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尚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经验向有头脑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第380页)

剩余人口影响了资本家是否要去关心劳动力的健康、福利和生活期望的行为。作为单个的资本家，他们也可能会关心。但是受到在竞争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的强制，单个资本家没有其他选择。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第381页)

不管他们是出于好心还是歹意，资本家迫于竞争，不得不使用与他们的竞争对手相同的劳动管理方法。如果你的竞争对手缩短了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生命，那么，你也必须这样做。这就是竞争的强制规律的作用。“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个短句，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讨论中，而且会多次出现。重要的是，正如它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一样，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强制规律会在哪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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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促使马克思去思考“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它导致了“正常工作日的规定”。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第382页)在中世纪时期，很难使人们成为工薪劳动者。如果人们不能使他们自己以土地为生，他们会成为流浪者、乞丐甚至公路上的抢劫犯(像罗宾汉那样)。所以，(统治阶级)制定了法律，以明确工资关系，采取延长工作日长度的做法，并将乞讨者和流浪者治罪。实际上，一种规制性的手段被创立出来(而且马克思将在第八部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以将人口社会化为工薪劳动者的角色。在他们被要求进行一个好的“日劳动”前，流浪者被鞭打，并被戴上枷锁。而且，在第一个这种身份中，一个好的“日劳动”被确定为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从1349年开始。劳动纪律就是在英国这样实施的。你将发现，在19世纪及后期，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殖民统治地区。当时的报告显示，在印度或非洲存在的问题是，你找不到当地人去从事一个“正常的”工作日的工作，更不用说一个“正常的”工作周了。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只做一点点工作，然后就消失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不符合时钟定时的观点，并且由于时间是利润的要素，所以妨碍了资本家获取价值的能力。当地人缺乏时间的纪律是殖民统治者经常提出的抱怨，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来灌输劳动纪律的意识和一种恰当的时间观念。（我已经听说，当代的大学管理者也对学生们有相似的抱怨，甚至还开设了一门由哈佛大学教育天才所讲授的课程，他坚持认为，要正确地教育大学生，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灌输一种恰当的时间纪律观念。)

关于中世纪和中世纪后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的研究，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或者像一些人所偏好的说法，是“现代性”)的兴起，人们在时间观念上的转变，现在可以得到一份详尽的文献。例如，我们都太容易忘记，“小时”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13世纪的发明，“分钟”和“秒”只是在17世纪后期才开始成为通用的计时单位，直到最近一段时期，像纳秒这样的概念才被发明出来。时间单位的发明，不仅有自然的，而且有社会的决定因素，它们的发明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相关。当福柯谈到治理的起源时，他实际上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时刻，即在人们开始将时间纪律的观念内化，而且学习在几乎不做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这一观念生活。当我们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当所有人都已经将这种观念内化时，我们就掌握了一定的对时间性和它所额外附加的实践的思考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讲，这种时间性的产生，与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出现相关。对于他来讲，阶级斗争的作用处于中心地位，而福柯对这一问题则倾向于采取回避或低估的态度。马克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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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第394—395页)

认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认识到关于世界的、时间思考的、霸权形式的阶级特点，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里就不仅涉及时间性，因为空间性也出现了。对于思想家们而言，存在的问题是，像1770年《论手工业和商业》的匿名作者所说的，对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采取“缓解和懒惰”的态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倾向(第387页)。马克思引用了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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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第388页)

马克思随后做了他的回答。这对贫民来说相当于一个恐怖之所，他写道，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作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第389页）

空间的组织是由工人承担的纪律规训手段的一部分。这几乎肯定地启发了福柯在他的书，例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关于空间组织的纪律规训手段(像他的模板，带有圆形监狱)的不同研究。当他这样明确地将马克思对工作日的分析作为一个启发时，我想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在英语世界中，福柯经常被认为是一位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相左的思想家。在我看来，福柯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他将马克思的观点普遍化，并赋予了它实质性的内容。虽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当时在法国的毛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但他早期的关于精神病院、监狱和诊所的文本，在我看来，应该被理解为是对马克思关于规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在其中工人不得不被社会化并接受管理以接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时空逻辑观点的继续，而不是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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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目前仍伴随我们的工人的纪律规训。随后存在的问题是，对那些因为不遵守纪律，就被认为是奇怪甚至是不正常的人，该怎么办。这是福柯的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被称为疯子或反社会的人，被囚禁在精神病院或监狱；或者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被戴上枷锁，遭受嘲笑并被惩罚。所以，要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就需要接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便利的、一定类型的时空的纪律规训。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是，这根本就不正常它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这一特别的方式，并且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而产生的社会建构。

显然，资本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延长工作日，并将它常规化到，比如说十小时或十二小时(正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作时间”由于环境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一天不会超过四个小时，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被用于社会化的工作和其他活动，它们不能被认为是对物质生存条件有所贡献的“生产性”活动。在我们的社会形式下，一个四个小时的工作日被认为是可笑的、不合适的并且是不文明的，这引出了一些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的关于“文明程度”的问题。一名社会学者的选择很可能是以恢复四小时工作日为目标！

在第六部分，我们了解到，在工业化的英国，由于工人们致力于反抗工作日过长，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发生的历史。马克思涉及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动力，它的情况与此相似(在这里我用我的方式来讲述，以帮助澄清马克思的描述)。在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仍然主导着英国的政治力量。它拥有议会，拥有上议院，它拥有郡主政体，并主导军队和司法机构。但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部分由传统的商人和金融食利者组成(分布在伦敦和港口城市，像布里斯托和利物浦，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赚了很多钱)，现在还包括曼彻斯特地区，一个以棉花制造为中心、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产业利益。后者成为强有力的、对一种特殊版本的经济理论的倡导者，这种经济理论受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思想(提醒大家，曼彻斯特是西尼尔学习经济学的地方)的主导。虽然财富在日益增长，但相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产业资本家的政治权力却不强大。所以，他们寻求改革议会体系，试图通过这种做法在国家机器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与拥有土地的贵族进行严肃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寻求多数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寻求职业的中产阶级和一个善于表达的、自我教育的、技术工人阶级的支持(区别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大众)。简而言之，产业资产阶级寻求同技术工人阶级的联合运动，来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在19世纪20年代，通过大量的煽动工作，他们全力以赴地推动1832年的改革法案，这一改革将议会的代表体系转变为对他们有利，并放开了参选资质，这样就温和地赋予了财产所有者投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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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引导进行改革的煽动过程中，他们也对工人阶级做了所有的政治承诺，包括将投票权扩大到技术工人，调整工作日的长度，并且对压迫性的劳动条件采取某些改善。但改革法案很快就被工人们称为“极大的背叛”。因为产业资产阶级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改革成果，而工人阶级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1833年第一个对工作日长度调整的工厂法案是脆弱的，而且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虽然它开创了这一问题上国际立法的先例)。工人们被这种背叛所激怒，并发起了一项政治运动，被称为宪章运动，这一运动开启了工人对大众生活条件和令人震惊的产业劳动条件的反抗。在这一时期，土地贵族对产业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权力显得更加对抗了(阅读狄更斯或迪斯雷利小说，就会发现当时这种紧张状态无所不在)。他们倾向于以国家的(军队的)利益为基础，部分地支持工人的要求，但也是通过“地位高则责任重”这种典型的贵族政治来做到的，他们把自己描述成不会像下流的产业资本家所做的那样去剥削工人、家长式的人物。这就是工厂视察员之所以出现的部分原因。工厂视察员的出现是由土地贵族促成的，是为了限制无情的产业资本家的权力。在19世纪40年代，产业资产阶级受到了土地贵族和工人联合运动的强力推动，马克思称之为“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第348页)在1844年、1847年和1848年，更加强硬的工厂法案被提出讨论并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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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关于阶级关系和联合的形成中的拼图迷局，还存在另一部分。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是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这造成了一场关于《谷物法》的斗争(请注意，那时在英国“谷物”是指“小麦”，而不是美国所称的“玉米”)。高额的小麦进口关税，从对外竞争角度保证了土地贵族的收入。但结果造成了面包的高成本，而面包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食物。这时就由产业资产阶级发起了一项政治运动，由曼彻斯特的科布顿和布莱特(Cobden and Bright)领导，目的就是废除《谷物法》，他们向工人们解释，这将意味着他们会得到价格更便宜的面包。为了和工人形成联合，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但不是十分成功，因为工人们牢牢记得他们曾经遭受“极大的背叛”)。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终于进行了《谷物法》改革，从而降低了小麦关税，这严重地影响了土地贵族的财富收入。但是，当面包的价格变得便宜时，产业资产阶级又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由于劳动力的价值部分地由面包的价格决定，较低价格的小麦的进口会导致较低的面包价格，这会反过来导致(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产业家们就可以支付给工人较少的工资，因为这时工人只需要更少的货币去购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面包！在19世纪40年代的这一阶段，宪章运动得到加强，工人的要求和工人的煽动情绪也在升级，但是没有出现反对他们团结的联合体，因为在产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利益也正在进行深刻的分化。

产业资产阶级试图去破坏19世纪40年代工厂法案的执行。就像土地贵族们一样，他们用时间的概念来玩花招。由于工人们没有计时器，雇主们就调整工厂时钟的时间以获取额外的劳动时间。雇主周密组织工作计划，“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第403页)这样，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他们虽然参与了十小时的工作，但是却表演了十五个小时。工人们必须“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第404页)雇主们用换班制度来混淆时间概念，并且“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想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第396—397页)早期的立法倾向于对妇女和儿童的就业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引起了界定儿童在什么年龄为成人的争论。“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第392页)这就是产业资产阶级的文明程度！作为一名工厂视察员，列奥纳德·霍纳曾大声地抱怨到法庭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使雇主被证明无罪。但是马克思注意到，在1848年，“托利党人”土地贵族对《谷物法》“渴望报仇”，(第395页）并坚持推动实行一项新的《工厂法案》，它会将工作日限制在十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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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848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之一，主要表现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一场规模巨大的失业危机席卷了大部分欧洲，并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引发了强烈的革命运动；同时，宪章运动的鼓动在英国也达到了顶峰。面对这一情况，整个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在力量感到了紧张。在1848年6月，巴黎出现了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随后建立了一个专制的政权，后来成为第二帝国，由路易·波拿巴在1852年执政。

在英国发生的事件远没有如此戏剧性，但是骚动的恐慌在蔓延。在那里，

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思想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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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合起来了！（第397页）

研究在寻求保护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秩序中，“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是如何频繁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颂歌被炫耀出来，令人惊讶。我们不需要观察比美国近代历史更早的情况，在那里，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极力忠诚地宣扬这些原则，那么，特别是共和党将不会存在。在1848年的英国，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并且，“他们进行公开的反叛”，“反对1833年以来力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第397页)所有这些听起来与里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运动非常相似。在里根执政期间，许多措施的推行是以劳动关系(通过“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和“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被逆转或左派不再起作用为基础。这种情况也对国家机器中阶级力量和阶级联合的特点的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850年后英国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急切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又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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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5 页)

资本家实际上所采取的措施是，在这里、那里和所有地方，利用法律分化这些决定，所以，实际上这一法律不再是一致的了。但是1850年发生的骚乱所带来的严重威胁迫使

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1850年8月5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5天从10小时延长为10.5小时，星期六限制为7.5小时。（第405页）

一定的群体，如丝绸制造商，得到了豁免，然而“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第406页)但是在1850年，

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加强了。

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第408—409页）

这些同盟是谁？马克思没有指出来，但是它可能会主要回到职业阶层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进步派。在工人阶级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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