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第273页)

于是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其他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唯一关注的问题。

过去，商品生产的存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同时货币循环也历史性地以多种形式存在，而这明显与马克思头脑中的劳动形式的增加相关。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作用增大的同时，这些变革是相互关联的。这里又再次出现了历史观点和逻辑观点的互相纠缠。社会必要的关系在逻辑上限制了商品生产，以使其货币化，而且二者反过来，造成工资劳动的商品化，使其具有特殊的历史起源。对于我们来讲，工资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看起来是明显的和有逻辑的，但对于欧洲封建主义的终结，却几乎肯定不是这样的。

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第274页）

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与其他任何商品不同的特殊商品。首先，这是唯一一种具有创造价值能力的商品，这点是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凝结在商品中，而且是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反过来，资本家使用劳动力去组织剩余价值的生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流动的形式是C-M-C(劳动者将他们的劳动力带入市场，并出卖它以获得货币，然后这些货币保证他们去购买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所以，应该记住，劳动者总是处在C-M-C流通中，同时，资本家在M-C-M'循环中忙碌。所以，对于他们如何理解各自的处境，存在不同的规则。劳动者能够接受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是使用价值在起作用。另一方面，资本家必须解决在等价交换之外获得剩余价值的问题。

三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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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什么将劳动力的价值固定为商品呢？答案是复杂的，因为劳动力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商品，这不仅因为它自身就能创造价值，而且因为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细节上，它的价值的决定因素与衬衣和鞋子是不同。马克思在谈到这些区别时，几乎没有作任何详细阐述：

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274页）

劳动力的价值是固定的，所以这一价值是由在给定的生存状态下，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决定的。我们加入面包的价值、衬衣和鞋子的价值，以及其他所有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东西，其总和就是确定的劳动力的价值。

这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计算，似乎与其他商品在原则上没有区别，但是“需要”是如何决定的？需要将劳动与其他所有商品区分开来。第一，在劳动过程中，“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文集》第五卷，第199页)可以说，如果劳动者被要求从事一定类型的劳动(例如，下井挖煤)，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肉类和土豆以维持他们的劳动。更进一步讲，“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再次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水平”？存在“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第274—275页)在北极的工人的需要与在温带的工人的需要不同。但随后出现了下述重大的且真实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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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第275页)

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价值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相关。更进一步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将会由于如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强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受人尊敬和道德崇高的资产阶级有时由于看到大众的贫困状态而受到惊吓，并且产生罪恶感，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一个体面的社会中，大众在如此的境况下生活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坚持提供体面的住房，体面的公共健康服务，体面的教育，体面的这个和那个。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其原因就好像霍乱的流行并不会在不同阶级边界间止步)，但是，在任何地方，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具有某种文明价值的含义，而且这种含义在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寻求这样一种原则，即存在一个商品的总和，它能确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和一个特定的时间，一种被认为是合理的工资水平。但他没有讨论这些特殊性的任何一点。或者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固定的而且是已知的，甚至虽然这一数字处于永远变动的状况，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灵活的，它也反映了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其他特征，如从对技能的培训和再生产，到维持一个家庭和劳动阶级的再生产(既包括它的数量，也包括它的质量)。(第275—276页)

三 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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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另一个特性也是值得关注的。资本家进入市场，并在将它们投入生产前，需要偿付所有的商品(原材料，机器等)，但是对于劳动力，资本家雇用了劳动力，只有在他们已经完成工作后，才支付给它的提供者。实际上，劳动者提前将劳动力商品交给了资本家，并希望在一天结束时得到报酬。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宣布倒闭的公司可以不支付工资。（第277—278页)例如，在当代中国，在某些产业(建筑业)和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北方，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人曾被克扣工资，这导致了大范围抗议活动的爆发。

马克思在这里的观点是，自然、社会、政治和历史环境不同的一个劳动者对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的观点是不同的。显然，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标准(假如说，是当代的瑞典)与另一个(当代中国）是不同的，而1850年在美国可以接受的标准，在当今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劳动力的价值存在很大差异，不仅取决于物质需要，还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社会运动的历史(有些情况还远远超出了工人们自已直接斗争可能想要达到的目标）。可能会存在社会民主党，他们坚持推行普遍的健康服务、提供教育机会、足够的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如公园、水、公共交通、卫生，同时包括以最低工资标准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文明国家的基本义务，它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情况。

关键的一点是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不同。它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参与商品价值的决定。而且这种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受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力量这些广泛因素的影响。甚至在梵蒂冈都颁布了关于劳动条件的、强有力的罗马教皇通谕，而且，当自由的宗教在拉丁美洲处于鼎盛时期时，它在鼓动以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为主题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劳动力价值不是固定的。它上下波动，不仅因为维持生存的商品的成本不同，而且还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总和受所有这些广泛范围的力量的影响。简而言之，劳动力的价值对支撑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的变化是敏感的。低廉的进口商品会降低它的价值，所以沃尔玛现象已经对美国的劳动力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存在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并通过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使美国的劳动力价值下降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许多资本家阶级的联盟中，存在对中国商品设置进入壁垒或关税的抵制，因为这样做会提高美国的生活成本，导致美国工人对更高水平工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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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简短地提到了这种问题，并将它们放在一边，并总结道，“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第275页)马克思将他所承认处于流动状态的，而且永远处于流动状态的东西固定为在一个国家、一个既定时间上的“已知的数据”。这种运动有多大合理性？从理论上讲，它保证了马克思能够转到去解释剩余价值是如何能被生产出来的问题，但是这样做是有代价的。

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体中，已经找到了许多决定这一数据该是多少的方法。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的立法，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在一个给定的地点和时间，一个固定的数据的重要性，同时，关于是否提高这一标准的政治学，是政治斗争在劳动力价值决定中的作用的精彩例证。近些年关于“生存工资”的地方性斗争也证明了一个普遍的数据和关于这一数据应该是什么标准的社会斗争的观点。

与马克思的等式并存的一个更有趣的观点，存在于我们所说的贫困线的决定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莫利·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

三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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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确定以货币金额计算的、以购买再生产所注定需要的特殊的商品的总和，比如说，一个四口之家在最低的可接受的水平上所需要的货币额，形成了一种确定贫困线的计算方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已知的数据。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对这一定义就一直存在争论，这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例如，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支付)。商品的市场篮子的确切内容究竟是什么多少用于交通，多少用于衣服，多少用于食品，多少用于房租(而且现在是否确实需要一部移动电话？)变成了一个人们争论的话题。目前，对于一个四口之家，这一数字超过每年两万美元。右翼人士认为，我们一直在使用错误的商品总和，因此夸大了贫困程度。然而，研究显示，在高成本的地方，例如纽约市，这一水平应该在两万六千美元，或者更高。显然，在这里，历史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观点都是影响因素。

让我们通过了解C-M-C流通，以及在C-M-C流通和资本家在上述流通过程中和在C-M-C+ΔC流通过程中的努力程度之间的差别，来回到劳动力流动的观点。马克思评论道，

货币占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第279页）

而且，接下来观点发生了巨大转变：

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第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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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马克思以对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法律的一个摇摆的控诉作为结论。抛开流通和交换手段的环境，抛开作为“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制度性地建立起来的环境。市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

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已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第280页）

随着马克思对自由资产阶级制度和市场规律的、标准形式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描述，下面开始他对最终转型阶段的论述：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

三 从资本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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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让人家来鞣。（第280页）

这种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进一步揭示，回应了人们所假设的劳动力的自由的二重性。它将论点深入一个对正在发生的、几乎看不到的生产时刻的考虑中，特别是在工厂里。在进入了这一王国后，我们会继续跟随马克思的思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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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