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之后的世界

自大约5000年前人类首次发展出书面语言以来，知识循环便已存在。在此之前，人类仅限于使用口头语言进行学习和分享，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局限性。书面语言出现后，突破大大加速，并扩大了知识循环的途径。这些突破包括约1000年前的活字印刷、500年前的印刷机以及年代比较近的电报、收音机和电视。如今，我们正置身于另一场根本性的革命之中：数字技术，这种技术以零边际成本将全人类连接到知识循环，并使机器本身也能参与其中。

指Twitter等社交媒体，其用户在更新内容时有140个字符的字数限制。——编者注

对于数字技术进一步加快知识循环的速度并拓宽其接入渠道的潜力，我们很容易低估。对许多人而言，这些创新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未完全发挥出预期效果。科技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经有过著名的感叹：“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 但实际上，自那时起，我们在汽车制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技术对知识循环加速的影响。

数字知识循环的潜力和风险

数字技术的零边际成本和广泛普及正在加速学习、创新和分享过程，带来了所谓的数字知识循环。正如YouTube这一案例所示，它既充满巨大的潜力，也伴随着严重的风险。

自2005年成立以来，YouTube取得了惊人的增长。目前，全球用户每分钟向这一平台上传的视频内容超过100小时。即便你花费100年时间、每天24小时不停地观看YouTube，也无法在一周内看完网站上的所有视频。YouTube上有大量丰富的教育内容，覆盖了从园艺到抽象数学等各个领域，这些视频正是数字知识循环的价值所在。但风险同样不容忽视：YouTube上也充斥着宣扬阴谋论、传播虚假信息以及煽动仇恨的视频。出于利益的驱使，YouTube可能更偏向于推广这些视频，因为它们更容易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从而吸引广告商，增加YouTube的收益。

这种前景与风险都源自平台的一些相同特性：所有视频对全世界的用户免费开放，一旦发布就可在全球范围内即时观看。世界上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上传视频，人们只需有网络连接和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这些内容。YouTube有20亿～30亿用户，这意味着，整个世界有一半的人都可以访问YouTube，成为数字知识循环的参与者。

其他系统也展现了数字知识循环的类似特性及其潜在的好处和风险，由用户共同参与创作的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理想的情况是，可能有人从维基百科学习到了毕达哥拉斯计算圆周率的方法，随后制作了一个动画演示这一过程，并将其上传到维基百科，使得其他人更易于学习这一内容。

维基百科的条目是协作和不断修订的结果。利用“维基”这一软件，每个人不仅可以查看页面的编辑历史，还能参与其中的讨论（“wiki”，日期不详）。这样的协作机制提升了内容的质量。但是，一旦出现有组织的误导行为，维基百科同样能够立刻将错误信息传播到全球。

呼啸而来的经济奇点 个人能以极小的方式做出贡献

维基百科还体现了另一个关键的数字知识循环的特点：个人能以极小的方式做出贡献。比如，你可以仅仅通过修复一个错别字来贡献于维基百科。如果每天有上万人去改正一个错别字，那么一年能修复360多万个错别字；假设发现并修正一个错别字需要2分钟，这就相当于几乎50位全职员工一整年的工作量（每人2500小时）。

我们可以在维基百科的文字校正中看到小规模贡献在数字知识循环中的积累效应。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上的微小贡献方式则隐含风险，如点赞、转推或分享至朋友圈。这些简单的动作能够促进高质量内容的扩散，但同时也可能传播错误、谣言和宣传鼓动内容。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在2018年的研究发现，与真实信息相比，假新闻传播得更快、更广（Vosoughi，et al.，2018，第19章相关内容）。这些信息级联带来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从病毒式传播的笑话到影响选举结果，甚至促成了重大暴力事件的爆发，例如缅甸对罗兴亚人的严重迫害（BBC News，2018）。

某些平台还能让人们通过被动方式对数字知识循环做出贡献。比如Waze，这个GPS导航应用就通过追踪看起来在开车的用户及其移动速度来收集数据。这些数据之后会反馈给服务器，算法据此计算出交通拥堵的地方。Waze能据此提出规避交通拥堵的替代路线。跟随Waze提议的替代路线行驶的用户，自然而然地为系统贡献了他们行进路线上的行进速度的信息，这也是一种被动式的贡献。

要理解被动贡献可能带来的危险，可以看看谷歌搜索查询的自动补全功能。它基于人们经常搜索的内容进行补全，因此，这些自动补全的搜索结果往往反映并强化了现有的偏见：用户往往会选择自动弹出的搜索建议，而不是键入全部搜索内容。Twitter上的推荐关注也是一个例子，这个功能通常提供的是与某人既有联系人类似的账户，这使得拥有相似观点的人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与其他群体隔离开来，形成了所谓的“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现象（Van Alstyne & Brynjolfsson，2005）。

数字知识循环的前景是对迅速优化的知识体的广泛访问，但也暴露了一个风险：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充满冲突的后真相社会。数字技术的相同特性既赋能了这些机会，也埋藏了这些隐患，我们再次认识到，技术本身并不能决定未来。

技术并不是缓解注意力匮乏的关键

要发挥数字知识循环的潜力并避免其潜在风险，人类社会需要经历一次剧烈的转变，这一变革的程度不亚于从采集时代向农业时代，以及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当下，我们需要告别工业时代，迈向我称之为“知识时代”的新纪元。在工业时代，我们构建了以工作循环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我们的法律体系如同处理工业产品那般管理着信息和计算资源的获取，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系列信念，令我们依然与工作和消费捆绑在一起，我们完全被新的信息环境淹没。所有这些都必须改变。

然而，改变过程将是艰难的，因为工业时代是一个由众多互相关联的部分构成的复杂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对于变革有着极强的抵制力。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单纯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现有系统会导致权力、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衡。更糟的是，这种做法将使数字知识循环无法实现其积极的潜能，反而导致潜在的危险。

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只能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来缓解，而不是通过加重注意力匮乏的现状来克服。我们必须开发数字知识循环的潜力，并且控制数字技术可能给知识循环带来的风险。为了成功地过渡到知识时代，我们需要在集体监管与自我管理方面做出重大改变。这将是第四部分的探讨重点。

第四部分

扩展人类自由_，激活知识循环的无限潜力

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确定我们正处在一个非线性变革的时代，第二个目标是勾画出我们进入知识时代的转型计划。我们的挑战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远离以工作循环为核心的社会模式，转向拥抱知识循环的社会构架。这一部分将提出在社会监管和自我调节方面的改变，旨在扩大人类自由，激活数字知识循环的巨大潜力。这一改变涉及三个方面：

・经济自由_：我们要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不必受到工作循环的束缚。实现经济自由之后，我们可以更自如地拥抱自动化，并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数字知识循环，享受其带来的益处。

・信息自由_：我们要打破阻碍数字知识循环的障碍，这些障碍限制了我们对现有知识的学习能力，进而阻碍了新知识的创造和分享。同时，我们有必要在数字知识循环的架构中构建起一套完善的体系，以鼓励和支持深入的批判性探究。

・心理自由_：我们要从稀缺思维及其带来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以免其阻碍我们参与数字知识循环。学习、创造及分享知识都要求我们跨越心理障碍，这些障碍既有进化心理学的成分，也混杂着社会压力的影响。

随着这些自由的扩展，我们将有可能实现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和平过渡，这种过渡不是由权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而是基于个体和他们所形成的群体之选择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这些改变足以避免过渡期的破坏性影响，但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很可能面临物种毁灭级别的风险。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将讨论在提升个体自由的世界中，为使集体行动成功所必需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

满足个人基本需求_，人们才能利用所学知识创造新的知识

全民基本收入的目的并非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_，

而是让人们能够在不被迫进入工作循环的情况下_，

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_。

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立即辞职，你能否负担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如果你已经退休，万一退休金突然停发会怎么样？如果你依赖配偶或伴侣的支持，一旦失去他们的帮助，你还能否承担起衣食住行的费用？在这些场景中，假如你无力维持自己的生活需求，那么你就不具备经济自由。你决定出售多少劳动力、向谁出售、是否选择留在你的伴侣身边、居住在哪个地方等，这些决策并不是完全出于自由意愿。

在这方面，很多美国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有调查显示，有60%的人表示他们支付不起1000美元的应急支出（Leonhardt, 2020）。还有研究发现，4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约75%的人储蓄不足以应对养老，同时1/4～1/3没有退休的成年人根本没有任何储蓄

2020；Backman，2020）。这些数据是在新冠疫情之前获得的，还未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疫情对许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带来了更糟糕的影响。

经济自由对于个体自由参与知识循环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经济自由_，你就无法自由地参与知识循环_，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经济自由是知识时代的一个基石 我们必须让人们获得经济自由_，这样他们才有时间学习新知识——无论是实践技能还是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知识 我们需要他们利用所学知识创造新的知识_，并且与他人分享这些知识_。

参与知识循环从未像现在这样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解决诸如新冠疫情以及最为严峻的气候危机等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拥抱自动化技术，而不是将其视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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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_：为每个人提供一份保障性收入

对于富裕的人群、享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以及拥有退休金和储蓄的退休人员而言，经济自由并不遥远。但我们如何才能使其他人也享受到同样的经济自由呢？答案是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可以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保障性收入，涵盖住房、衣物和食物。这份收入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就业状况、财富状况而有所区别，它是无条件或者说是“全民”性的。

乍一听，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这个想法可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单单只要活着就能有收入，那这些资金从何而来？人们不会因此变得懒惰吗？尽管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面临这些质疑，但我们在这里暂且考虑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实现经济自由的一种方式的论点。

对经济自由的关注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在美利坚合众国初建时期，那些参与殖民活动的人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了经济自由。当时，定居的殖民者有大片土地可用，并可通过小型自给自足农业维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考虑过将土地授予制度化，作为确保公民自由的一种手段。在这里必须指出，这些土地是从美洲原住民手中掠夺来的，原住民在所谓的“发现原则”的名义下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自由（“Discovery Doctrine”，2020）。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马斯·佩因在当时便预见到，可分配和作为财产征用的土地终会耗尽，那些无土地的公民或许将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满足基本需求。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给予人们金钱（Thomas Paine，1797）。这种通过直接现金转移支付来提升自由的理念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初就有了。

如果你认为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论点没有说服力，那么考虑一下空气的例子。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呼吸到空气，因为它是免费的，并且它在全球是广泛分布的。当然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监管来保持空气清洁——在工业化期间人类遇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据估计，现在每年仍有超过700万人因空气污染丧生（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日期不明）。我们的自由不会因为必须获取空气而受到限制，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我们在获取食物、住所和衣物等其他基本需求方面也将获得自由。

像我之前指出的，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我们可以提供足够的食物，可以轻松地制作足够的衣物，并确保每个人都有住所。这一切都得益于人类创造的知识和资本。随着科技进步加速和全球人口增长放缓，实现这些目标会变得更简单，前提是我们能够持续创造出新的知识以克服我们面对的问题，其中的首要问题是气候危机。

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具备满足每个人需求的能力，而在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能否公正地进行资源分配。这正是全民基本收入发挥作用的地方。全民基本收入使得市场能够在不强迫人们进入工作循环的情况下运转，它让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与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市场，以及将多少精力投入人际关系、寻求生命意义、好奇心和创造力等方面。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能被释放出来，有助于他们在更负担得起的地区（例如小型城市或乡村）建立新的社区。

工业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一种是个人参与市场经济，另一种是政府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两种方式代表了一个连续体上的两个极端，中间存在各种“混合”安排，例如政府补贴住房，人们为此支付较低的租金。全民基本收入拓展了市场分配的范围，从而降低了对持续扩张的政府部门的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雇员仅占全美人口的约5%，政府大约占经济规模的42%（U. S. Bureau of the Census，1949；OECD 2021a）。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支出规模和范围仍在逐渐扩大，在许多欧洲国家已经超过经济体量的50%。

毋庸置疑，食物、衣物、住所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全民基本收入应该让人们负担得起。未来，全民基本收入甚至可能覆盖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成本。考虑到过去几十年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成本持续上涨，这个目标看似雄心勃勃，但随着技术进步，我们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大大降低这两方面的费用。

技术性通货紧缩

如果你过得紧巴巴的，那世界在你眼里就会像个奢侈品店。然而数据显示，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东西的价格一直在降低。如图17-1所示，在美国，耐用消费品的价格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下降。

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我们在制造产品方面越来越高效，生产和分销的自动化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如果你因此失去了工作，这对你而言是不利的；但如果你是花钱购物，这就成了好事。而有了全民基本收入，每个人都会有钱，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价格下降，这些钱将能买到越来越多的东西。

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使得买衣服变得毫不费力，价格十分亲民。技术同样也在使智能手机的成本下降，这些智能手机本身将是使教育和医疗保健变得更便宜的关键因素。随着我们开始使用增材制造（也称3D打印）等技术，仅在需要时就地生产产品，价格的这一下降趋势只会加速（Crane & Marchese, 2015）。增材制造技术甚至使得建造房屋的成本大幅下降，近年来世界各地已有各种建筑采用这种方式建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公司现在更是推出了一种创新服务——在短短24小时内3D打印完成一座小巧精美的房屋以供销售（Orrall, 2020）。

另一种使住房变得更可负担的方式是改进现有住房的共享方式。数字技术，包括爱彼迎（Airbnb）和沙发客（Couchsurfing）等公司提供的服务，此类共享变得极其简单（注意：这需要一定程度的监管来避免对某些当地住房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取得了这样的进展，但在纽约和旧金山等住房需求超过供应的地方生活，生活成本仍然非常高昂。有了全民基本收入，人们可以选择住在房价更便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