必须更多地侧重于那些能够自由使用的知识。最近的X奖金、DARPA大挑战赛和NIST竞赛等奖励计划都取得了成功，众筹未来奖励的潜力巨大，医学研究尤其应成为奖励的目标，以降低医疗保健的成本。

虽然奖金可以加速知识循环的发展，但现存的大量专利仍然是一个阻碍。我相信，通过减少被称为“专利巨魔”的非专利实施实体（NPEs）的影响，可以让专利制度更加高效。这些公司没有自己的主营业务，而是专门通过专利诉讼来获利。他们不仅起诉公司，也起诉该公司的客户，导致许多公司为避免诉讼而选择迅速和解。然后，非专利实施实体会用这些和解金继续支持新的诉讼。幸运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对专利诉讼适用的情况提出了限制，这可能会限制非专利实施实体的活动（Liptak，2017）。

作为专利改革的关键一步_，我们必须使废除现有专利变得更容易_，同时使获得新专利变得更困难 在这两个方面，美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当前获得许可的大部分专利内容，包括仅得到少量公共资金支持的大学研究，都应该被排除在专利认证之外。各大学经常推迟发布其希望获得专利的研究成果，以便日后进行授权，这种做法对知识循环的损害是很严重的。

我们在庆祝专利作为科技进步的标志时也走上了歧途，我们本应当将专利视为一种必要之恶。理想情况下，我们应当减小现有专利保护的范围，提高新专利申请的门槛，同时通过奖励和提升社会认可来尽可能促进无约束的创新。

如何超越隐私的束缚

版权和专利并不是唯一会妨碍数字知识循环的法律障碍。我们还在通过巧立名目的隐私法规制造新的限制。这些举措不仅限制了信息自由，而且长远来看，我认为隐私与技术进步在根本上是不兼容的。我们不应死守现有的隐私概念，而应该学会在信息广泛共享的环境中如何保持自由。传统上，隐私是我们维护自由的手段之一。要在保持自由的同时超越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拓展经济自由、信息自由和心理自由。

在详细阐述这个立场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不同国家和个体对特定类型信息的隐私处理方面的巨大差异。比如，瑞典和芬兰多年来一直在公布每个人的税务申报，一些人，包括哈佛医学院的首席信息官及技术院长，甚至公开了他们的完整医疗记录（Doyle & Scrutton, 2016; Zorabedian, 2015）。这些例子说明，在某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公开那些通常被认为必须保密的信息。经验表明，分享这类信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极为有益。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论点，我们应当对比保密和公开分享信息的成本与收益。数字技术正在使得分享的好处远远超过保密。以放射线影像为例，传统的模拟X线成像属于实体胶片，需要冲洗后才能在背光下查看。为了保护其中的信息，人们将胶片锁在文件柜中。若要征询第二意见，必须通过邮件将文件发送给另一位医生，这个流程不仅耗时费力，而且易出错。尽管对这些文件保密很容易做到，使用上却颇为不便。

现在我们来看数字X线成像。患者可以在医生办公室立即获得数字影像的副本，可以是在U盘上，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Dropbox或是其他互联网形式分享。这一技术使得我们能够迅速获得第二意见。如果问诊的医生对影像无法给出确定的判断，患者还可以将其上传至网络，让全世界的医生、病患或是敏锐的观察者查看，哪怕这一情况极为罕见。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一些为医学专业人员提供影像分享网络的公司里时有发生，已经屡见不鲜。

然而，这种简便的分享方式背后，是难以避免的隐私问题。任何查看数字影像的医生都能够免费、快速、无损地复制这些影像，并发送给其他人，保险公司等可能接触到影像的相关方也是如此。

批评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加密技术防止未授权的图像扩散，但这种做法有其局限性，若一意孤行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简言之，数字X线影像的优点是便利与高效，但保护数字信息的难度也随之剧增。

分析还没有结束。数字X线影像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层面。假如有一个包含大量带有诊断结果的数字X线成像的影像库，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来检索这些影像，让机器学习如何进行诊断。得益于零边际成本的原理，这些系统最终可以为未来的诊断提供免费服务。这确实是我们渴望看到的结果，但我们达到该目标的速度及其控制权将取决于谁能够访问这些数字X线影像。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医疗信息公开，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的创新将获得极大加速。目前，只有资金充裕的制药公司和少数大学研究项目有能力开展新的医学研究和药物开发，因为只有它们才能负担起邀请足够多的患者参与试验的费用。许多科学家因此加入了大型制药公司，这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果会得到专利保护。即使是在大学，研究议程也往往受到严格控制，信息获取被视为一种竞争优势。虽然我意识到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以创造一个广泛接受健康信息共享，并将带来的风险降至最低的世界，但这应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或许你会好奇，为什么我坚称完全保证隐私是不可能的，加密技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吗？但事实上，加密技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加密和解密用到的密钥本身也是数字信息，因此确保它们的安全仍然是个大问题。本地设备上生成的密钥也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除非你愿意接受一旦丢失密钥，就可能永久失去其所保护的数据的风险。因此，绝大多数系统都提供了某种基于云的备份方案，但这也意味着有人可能通过技术拦截或者欺骗他人无意中从安全漏洞中访问你的数据。想想那些因丢失密钥或遭到攻击而无法拿回巨额加密货币的人，你就会明白这个问题有多严峻。那些记录良好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为了安全不得不投入巨资于安全程序、人员审核和操作保密等环节。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终端安全”。向医生发送X线成像文件以征求第二意见时，医生的电脑可能装有一个能访问屏幕上任何内容的程序。为了查看X线图像，医生必须解密并查看它，这个程序也就能接触到这一影像。要避免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对所有计算设备进行锁定，禁止终端用户安装任何软件。但即使是严格控制的设备，也无法避开“模拟漏洞”——某人可以直接拍摄屏幕上的画面，并扩散传播。

锁定计算设备意味着信息自由的减少，压抑创新，并对知识循环和民主构成巨大威胁。如果我们放弃对个人计算内容和信息交换对象的控制权，就等同于接受了独裁统治。就移动计算而言，我们部分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已经走向了这一方向。比如，苹果公司就以此为由解释了为何iPhone只能通过App Store安装应用程序。如果这种做法推广到所有计算设备，包括我们的个人电脑和云服务

器，那么隐私和技术进步的不相容性将变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选择强有力的隐私保障，或是自由的通用计算方式，但无法兼得。

尽管不少人相信既能保护隐私又能持续创新的道路一定存在，但没有人能提出一个自洽的未来蓝图：在这个蓝图中，个人可以自由使用技术的同时，隐私也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一旦走出家门，你或许就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因为现在每部智能手机都有摄像头，将来可能连微型无人机都会装有摄像设备。你特有的步态几乎和你的指纹一样具有可识别性，你的面部图像可能已经在网络上流传，你的车牌号也可被任意一台摄像机读取。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留下DNA，而我们即将可能以大约100美元的价格在家中进行DNA测序。那么，政府应该控制这些技术吗？如果应该的话，使用这些技术来分析某人的身份或动向，是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对这类问题，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却没有考虑这样做对创新以及国家和公民权利平衡的长远影响。例如，公民最近使用了面部识别技术识别便衣警察。那些呼吁禁用该技术的人只是过于关注监控问题，而忽略了这种“反监控”（sous-veillance）的用例（法语“sous”意为“下方”）。

隐私与技术进步不兼容的根本原因远不在此。宇宙的基本特性之一是熵，这意味着破坏比创造来得更容易、更快。构建一个沙堡可能耗时数小时，但一个浪头就能瞬间将其摧毁。一个人成长到成年需要近20年的养育，却可能仅因一颗子弹而丧生。因为这种固有的不平衡性，技术进步加强我们的破坏能力的速度超过了我们创造的速度。现在，尽管一个人的成长仍需20年，现代武器却能在片刻间杀死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如此看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必然会选择让渡隐私以保护整个社会。试想一下，未来任何人都能在自家地下室制造生物武器——例如，一个比新冠更致命的变种病毒。在这样的世界里，事后执法显得毫无意义。

如果无法在不将技术控制权交给少数人的情况下保护隐私，我们可能需要考虑接纳一个后隐私时代。我们应更注重保护人和自由，而不仅仅是数据和隐私。我们应当让更多信息公之于众，同时加强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因为网络黑客和数据泄露，大量信息已被披露；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在博客和社交媒体上主动分享个人信息（McCandless，2020）。全民基本收入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隐私泄露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经济后果的担忧。例如，在你害怕如果雇主发现你发布了一篇关于与抑郁症斗争的博客文章可能让你失去工作时，你可能会选择沉默。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固化了整体上对抑郁症的社会禁忌。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国家，性取向或政治倾向等私人信息被泄露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甚至是生命危险。想要进入我所设想的后隐私世界，民主和人文主义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