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马克思很快回到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他的历史的起点，而不是逻辑的起点)。对于他所真正关注的产业资本，他必须认识到，还存在其他的流通方式商人资本(低价买入为了高价卖出)和承载利息的资本，通过这些资本，一种似乎是价值本身的自我扩张也可以完成。所以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承载利息的资本，所有这些资本都具有 $\mathbf { M } - \mathbf { C } - \mathbf { M } + \Delta \mathbf { M }$ 的流通形式。他总结道，这种流通形式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第257页)正是这种流通方式，需要被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认真研究，以揭开它的“神秘”特质。所以：资本是不是可以自己下金蛋呢？

第五章 总公式中的矛盾

马克思通过检验M-C-M+ΔM流通形式中的矛盾，来着手寻找答案。基本的问题十分简单：增殖的部分，即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在它们的纯粹形式中，交换的规则和规律(正像在乌托邦自由主义中所假定的)，在从M到C和从C到M的转化中必须存在一种等价交换原则。所以，剩余价值不能从单纯的交换形式中产生。“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当然，在实践中，“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这种偏离是一种违反商品交换规律的现象”。这些规律是在古典政治经济模型所假设的、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条件下存在的。“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第260—261页)

面对这一谜团，资本家和他们的经济学家们，像孔迪亚克，试图将增加的部分归入使用价值领域。但是马克思否认了这点：不能突兀地寻求通过使用价值来解决从等价交换中产生的问题。

假如互相交换的是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说，是等价物，那么很明显，任何人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要求等价物的交换。(第262页)

三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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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很清楚地知道“在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这增加了多种可能性。一种是，卖方“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但当你开始考虑在普遍化的市场上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关系时，这就不能实现，而更可能实现的是，购买者拥有在商品价值以下的价格购买商品的特权。“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第262—263页）

随后，他简短地考虑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有效需求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这一观点主要是由马尔萨斯表述的(虽然这很奇怪，即马克思没有参考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关键部分)。(第264—265页)马尔萨斯认为，在市场中，针对资本家生产的、为了获得剩余价值的剩余商品，存在一种明确的总需求不足的趋势。谁具有购买这些商品的能力？资本家正在进行再投资，所以他们没有消费掉他们所具有的消费能力。工人不能消费所有产品的总和，因为他们正处于被剥削的状态。所以，马尔萨斯总结到，土地所有者阶级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正如马克思将他们称之为，所有类型的资产阶级寄生虫，他们在消费中尽可能多地做了有益的事情，以保持经济的稳定。这样马尔萨斯证明了一种非生产的消费阶级会永久存在(在面对李嘉图的批判中，马尔萨斯也将他们称之为非生产的寄生虫)。

马尔萨斯还通过提出这一消费者阶级也可能存在于国家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他的观点，即对外贸易，甚至外国的供奉(例如，向帝国主义国家支付白银)，也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这在后来成为罗莎·卢森堡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必须存在的有效需求（她感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述），最终只有靠与外部建立某种联系来保证简而言之，通过施加帝国主义者强加给她的对供奉的索取。英国皇室的逻辑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就反映了这一点：在中国有很多白银，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将印度的鸦片卖到中国，在这笔对英国有利的买卖中得到所有的白银，这样可以支付所有正在曼彻斯特生产的物品，并把它们卖到印度。当中国拒绝开放门户进行鸦片贸易时，英国的反应就是通过军事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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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下述观点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即，在某些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消费者阶级或其他人群，他们从只有上帝知道的地方获得他们的价值，并且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的内部或外部，带来剩余价值。他谈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甚至是食利阶级中的成员)，都需要从某些地方获得他们的价值，而如果他们能从体系内部得到他们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就是来源适当的价值、来自对价值的生产负有责任的其他人(例如，资本家或是工人)。通过市场手段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而且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不能证明消费者的非生产阶级能够永久存在。从长期来讲，对外贸易也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等价交换的原则必须是占主导地位的。(第265页)

从某些方面讲，上述关于有效需求的论述存在问题，而且罗莎·卢森堡在这一问题上，也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强烈的挑战，她认为，以帝国主义为主导的、与非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形成，为解决有效需求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①从那以后一直存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但是，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只是关注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的，而没有关注它可能通过消费，如何被支付和实现的。剩余价值必须在它被消费之前被生产出来，我们不能通过诉诸消费过程来了解它的生产过程。

所以，这些关于有效需求的观点不能解释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生产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是留在卖者也是买者、买者也是卖者的商品交换范围内吧”。如果考虑马克思在前期对萨伊定律的否定，那么现在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评价。即使在他增加了“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第265页)的内容后，似乎也无所助益，虽然我们将要看到为什么他在短期内还是遵循了这一路径。我想，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马克思文本中的一个真正的对抗，即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于乌托邦主义趋势批判的信任，和他为我们理解并描述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愿望之间的对抗。实际上，马克思正在谈论的是，我们必须在一个地理意义上封闭的和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去寻找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答案；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将剩余价值的来源归因于食利阶级，消费主义，或者对外贸易的观点，都必须被排除掉。随后他将在《资本论》中明确这些假设。可见，这里他策略性地通过反驳所有外部因素的解决方案来引出这些问题。在分析中，他没有将有效需求在一般意义上作为非相关的因素，因为在这里，在第一卷，他只关注生产问题。只有在第二卷，他才将着手研究价值在市场和消费领域的实现问题。

三从资本到劳动力

①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 1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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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考虑，使他在这一阶段排除了对地理扩张、空间固定、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社会必要条件等问题的分析。他只假设了一个完全的和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而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当这一假设限制了他理论能力的作用范围时(特别是在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动力方面)，就会使他的分析更加深入和尖锐。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特别是在《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①中提出的，当马克思寻求去研究更加重大的问题，即去理解国家、对外贸易、殖民主义和世界市场的构建时，这些更加宽泛的问题就是他更加深入的思考。但是在《资本论》的这一部分，不管当时盛行何种历史与地理条件，他只关注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来自市场交换。必须要找到另一个方法去解决，在等价交换中，一个非等价物是如何产生的这一矛盾(例如，剩余价值)。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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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如此狭隘观点的做法，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即刻转变到研究个人而不是社会角色。个人确实可以通过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卖出商品而击败他人，而这确实可能发生并且一直在发生。但是当你系统地并且从累积的社会条件的角度观察时，其效果简直就是抢劫了彼德去支付给保罗。单个的资本家可以欺骗他人并逃离，但是随后有些人会以另一些人的损失获益，所以不存在累计的剩余价值。这样，就必须找到一种让所有资本家都能获得剩余价值的方法。在一个功能完善的和适当的经济体中，所有的资本家都能赚取一个稳定的、有回报的利润率。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第266页)

这在历史上也许是真实的，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观察到的，即“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第267页)显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在世界各地存在很多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欺骗、抢劫和偷盗行为。马克思没有否认这种情况的历史重要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即便高利贷资本曾长期面临，而且有时甚至是极端严格地反对收取利息的限制。例如，根据伊斯兰的教规，禁止收取利息。也许并不广为人知，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堂都禁止收取利息，而且这种做法具有巨大影响。例如，在那时的法国，保守的天主教徒通常将投资房产比作投资妓院，而将金融运作当成是一种卖淫行为。我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一书中使用的一个例子，描述了一名妇女试图引诱一位年老而十分恐惧的男人投资房地产，她说道，“无论你愿意投资多少，我的回报率都是令人满意的。我会非常和善地对待你。”①

三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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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或者是承载了利息的资本)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马克思总结道，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第267页）

他谈道，这种资本流通的形式，在产业资本出现以前就历史性地存在了。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产业资本将成为这样一种资本形式：它在一种纯粹的状态下确定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旦这种产业资本成为主导，它就需要商人卖掉产品，也需要利息承载的资本能够变换投资，以解决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和其他问题。为了使这些都能实现，资本循环的基本方式必须服从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特殊需要。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将着手研究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后果如何的问题。

从我们表述的角度，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商业资本和利息承载的资本的潜力进行评估是重要的。当然，可以举出一个看似合理的例子，即它们从16世纪和17世纪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到19世纪就变得服从于产业资本了。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都会认为金融资本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就需要我们去评价这意味着什么，并且分析这种现象预示着什么。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要注意到，马克思所假设的(而且这可能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产业资本的周转变得具有支配性了，所以，必须在这一框架内解决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所以他总结道：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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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罢！（第268—269页)

粗略地说，口语化的解释是，“带着这个球跑吧。

第六章 劳动力的卖和买

矛盾的结果变得容易解决了。这一内容在这章的题目中并没有体现。马克思提出了下述论点：

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第270页)

劳动力由凝结在商品中的体力的、智力的和人的能力组成。但是为了使它自己成为商品，劳动力必须具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所以，自由劳动者的观点变得至关重要奴隶和农奴将不会成为商品。劳动者不能放弃他或她自己，他或她能够做的是对体力的、智力的和人的能力进行交易，以形成价值。“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把它交给其他人，但“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第271页）

三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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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资本家不能拥有劳动者，他们所拥有的是劳动的能力和在一段时间内生产价值。

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第272页）

换句话说，劳动者不是处于为他们自己进行生产的位置。

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第272—273页)

简言之，劳动者必须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对自由的评论确实与我们当代的理解相反。它意味着什么？例如，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不断提出的带给世界的自由是什么？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曾使用了五十次左右的“自由”和“解放”这两个词汇。按照马克思批判性的解释，这可能意味着布什正在鼓动一场战役，以使世界上尽可能多的人们从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并争取获得生产资料。是的，实际上，在劳动市场上，个体劳动者将享有他们自身的权利和个人的法定权利。从原则上讲，他们有权利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他们选择的任何人，并且有权利用得到的工资，在市场上购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造就这样一个世界，是帝国主义政治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过去两百年间一直做的事情。国内人口和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全部被无产阶级化。这一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更近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版本中，全世界人口中，甚至包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社会阶层的资产被剥夺了，包括独立获得生产资料或其他生存手段(例如，工人的养老金，或者是国家的福利支付)。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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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遗忘对包含在这种“双刃”式的资产阶级自由推动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反讽。当今我们按照自由的正面因素被推销一系列的商品的同时，也在被迫接受民主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天然的负面因素。自由主义理论是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基础建立的。从洛克到哈耶克再到以后的学者，所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都坚信，对这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最好的捍卫，是以私有产权和资产阶级独立的规则、相互的和公正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建立的市场体系，就像马克思在第二章所描述的(而且，为了研究的需要，也是他所接受的)那样。

由于反对普遍的并且自由的概念是困难的，我们很容易被说服去坚持这样一种说法，即好的民主(例如市场的选择)远比坏的民主(像资本家剥削其他人劳动的自由)重要。而且如果我们对剥夺人们获得生产资料的行为采取一些镇压手段，并且保证市场自由的存在，那么它就被证明是合理的。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处于麦卡锡主义或关塔那摩湾中，并失去了得以站立的另一条腿。美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寻求建立国家同盟。他将这一思想在190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由于贸易无视国家的界限，而生产厂商却坚持将全球视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他的国家的旗帜必须跟随他，而那些对他紧闭的国门，必然会被撞开。对金融家的让步，必然要由国务部长保驾护航，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会侵犯不情愿国家的主权。必须要获取或根植殖民地，以保证世界上没有任何有用的角落有可能会被忽略或遗弃不用。

三 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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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尖锐地指出处于资产阶级自由概念核心的谎言(更多地，像他质疑普鲁东对资产阶级正义概念的诉求)。在乔治·布什所使用的关于解放和自由的修辞和关塔那摩湾之间所进行的对比，正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

但是，劳动者如何在这种双重含义中获得“自由”？为什么自由的工人会在市场上带着他的劳动去接近资本家？马克思观察到，“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作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第273页)在这里，马克思简单地假设无产阶级化已经发生，而且一个发挥效用的劳动市场已经存在。但是他仍然想澄清“一件事情”：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第273页）

如果只是将工资劳动的范畴坚持到底，而不比资本家或价值本身更“自然”，那么就必须认识到工资劳动体系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起源。无产阶级化的历史将在后面的第八部分中被更详细地研究。这里他只想假设一个羽翼丰满的劳动市场已经存在。他还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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