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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之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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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认为后隐私世界不可能实现或令人恐惧的人来说,它们应该知道隐私是一个近现代的都市概念。尽管美国宪法保护了一些特定的权利,但它并没有确认普遍的隐私权。在18世纪之前,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与现代隐私观念直接对应的理念。许多日常生活功能在过去更为公开地进行。此外,不同文化中的隐私观念差异巨大:比如,很多西方人初次体验公共厕所时会感到非常惊讶(Sasha,2013)。世界各地的乡村生活中,隐私程度远不及大城市,这种隐私的缺失可被视为压抑,也可看作是紧密社区的优势,比如邻居发现你长时间未出门可能生病了,会主动提出帮你购物。

你可能会担心银行账户的问题:“如果我的账号是公开的,岂不是犯罪分子可以轻易窃取我的资金?”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建立如Apple Pay和Android Pay这类系统,它们通过额外的认证来授权支付。未来将普及应用双重认证系统,且我们会越来越依赖像Sift这样的实时评估交易欺诈概率的系统。正如比特币区块链所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公开账本供所有人查看,但只有使用“密钥”的比特币地址拥有者才能发起交易。

人们对健康信息的隐私问题也感到紧张。例如,我们担心一旦雇主或保险公司得知我们患有某种疾病或处于某种状况,自己可能会面临歧视。全民基本收入所带来的经济自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不因为歧视而陷入困境。另外,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使劳动力市场缩减,减少雇主拒绝某些求职者群体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立法要求雇主提高聘用过程的透明度,从而更容易发现歧视行为。不过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要求提高透明度通常会与保护隐私权利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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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留言板4Chan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普尔

(Christopher Poole)等人担忧,没有隐私,人们在网上的自由参与可能会受限。他们认为,隐私让人们能够舒适地在网上扮演有着戏剧性变化的多重身份,这些身份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有较大出入。然而我认为,若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相背离,我们需要承受的代价是焦虑、神经症等心理问题。相对于隐私构成的面纱,保持透明度更有益于健康。情感健康源自我们对不同兴趣的整合,形成一个真实的、多维的人格,而非自我分裂的状态。有关在线自我呈现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可以支持相关观点,这些研究发现,不真实的自我表达与更高的焦虑和神经质水平有关

(Twomey & O'Reilly,2017)。

那些反对后隐私观点的人士指出,专制政府可能利用信息来对付公民。无疑,若要达到高标准的信息自由,维护民主和法治至关重要,这在本书的第五部分中也有明确的表述。但与此同时,更加公开的信息其实增加了独裁政权的接管难度。例如,当税务记录公开时,人们更容易清晰地看到谁是政治变革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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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理性思辨能力<sub>,</sub>在知识时代自由地引导注意力

我们需要积极投入

卡尼曼所称的“系统2”<sub>,</sub>

即大脑中需要付出努力<sub>,</sub>

能让我们独立并理性地思考的部分。

试想你身处一个实现了经济与信息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善加利用所拥有的自由,还是会被自己的信念和恐惧所阻碍,无法深入参与知识循环?更糟糕的是,你的注意力是否会被那些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设计的系统所占据?在这样的社会中,你是会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地探索,还是会受到工业时代信念的影响,仍旧困于传统的工作循环之中?你是拥有明确的目标感,还是因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和上司指导而感到茫然?你是会探寻新知识,还是只去验证自己已有的信念?你是敢于创新,还是会因为害怕失败而退缩?当你的注意力被操纵时,你能意识到吗?

前文探讨的经济和信息自由涉及的是集体行动方面的变革下面将讨论我们的个人行动。为了摆脱根深蒂固的工业时代的观念<sub>,</sub>我们可以通过展开正念练习来迈出第一步。在我看来<sub>,</sub>这对于在知识时代中自由地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下一时代所涉及的心理因素是深刻而复杂的。早在新冠疫情之前,社会和经济的巨变就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压力。气候危机的加剧以及全球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的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感。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与新技术和谐共存,我们似乎会不自觉地在开会、驾车乃至睡前频繁查看智能手机。这种行为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睡眠障碍、自杀、药物过量和反社会行为(比如霸凌)的发生率上升正是其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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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超越对整体人口的一般认识,并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刻反思,这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努力。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被我们的内省和自我意识的情绪反应劫持。我们能否战胜那些阻碍我们学习、创造和分享知识的焦虑情绪?我们能否放下手机,尽管手机设计的目的就是吸引我们使用?这似乎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人类具有独特的适应能力。毕竟,在过去,我们已经历了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再到工业时代的两次重大心理变化。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人类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地适应这些变化。正如神经科学家们所发现的,我们的大脑即便在年老时仍然具有可塑性,这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内容是可以改变的。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诸如呼吸觉知、冥想和认知行为疗法等技巧来有意识地做出改变(McClintock, 2020)。简单地说,大脑被认为由两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本能地产生情绪和快速判断,另一个部分则允许理性思考,但需要付出努力(Kahneman, 2013)。正念可以通过减少我们的本能反应对行为的控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运用理性思维。

俗语“三思而后行”很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行动前先停下来反思。让心灵自由这一理念在东西方传统中均有所体现。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发展了一些控制情绪的思考练习,例如在失去某物之前反复想象失去它的情形。在佛教中,冥想技巧被用于帮助人们实现类似的心理自由。我们现在有了现代神经科学研究,开始揭示这些技巧的作用原理,并表明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并不是因为宗教信仰或迷信,而是基于大脑的物质基础(Yoon, et al.,2019)。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为了将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循环和知识时代的其他活动,我们需要从何处解放自己。

满足需求而非满足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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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让我们对工作和消费产生了混淆,我们不再将它们看作实现目标的手段,反而将其视为目标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努力工作和增加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而这仅仅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工作和消费。虽然听起来荒谬,但这已经成了主流思想。我们甚至将这种观点深植于宗教中,转向了鼓励人们更努力工作并赚取更多收入的新教工作伦理

(Skidelsky & Skidelsky, 2013)。

更糟糕的是,我们往往受困于所谓的“炫耀性消费”,即“攀比消费”。在这种趋势下,我们买东西重视的不是其本身的价值,而是相较于他人,这些东西可以带来的声望。如果邻居买了新车,我们便渴望拥有更新、更贵的车型。这种行为不仅出现在商品购买上,在服务消费中同样如此,例如1000美元的理发服务和米其林星级餐厅每人595美元的晚餐。当然,这种混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数万亿美元广告投入的驱动,这些广告试图说服我们买更多的东西,用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快乐的场景感染我们。受到经济政策、广告和宗教的影响,不少人开始笃信物质主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然而,对消费的强烈欲望不过是一种成瘾性行为,它利用了大脑中的一种机制。当你渴望某样东西,例如一辆新车时,你的大脑会基于你对幸福的预期释放多巴胺,给你带来愉悦感。一旦你拥有了这辆车,你会把实际体验与期望相比较。如果车不如期望的好,多巴胺水平就会降低,从而产生极度的失望感;如果与期望相符,多巴胺水平将保持稳定;只有当超出你的期望时,你才会再次获得新一轮的多巴胺冲击。当你逐渐习惯了新车,对它的期待也会调整,你就不会再从拥有一辆新车这件事中获得愉悦感。结果会导致所谓的“快乐跑步机”现象:当大脑适应了某件事物,比如一辆车或一个公寓,想要重新拥有初次体验时的幸福感,就需要跑得更快的车或更大的公寓(Szalavitz, 2017)。

但同样的机制也能为创造和探索提供长期动力,这与消费截然不同。作为一名艺术家或科学家,你可以不断寻求新的主题或方向;作为一名旅行者,你可以持续发现新目的地。在这种意义上,摆脱对消费的欲望,即消费本身能带来幸福感或意义的错觉,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认识到可以让大脑从关注消费转向其他追求,其中很多追求都属于知识循环的一部分。重新定向我们大脑中的奖励机制,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需求与欲望的区别。你需要吃饭,但你可能想要在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你需要喝水,但你可能想要品鉴昂贵的葡萄酒。这正是前文提及的全民基本收入侧重于满足需求而非欲望的原因。一旦你在经济上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并从对物质的欲望中解放出来,你就可以将精力投入知识循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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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热爱滑雪并一直在寻找完美的雪场,那么全民基本收入如何让你能集中精力去实现它呢?或许光靠全民基本收入,你可能无法负担每年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的旅费,但考虑到滑雪设备可以用好多年,还可以和他人共享,它实际上并不贵。如果你愿意徒步登山,那么无须购买度假地昂贵的缆车票,你便可以尽情滑雪。

在这种情境下,心理自由意味着把你从对滑雪方式的固有假设中解放出来。有助于实现这一点的是,你可以提醒自己很多这样的假设都源自那些以这种方式描绘滑雪以获取商业利益的公司。一旦你能学会将滑雪定义为一次户外探险和亲近自然的机会,它就并不需要花费太多。这种逻辑也适用于许多其他活动。

为了从欲望中解脱出来,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区分需求与欲望,了解大脑如何运作,并将我们的追求方向从消费转向创造性和体验性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放下长期形成的对于物质欲望的依恋。最后,我们还应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到的广告,理解其如何让我们对需求与欲望产生了幻觉,并使我们持续陷于工作循环中。

为知识本身而学习

孩子每天会问许多问题,常常让没时间解答的父母感到困扰。人类天生富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正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Shin & Kim, 2019)。但在工业时代,好奇心并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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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里,工人每天重复同样的操作,好奇心并不会被重视。同理,现代许多服务行业的工作,如操作收银机器或配送包裹,同样不太需要好奇心。

现行的教育体系是为了支持工业经济的工作循环而设计的,因此它更倾向于压制而非培养好奇心,这并不出人意料(Gatto,et al.,2017)。尽管教育者们很少将“压制好奇心”列为目标,但许多教育实践实际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例如,强制所有8岁儿童学习相同的数学知识、采用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削减音乐和艺术课程等做法,都在无形中打压了孩子们的好奇心。

破坏我们的好奇心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常依据“能否帮我们找到一份好工作”来评判一个知识领域。如果孩子对学习斯瓦希里语或弹奏曼陀林感兴趣,你会支持他们吗?还是你会问:“你怎么靠这个谋生呢?”这样的问题反映出了我们的偏见。当前,人们热衷于学习编程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例子,人们学习编程是为了在科技行业找到高薪工作。我们忽视了出于对编程本身的好奇,或将之作为科学或艺术工具的价值,反而将其强行纳入工作循环这一工业时代的逻辑框架。

我们需要摆脱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 学会为了知识本身而学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们的担忧,即如果让好奇心引导学习,我们或许无法糊口。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是否仍将有足够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呢?实际上,与现在的体系相比,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强迫孩子学习会扼杀他们天生的好奇心。

数字技术可以加快知识循环,凸显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其他障碍。首先是确认偏误: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接受那些符合我们已有认知的信息。网上有大量可获取的内容用以强化我们现有的看法,而非让我们开启新的学习道路。我们有可能在这些观念中变得越来越顽固,分化成一个偏激且偏见日盛一日的群体。这种现象随着互联网系统的个性化功能更加显著,如“信息茧房”会让我们更少接触到冲突性信息,(Paris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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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另一个障碍是,我们倾向于基于有限的数据过早下结论。当一项研究指出,与大型学校相比,小型学校的学生表现更好后,教育工作者会创建许多小型学校,而随后的研究却发现这些小型学校表现不尽理想。事实证明,一所学校的学生数量越多,它的学生表现结构可能越接近学生总体的分布。因此,小型学校的学生的成绩普遍偏好或偏差。

关于决策和认知的理论,可以参考丹尼尔·卡尼曼的另一力作《噪声》,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讨论了这类偏见。我们之所以依赖那些导致一致性偏差和讲故事的启发式,是因为人类大脑中的很多系统都为了速度和省力而进行了优化 。这些思维方式在模拟知识循环的世界中更有优势,因为更正错误的时间比较充裕。但在当今快速的数字知识循环中,我们必须放慢步伐,否则就会面临传播错误信息的风险。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虚假故事在网上的传播速度远超真实故事(Vosoughi,et al.,2018)。

我们现在的在线交互体验大多是被设计来利用我们的认知和情感偏见,而非帮助我们战胜它们的。像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通过吸引卡尼曼所说的“系统1”,即我们大脑中负责认知偏见、自动运行的部分,吸引了我们更多的注意力,而变得更具价值。相比之下,人们更愿意查看可爱的动物图片或朋友的状态更新,而不是阅读对碳排放征税提案的深入分析。近年来“假新闻”的爆发利用了人类认知系统的缺陷,使得大规模操控成为可能。

新系统的开发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
种在线阅读器,为用户提供相互对立视角的故事。面对每个话题,
你都可以探索持相似观点和对立观点的内容。这种阅读器可以作为
浏览器插件,帮助用户在离开社交媒体平台并在网络上四处搜寻
时,引导他们积极地探索平时不常访问的信息源(Weng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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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积极投入卡尼曼所称的“系统2”,即大脑中需要付出努力,能让我们独立并理性地思考的部分。培养并持续进行某种形式的正念练习对克服偏见与解放自己去学习至关重要。

保持创作冲动

继学习之后 知识循环的下一环节是创作。其中,我们依然面临自由的挑战。正如毕加索所言,“每个孩子天生都是艺术家,关键在于长大后如何保持艺术家的天性……”。成年后,我们开始自我审查,抑制小时候所拥有的创造性天赋。当前的教育体系重点是应对标准化考试,会严重扼杀我们的创造冲动。这使得许多人逐渐相信,他们没有创造力。

工作循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于创造力的固有观念,形成了制度化的障碍。社会对人们的分类是专业人员和业余人士。我们赞赏专业的吉他演奏家、艺术家和雕塑家,却贬低业余爱好者,轻视他们的作品,称其为“业余作品”。当我们用艺术家或音乐家的收入来衡量他们的创造力,而不是以他们的追求热情来衡量时,可以想见,很多人会担心自己永远无法有所成就。

杂念同样抑制了我们的创作冲动。总是有另一段YouTube视频可供观看、另一封电子邮件待读和另一条社交动态值得浏览。我们的大脑尚不适应这个充斥着大量专为吸引注意力而设计的信息的环境。我们的大脑是在一个充满生存挑战的环境中逐渐演化而来的。比如,听到附近动物的声响可能意味着生死攸关的危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如此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这就像我们在糖分超标的世界中对糖依然有着渴望一样,一切都源于进化,是对当前环境的一种不适应。

为了真正投入创作,我们需要从这些精心选定并集中的刺激中解脱出来。正念练习在这方面大有裨益,能让我们排除干扰。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多种方法来预防干扰,比如将手机设置为勿扰模式(我的手机始终开启着勿扰模式,只允许家人联系我——如此我便可以在自己想用手机的时候使用,而不是在Facebook或Twitter想让我使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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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强大的内心

哪怕我们创作了一些东西,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害怕分享出去后会受到批评。人们可能会说我们的画作难看,我们的编码水平低劣,或是我们的提案太幼稚。考虑到在线评论的现状和网络“喷子”流行,这些担忧并非无根之由,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参与知识循环的障碍。部分解决之道在于,我们需要内心足够坚强,即使面对批评也要坚持分享。

解决之道的另一部分是培养同情心。每当我们在线点评他人作品时,我们应该提醒自己他们勇于创作并分享。同时应铭记,通过贡献于知识循环,他们实践了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类的行为。管理线上社群的人应该提供工具,以屏蔽和禁止那些恶意的、旨在制止分享的攻击性行为。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遭受独裁、审查或暴民统治的国家,分享意见、艺术品或研究将可能导致被监禁、受酷刑甚至死亡。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经常能在这些地方发现依然愿意自由分享的人。我们应由此获得鼓舞和勇气,并支持人们在这些地方建立反审查的系统,允许人们使用化名和以匿名的方式分享(尽管如前所述,这些系统最终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

在知识时代 “过度分享”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不是分享过多个人信息 而是无意识地分享有害信息。威胁、谣言和谎言可能会自我繁殖,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意中助长了一场信息风暴,在这个风暴中,最初的一丁点信息逐渐裂变,变成一场摧毁一切的雪崩。因此,与其他场合的自由一样,心理上分享的自由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需要克服恐惧,分享自己的创作和想法,同时也需要控制我们的情绪反应,以避免破坏知识循环。在分享之前,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增进知识追求还是有损于它。如果答案不明确,或许最好的选择是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