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之后的世界

将人文主义放在学习的核心地位

自我调节是心理自由的核心，它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欲望和需要。自我调节能让我们对他人的话语、文字或者行为保持冷静，而不是立即以愤怒回应。它让我们能够同情别人，乐于接纳新知识。同时，自我调节还能帮助我们克服创作和分享时的恐惧。

然而，我们人类对生命的意义有着本能的追求，这导致我们在寻求目标和认同的过程中，很容易陷入心理上的不自由。存在的焦虑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从无所事事到想做尽所有事的狂热。宗教能够持续存在部分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许多宗教声称，我们的宗旨是遵从一套神圣的戒律，如果我们能做到，相应的神明将会对我们的存在给予认可，甚至可能是奖赏。

许多宗教组织会故意打断知识循环。他们通过诸如审查和“神圣知识”等机制限制批判性探究——这是知识随时间累进的途径。这些机制通常体现在宗教典籍中，其目的是维护那些掌握文本及其解释的权威人士的权力。尽管信仰一种宗教可以满足你对意义的心理需求，但它也可能妨碍你全面、自由地参与知识循环。

许多非正式信仰亦是如此。人们可能信奉个人命运早已注定，来满足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但这同样会产生“这是注定的，我无能为力”等想法，进而阻碍心理自由。或者人们也可能属于某个社群，通过认同感满足意义需求，却又因为强制的一致性要求而限制了他们参与知识循环。通常很难意识到个人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被习俗或同伴压力所驱使。

围绕知识的重要性构建的新型人文主义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方案_，它不仅不会抑制心理自由_，而且能增强心理自由。以参与知识循环作为核心价值 我们鼓励大家学习新事物、发挥创造力并与他人分享。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得成为传说中的火箭科学家。有着许多方式可以参与知识循环，艺术创作、关怀他人和保护环境均是其中的一部分。

为了帮助人们获得心理自由，我们需要彻底改变大多数国家现行的教育体系。现有的教育体系是为了服务于工业时代而设计的，其目的是培养人们进入工作循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尊重知识本身的价值的体系，允许学生发现个人兴趣并将其深化为人生目标，并教导人们如何实现心理自由。换言之，我们需要将人文主义置于学习的核心。

人文主义与知识循环对于我们重新组织社会结构，以及对周遭世界承担责任具有重要影响。这将在第五部分中展开进一步探讨。

第五部分

从资本转向注意力_，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彻底改变一切

哪怕你现在已经确信了知识循环和注意力稀缺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性，并信服我提出的增进经济自由、信息自由和心理自由的建议，仍然有一个重大疑问摆在面前：这一切能实现吗？

你或许会觉得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从货币的创造方式到由谁控制计算，都太过激进。你可能认为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反驳说我们不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请注意这个事实：人类已经经历过两次彻底的改变。无论是从采集时代食物稀缺转变为农业时代土地稀缺，还是从土地稀缺转为工业时代的资本稀缺，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当人类从采集时代过渡到农业时代，生活方式由游牧变为定居，从平等主义社会进入等级社会，从混交制变成一夫一妻制，从泛灵论宗教变为有神论宗教。当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人类从乡村迁往城市，家庭结构从大家族变为核心家庭，从公有产权转变为私有财产等。尽管第一次转变持续了几千年，第二次转变历经数个世纪，但它们清晰地显示，当核心资源的稀缺性发生变化时，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深刻的改变。

现在，随着稀缺性的再次转变——从资本稀缺转向注意力稀缺，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彻底改变一切，不管这看起来有多难。第五部分将讨论一系列想法，将帮助我们思考每个人可以如何为这种转变贡献力量。还有许多不同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我所列举的只是冰山一角，你可以将其视为我们如何为此承担责任的启发源泉。

每个人都能因正念练习而变得更好

每个人都应当采取的

一项行动是发展正念练习_。

每个人都应当采取的一项行动是发展正念练习。虽然“正念”这个词被使用了很多次，可能会被忽视，但正如之前在讨论心理自由时提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练习，我们将难以完全参与接下来提到的其他行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式，或是冥想、瑜伽、跑步，或是完全不同的其他活动。我会在每天早晨起床和晚上睡前做有意识的呼吸觉知练习。我大约是在5年前开始这样做的，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帮助并激励他人同样实践正念练习。虽然数学是否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必修科目曾是人们争辩的话题，但关于是否应该将正念教育纳入考虑却鲜有讨论。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没有做过正念练习。每个人都能因正念练习而变得更好——代数却不见得如此。为促进正念练习传播的方式是科学研究和创业。对于不同技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大脑，目前还有很多未知。相关的个性化辅导服务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应用程序来协助人们进行冥想和有意识的呼吸觉知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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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注意力和资源来应对人类的生存挑战

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

并投入资源来应对气候危机_，

那么接下来的过渡过程可能比之前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时更为糟糕_。

气候危机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并投入资源来应对气候危机，那么接下来的过渡过程可能比之前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时更为糟糕（后者伴随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上，气候危机对人类而言是一个生存上的巨大威胁。

每天，难以量化的巨大能量通过阳光传递到地球上。许多能量会被重新辐射回太空，但是温室气体降低了地球释放热量的能力，使得热量停留在大气中。

以广岛原子弹释放的热量作为参照，你猜与前工业时期相比，地球保留了多少额外的热量呢？是每年相当于一颗原子弹的热量吗？还是每月一颗？又或是每周一颗，甚至是每天一颗？事实上，多出来的热量相当于每秒爆炸四颗原子弹，且这一过程是不间断的，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

如果外星人的飞船每秒往地球大气层投放四颗核弹，我们应当作何反应呢？我们肯定会放下一切全力以赴地应对。这几乎就是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情节。然而，我们面对的气候危机不是外星人入侵导致的，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发生的也不是震撼的爆炸，而是大气和海洋中的分子都在加速运动（即物质加热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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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气候危机有多种方式，包括改变个人消费习惯，比如改用电力取暖；投票支持那些承诺解决此问题的政治家；积极参与到环保活动中。就和拓展正念实践时一样，科学研究和创业是采取行动的关键途径。比如，仍存在诸多问题待解决，以使核聚变发挥更大作用（它将提供清洁的丰富电力），或是更有效地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同时，我们还需要创立许多公司来促进太阳能的充分利用，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以全新的民主形式迎接未来

我们应当探索新的民主形式

以迎接未来。

在需要迫切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哪种政治进程来实施？在这一过渡期，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简单化且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答案，回应那些难题，他们呼吁回到过去。在全球范围，包括美国在内，都存在着向独裁和其他专制形式滑落的风险。

民主是唯一能让知识循环发挥最大潜能的政府制度。它允许尝试新政策，并在失败时和平过渡到另一套政策。虽然独裁可能提供看似迅速的解决方案，但我们需要确定什么才是让民主制度运作良好的必要条件。一些措施在大众看来显而易见，例如限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 可以花费大量金钱“购买” 或者通过做出让人震惊的行为来获取。这两种方式都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前者让候选人受制于资助者的利益，后者会导致两极分化而非真正的批评性辩论。

我们应当探索新的民主形式以迎接未来。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我支持推行专业化和代理投票。我们应该探索民主的形式，将自己在特定议题（比如能源政策）上的投票权委托给信任的人选，这些代表人选随后将基于政策提案来选举能源部门的负责人。

气候危机的背景下，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方案是所谓的“公民议会”。通过抽签随机选出公民组成议会，并邀请相应领域的专家指导。在专家的协助下，他们将直接施行制定的方案或提请公投。这一想法源自雅典民主制，即通过随机抽选公民来担任不同的政府职能。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它能够跳过冗长的选举周期，让那些不一定受到任一政党欢迎的政策得以面世。举例来说，爱尔兰就是通过公民议会成功地制定了堕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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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众多可行的民主形态中的两种可能性。凭借数字技术，我们拥有了从未有过的选项。例如，西班牙一个叫Jun的小镇就将Twitter作为市民与地方政府之间沟通的主要渠道（Powers & Roy, 2018）。我们应积极探索这些新的可能性，这也包括重新考虑我们用来做出决策的地理单位——核心原则是，在最低层次上做出决策。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样的决策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但有关实现方法的决策应在更低的层次上做出。

在重大的变革时期，采用辅助性原则（即在最低层次上做出决策）是特别重要的。比如，受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教育领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应允许地方层级上的创新实验。通过开展众多小型实验，我们可以更加迅速地筛选出有效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拒绝独裁和专制主义。它们实质上削弱了知识循环，因为它们不能容忍言论自由——它们的权力建立在抑制批评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需要辩论和贯彻新思想的过渡期，这种做法尤其危险。有许多方式可以捍卫民主，最明显的是在投票中对抗那些可能成为独裁者的人。当然，一旦他们掌握权力，公开发声反对他们也同样重要，即使这可能需要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

积极推动去中心化

不论是政府还是经济的集中化_，

都对知识循环构成了阻碍_，

因为它们限制了创新的空间_。

正如我先前所述，多数发达国家拥有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决策权力高度集中。这种集中化也同样体现在经济领域，寥寥几家大企业主导了大多数行业。不论是政府还是经济的集中化，都对知识循环构成了阻碍，因为它们限制了创新的空间。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反应便是此现象的近期例证。以美国为例，检测工作基本上由联邦政府控制，导致各个州无法灵活地展开差异化响应。甚至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大州，以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衡量，其经济规模全球排名第六，也无法批准本地初创公司开发的快速测试工具（Haverstock, 2020）。

我们可以采取诸多措施促使权力的去中心化。例如，若条件允许，家长可以选择与其他家长合作，尝试建立教育小组在家里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教育。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能够参与到新兴的区块链技术领域。最广为人知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是比特币，一种黄金的数字替代品。

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网络，但能够达成共识，比如哪个网络地址控制了多少比特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如之前所述，Facebook、谷歌或亚马逊等公司的强大力量源自它们的网络效应。同样，政府的权力也来自网络效应，即它们有发行货币和监管银行的权力。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这些系统的去中心化替代品，是一种削弱政府和大型企业权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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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区块链正常运作时，它们是不可审查的。除非政府或企业能够控制区块链网络上的大部分节点，否则该网络上的信息会被持续地正确传递，哪怕有节点尝试删除或篡改数据。政府所能采取的措施只有禁止其国民访问这些网络，这需要对所有互联网流量实施严格的控制。

尽管任何一个新兴的区块链系统都存在失败的风险，但广泛的尝试最终会孕育出具有颠覆性的全球性影响力的系统。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之一，是我们有望看到在现有政府预算之外，通过某种加密货币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目前，包括Circles和\$UBI代币在内的多个项目都在尝试这样做。

需要明确的是，去中心化和区块链技术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例如，有些问题（比如水务和污水处理）确实需要集中管理。此外，去中心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可能加剧之前讨论的“网络巴尔干化”问题。但在当前这个过度中心化的时代，积极推动去中心化，并将其视为一种平衡力量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