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32763610" library_document_id: "9df479dd-2d06-4301-9e80-dbd6e8d4d830" source_sha256: "cd6a35e5296467afed0c442a9c709d21eb1774dccd9eb9baf0fa713990bf7c1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7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6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df479dd-2d06-4301-9e80-dbd6e8d4d830?start=16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df479dd-2d06-4301-9e80-dbd6e8d4d830.md?start=16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df479dd-2d06-4301-9e80-dbd6e8d4d830.md?start=15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df479dd-2d06-4301-9e80-dbd6e8d4d830.md?start=170&limit=10" --- #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0 | PRINTED_PAGE=151 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享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第343页） 请注意，工人和资本家都根据交换的原则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而马克思却不是这样，正如你可能期望的那样，他从一个革命的思想家的角度，大力宣传取消工资体制，但是希望工人和资本家都同意遵守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唯一的问题是劳动者打算出让给资本家多少使用价值(将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能力)。马克思的论述作了上述转变，是因为正如我已经强调的，《资本论》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摧毁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而且， 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第344页) 所以，最终，在三百四十四页篇幅的论述后，我们得出了关于阶级斗争 五 工作日 15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1 | PRINTED_PAGE=152 的观点。这是最终获得的！ 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双方对“权利”的动议的接受，是对资产阶级关于权利的动议的霸权主义事实的描述。但是马克思随即指出，工作日长度的问题，不能通过诉诸权利和交换的规则和合法性来解决(这与他早期对蒲鲁东关于永久公正概念的抨击是并行的)。这种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即“力量”能够决定“公平权利”之间存在的问题。这一发现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具有分化作用。近期内，在“权利对话”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高潮，而且许多政治力量已经投入这样一种观点，即，诉诸个体的人权是塑造一个更人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途径(如果不是以某种方式的话)。马克思在这里发出的信号是，如果不能重塑阶级斗争的含义，那么，在权利领域产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例如，国际特赦与政治和公民的关系足够密切，但是当这种关注扩展到经济权利时就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不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如资本一方或劳动一方，这些矛盾就不能化解。所以，你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立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两者都带有交换规则的烙印)不能进行“公正的”判决。所有你能做到的就是，在争论中为你自己所属的一方而斗争。所以，这一章以一个关于一些“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第416页)可疑的注释结束，这与通过阶级斗争我们能达到什么目标相反。 在这一语境中，“力量”并不必然是指物理的力量(虽然在这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已经有了清晰的例证)。这一章的重要推进是关于政治力量，即动员并建立政治联盟和组织(例如，工会)，以影响对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具有立法权力的国家机器的能力。在马克思的解释中，存在一些可能的瞬间，它可能被抓住也可能被错过，这取决于政治形势中的偶发事件和参与其中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这里用的技巧，与马克思在对《十八世纪雾月革命》的研究中非常庄重地使用的技巧相似，即路易·波拿巴是如何继1848年巴黎革命失败后，夺取法国政权的。对马克思而言，在这一章中引用的材料，一方面，追随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转变过程给予了深入的理解和特别的关注。阶级斗争的出现不是事先决定的。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15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2 | PRINTED_PAGE=153 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引入，标志着一个古典和当代的经济理论中激进的分离。它强烈地改变了描述经济的语言体系，并改变了经济理论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中，从未如此关注工作日的长度，也从未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而在历史上，对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带薪假期)和工作生涯(有关退休年龄)的斗争在短期和长期一直都存在，而且这一斗争仍然伴随着我们。这显然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面，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我们怎么会形成忽略这一内容的经济理论呢？ 相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直接将我们引向这一核心问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时间是基本的问题。正如古话所说，“时间就是金钱”！对时间的控制，特别是对别人时间的控制，一直是集体斗争的焦点。它不能被交易。所以，阶级斗争必须被转移到政治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也应被转移到所有对历史和地理演化的理解的尝试上。正是在《资本论》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开始欣赏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使用价值”。同时，当它成为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的实践时，将它作为理论工具的某种实证证明是错误的做法，当然会显示它的统一性。 随后马克思是如何引导我们研究这一关于工作日斗争的历史呢？他注意到，资本主义不是唯一的统治阶级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获取利益的社会： 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第344页） 五工作日 15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3 | PRINTED_PAGE=154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这为资本主义剥削赋予了一个特殊的性质，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以货币为形式的价值积累，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第345页) 更进一步讲，因为这种占有发生在一个以工薪劳动为特点的社会中，劳动者不会像农奴和奴隶所经历的剩余劳动那样，去经历他们剩余价值的生产(市场交换的拜物教掩盖了它)。马克思引用了中欧的强制劳役体制作为说明。在那里，劳动者被迫对土地所有者贡献一定数量的劳动日，这样，剩余劳动被挪用就是完全透明的。通过1831年俄国发布的解放农奴的布告，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式，强制劳役体制在其中替代了农奴制，在《组织规程》的指导下进行组织，允许确定“日工作”中的一定部分是流动和开放的。土地所有者(波维尔们)提出，“日劳动”不是由实际的一天来衡量的，而是由应该完成多少工作来衡量。这种工作要求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所以，会用越来越多的实际天数，去做一个正式的“日工作”，直到“‘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第348页)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观点的起源，我们将在《资本论》中多次遇到这一观点。对时间的衡量是灵活的，它可以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被延伸并操纵，在这个例子中，十二个劳动日变成了三百六十五个实际的天数。这种对时间和时间性的社会的操纵，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当对剩余劳动时间的获取成为阶级关系复制的基础时，关于时间是什么、谁去衡量它和如何理解时间性的问题，就会转移到分析的最前沿。时间不仅仅是给定的；它是社会地被建构的，而且永远受重建的制约(例如考虑一下，时间的视角在做决定中的作用如何，或者说，金融部门在近些年的转变)。在《组织规程》这种情况中，对时间的延长是明显的。劳动者完全知道他们出让给了领主多少剩余劳动，以及统治阶级延长了多少时间来达到这个结果。但是，19世纪英国工厂法的突破—这一章的中心部分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第348页）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15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4 | PRINTED_PAGE=155 马克思的论述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个被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会同意，甚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考虑，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呢？在《资本论》中，至此，我们只是遇到了劳动者和资本家这样的人物，但是，地主到底做了什么？显然，正如马克思试图去分析一种真正的历史发展形势一样，他不得不去考察现存阶级的整合，以及当工人们不能直接获得国家权力时，阶级联合是如何运行的。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基本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的权力关系来组织的，而且，如果不关注土地贵族的角色，就不可能去分析那段时期的政治。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正处于这种背景之下。“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马克思写道， 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348页） 在国民财富的创造中，如果劳动正如土地一样，是一种关键的资源，如果它被过度剥削而且情况在恶化，那么，持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力就会被削弱。对于国家的利益来说，也会要求劳动者成为一种有效的军事力量。所以，工人阶级的健康和处境关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利益(正如在长篇的脚注重所解释的那样【第348—349页】)。例如，在1870—1871年德法战争中，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的快速溃败，部分应归因于相对于贫困的法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德国农民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其政治含义是，使工人阶级状况恶化意味着军事上的危险。在二战期间，这一问题对美国变得重要起来，特别是在当它需要从贫困人口和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群中动员某些要素的时候。 五 工作日 15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5 | PRINTED_PAGE=156 马克思所关注的《英国工厂法案》，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军事的原因，由国家推行和设计的，其目的是限制对活劳动的剥削，并防止劳动者状况的过度恶化。法律规定是一回事，但执行是另一回事。这把我们带到工厂视察员这一重要人物上来：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当然不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来自职业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公务员。但是他们在收集信息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而且努力推进按照国家的要求来规制产业的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大量信息，马克思就写不出这一章内容。所以，为什么一个由资本和地主掌控的国家，要雇佣工厂视察员来做这项工作？这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进入讨论范围的地方，同时还包括资产阶级的标准和国家对军队的关注。在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种(例如，查尔斯·狄更斯)强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趋势，他们认为，那时存在的一些劳动实践是不应该存在于任何文明社会中的。这被引入了相同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影响劳动力价值的讨论。所以，在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正变得更加强大时，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支持，特别是那一支由工厂视察员代表的派别，它就不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走得那么远。 工厂视察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工作日在实践中应该被如何确定。劳动者应该在何时去工作？开始的时间是在工厂内还是在工厂外？而且对于午间休息该如何处理？马克思引用了一个视察员的报告：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么，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15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6 | PRINTED_PAGE=157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作“偷占几分钟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作“啃吃饭时间”。 马克思随后引用了这一关键的观点：“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 99(第352页)我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资本家试图在劳动过程中抓住工人时间的每一刻。资本家不仅简单地购买了一个工人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力；他们必须保证在这十二个小时中的每一刻都以最大的强度被使用。这当然成为一个工厂的纪律和监督体系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相信早期的电影，电话接线员有时间和你闲聊(我年龄足够大，甚至能够记住与她们调情的镜头)。但现在电话接线员要遵守一个严格的电话时间表，来处理每一个小时。她们如果不能遵守时间表，就会被解雇。时间表的安排一直是非常严密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占用她们两分钟的时间，就是在享受特权了。我曾经看到这样的叙述，一位接线员在电话上花了半个小时与一位显然是他(她)的妈妈去世了的小孩通话；这位接线员后来被解雇了，因为她没有遵守时间规定。这是普遍地有特点的劳动过程。资本家想占有时间，他们想得到作为利润中因素的那些时刻。这是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由于它具有所有的抽象性，价值理论揭示了日常实践和在生产场所发生与经历的一些重要问题。它触及到资本家是如何行事的，也触及到工人生活的现实。 在这章的第三部分，马克思详尽地讨论了“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我不打算再重复这些内容，因为马克思在对火柴行业、壁纸、麻布和特别是烘焙行业(在那里，夜班和面包掺假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劳动实践的惊人叙述，是相当令人信服的。马克思还引用了由于加班造成事故的例子，例如，一次发生在铁路上的事故，在这次事故中，验尸官提出，这次由于工人缺乏注意力而导致的事故，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过长的工作时间造成的。随后，还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玛丽·安·沃克利的案例，“二十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店里的少女平均每天劳动十六点五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三十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波尔图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她简直就是直接死于过度工作”。(第364—365页)死于过度工作的情况不仅只发生在19世纪。日本人专门为此发明了一个技术名词，过劳死(karōshi)。人们确实死于过度工作，而且许多人的生命由于他们所忍受的过度工作或他们所面对的工作条件而缩短。在2009年，联合农场工人起诉加利福尼亚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部门，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农场工人，使他们处于致死的高温环境，他们为此引用了三个由于热衰竭而造成的不必要死亡的案例。 五工作日 15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7 | PRINTED_PAGE=158 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是，当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如此不平衡时将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劳动力被降低到一个不断恶化的地位，甚至会导致过早的死亡。这一问题由于换班制度的出现而更加恶化，在这一章的第四部分描述了这种制度。没被使用的资本就是损失的资本，提醒大家，资本不是一台机器或一定金额的货币，而是处于运动状态的价值。如果一台机器没有被使用，它就是死的资本，所以就有使它不停运转的压力。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如鼓风炉和重金属工程那样的产业中，因为这些行业使用了大量的固定资本装备。对保持固定资本被使用的需求，要求一种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日安排。由于单个的工人不能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就使用了换班制度，后来还补充使用了夜班和倒班制。请记住：工人不仅生产剩余价值，他们还能使固定资本复活。其结果是通过换班制度的夜班倒班工作制来做到这一点。所以，不存在一种“自然工作日”，而只存在对它的不同建构，这与资本家不惜以任何代价来保持一种流动的持续性的要求相关。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15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8 | PRINTED_PAGE=159 第五部分讨论了为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在资本可能消费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每日的价值已经被支付，但工作时间的长度如何？直接地说，资本，将尽可能拿走它能够拿走的数量。对于资本来讲， 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第375—376页) 当我阅读这些段落时，我经常记起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装配线的场景。资本 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第376页) 五 工作日 15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9 | PRINTED_PAGE=160 土地的耗尽和劳动者的活力并存，回应了马克思在第一章中的叙述，在那里马克思引用了威廉·配第的观点，即“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第134页)但是这也意味着，生产所有财富所要求的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会对资本主义自身带来危险。在某些情况或其他情况下，资本家也会认为，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可能不算是一个糟糕的想法。 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那么，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得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第377页) 然而，问题是，相互竞争中的单个资本家，不会停止对基础性资源一劳动和土地的过度使用。由于在“可持续的”劳动力中的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和面对竞争的资本家的短期的个人行为之间存在对抗，所以存在这种可能。因此，应该对他们之间的竞争施加一些限制。 马克思指出，奴隶的所有者，假如他们手边有一个廉价奴隶的新来源，如果他们愿意，就能够通过过度工作来杀死他们现有的奴隶。但是，这对于劳动市场也是一样的： 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第378页) 马克思在这里引入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剩余人口。剩余人口保证了资本家能够过度剥削他们的工人，而不顾他们的健康或福利状况。当然，剩余人口对于资本家来讲，必须是可获得的。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贫困法》官员的案例，他被指示去“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第378页)在他们为制造业地区提供剩余劳动的同时，农业区很方便地使他们自己推卸掉了他们在《贫困法》中被规定的义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160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df479dd-2d06-4301-9e80-dbd6e8d4d830.md?start=17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