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但是马克思没有对此进行评论，这种改良主义没有受到工厂劳动条件的限制，而且它变得清晰的程度，甚至也会使参与程度日益提高的产业利益受益。这由伯明翰产业家乔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给予了最好的例证，他后来成为该市的市长，并由于他对市政府将在教育、基础设施(供水、排水、煤气照明等)和对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住房条件的承诺，后来经常被人们称为“激进的乔”。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产业资产阶级的分化，如果这能维持它的利润，它就没必要对这些改良主义的做法持反对意见。

这种整体的动态变化引发了一些评论。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到，直到1850年前后，英国产业系统中的剥削率是惊人的，而且工作小时数也相当惊人，由此带来了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可怕后果。但是这种过度剥削的状态自1850年以后开始有所缓和，而且在利润率或产出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有标志性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已经在部分地区发生，因为资本家找到了另一种获得剩余价值的方法(可以更快速地获得)。而且他们也发现，以一个更短的工作日为基础，一个健康和有效率的劳动力，会比19世纪30和40年代所使用的那种不健康、无效率、分散，经常流转和逐渐消亡的劳动力，更具有生产效率。资本家随后会鼓吹他们的这一发现和善心，并且在某些时候公开地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竞争的强制规律施加限制的集体调节和国家干预措施。如果将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限制工作日的长度最终是一个好想法，那么，这对于由工人和他们的联盟所发起的限制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工人或许愿意带给资本一定的好处。资本家被推动着进行一项改革，但这并不必然与他们的利益对立。换句话说，就像有能力瓦解它一样，阶级斗争的动力也能够轻易地帮助这一体系处于平衡状态。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承认，当资本家在五十年后最终屈服于调整工作日长度的观念斗争时，他们会发现，这一斗争对于他们同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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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

在第七部分，马克思考察了英国的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主要是对法国和美国的影响。通过这一研究，他首先意识到，仅仅分析单个工人和他或她的劳动合同是不够的。

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第412—413页)

在其他国家，这一斗争受政治传统(例如，“法国革命的方法”，更多严重地依赖对“普遍权利”的宣称)和实际的劳动条件(在美国奴隶制度条件下，“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的影响。(第414页)但是在所有情况下，作为一个“自由的当事人”出现在市场上的劳动力，会发现他在生产的王国中不是自由的当事人，在那里，“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第415—416页)(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必须吸取的教训是

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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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结论中会引出几个问题。马克思对“不可剥夺的人权”的放弃，是对“权利对话”不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如决定工作日长度这样的问题的再确认。法庭也不能做到这点，但是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出，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并作为一个阶级来努力，而且他们做到这点的方式，将对劳动条件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斗争是自由本身确切定义的核心。让我在这里引用《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已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

但是，我们也看到，资本家受竞争的强制规律推动，更可能以这种方式行动，即对作为一个阶级的他们的再生产的前景，造成严重的损害。如果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并且可以迫使资本家改变他们的行为，这样，工人集体的力量就有助于将资本家从他们自身的愚蠢和短视中拯救出来，就能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其含义是，集体的阶级斗争能够在资本家的动力内部作为一个稳定器存在。如果工人完全没有力量，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走向扭曲，因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无法运转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显然，竞争的强制规律使资本家的地位下降，这一自我破坏的路径需要被容忍。与劳动供给方面存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问题一样，对土地过度使用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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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 III,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1981, 95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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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克思被宣称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所以，我们将要得到的是一个困难的结论。在这一章中，他将自己用基本的假设包裹起来，即资本和劳动都在遵守交换规律的前提下，各自追求它们的权利。在这些含义下，对于工人来说，唯一可能的结果是一座“温和的监狱”，一个公平的日劳动，获得一份公平的日工资。在这里，不存在对资本家阶级的推翻和对阶级关系的废除。阶级斗争仅仅平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面力量，也完全能够轻易地在资本主义动态内部被内化。这确实意味着阶级斗争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必需的，但它对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只起微弱作用。

我们怎样解释所有这些情况的政治含义呢？我的观点是同意这样一种提议，即对工人运动的一定程度的赋权，对资本主义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来说是社会必需的，而且资本家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服从于此，他们的境况就会越好。有大量的历史证据支持这一结论，甚至在国家这个层面上，正像美国新政时期那样，国家有意赋予工会运动权力，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有助于稳定工人阶级。关于劳动力价值和争取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为了社会和政治的、同时也是为了纯粹经济原因、获得少量稳定性进步的基础。同美国强大的资本家阶级的增长相伴随，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欧洲出现了强大的社会民主治理时期，出现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密社会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虽然设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仍然保持相对成功的竞争者地位，甚至在最近朝着新自由主义的其他领域的转向过程中亦是如此，这些现象或许都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也将会坚持，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必然状态这一发现，必须在理论上植入保持沉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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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争取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和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赋权，会超越工会的意识并演变到更具革命性的需求中去。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工作日长度应该被限制在十小时或八小时，但是当工作日长度被减少到四小时，将会发生什么？在那一点上，资本家做了一个小的跳跃。正如在法国发生的那样，甚至认为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和六周的强制休假时间都是过度的，并在部分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同盟中，引发了一个要求在劳动法中应有更大程度“灵活性”的强大运动。这里的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改革已经走得太远了，并且实际上挑战了资本主义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阶级斗争存在一个均衡点，那么，它既不是固定的，也是不为人们所知的。但是它确实取决于阶级力量的性质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与新要求相关的灵活程度。实行超短的工作日保证了资本家通过对更短的工时补偿的方式，来推动劳动的强化并提高生产效率。实际上，工人不可能在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一直保持高强度。一个有趣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矿工罢工反对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政府。面对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希思政府强制执行一种三天工作周的制度，但是随后的证据显示，生产活动并没有以相应的比例减少。他同时要求在晚上十点后不再播放电视节目，这使他在下一届的选举中被淘汰出局(我记得还出现了这一有趣的现象，即在九个月后，人口出生率出现了一个小高峰)。

我不能压抑自己停止思考这一章中的几个与当代情况相关的评论。直接地说，阶级斗争的动力(包括阶级联合的形成)一直持续存在，甚至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在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份和生命期中存在，而且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的调整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马克思停顿下来并详细叙述的更加可怕和骇人听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目前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他所描述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对于许多职业，例如采矿、钢铁和建筑业的生命的期望值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倾向对政府放松管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并通过全球化寻求处境更加脆弱的劳动力，所以在马克思时代被工厂视察员生动描述的那种工作和生活条件又复燃了。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会在我的《资本论》课程中让学生们做如下练习。我会要求他们想象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们正在上《资本论》的课程，并评论说，这本书与过去的历史相关，它所描述的情况现如今早已被取代了。我向学生们提供了大量官方报告的摘要(例如世界银行的文件)和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等)的剪报，内容描述了在中美洲生产GAP服装的工厂、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NIKE工厂，或是在东南亚生产Levi Strauss产品的工厂的工作条件，并描述了伟大的儿童慈善家凯思琳·李·吉福德(Kathy Lee Gifford)，发现她为沃尔玛做广告的服装，或是由洪都拉斯几乎不付给做工的年少儿童工资的工厂制造，或是由坐落在纽约地区已经有数周没有得到工资的血汗工厂里的人们生产的时候，她是多么的震惊。学生们由此写出了精彩的论文，虽然在我建议他们是否愿意将这些论文寄回家时有些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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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劳动条件变得更加恶劣了。在2008年5月，美国移民局和海关总署对衣阿华的一家肉类包装厂进行了突袭，并逮捕了三百八十九名涉嫌非法移民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还未成年，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十二个小时。这些移民被当作罪犯；其中有二百九十七人被判在遣返回国前，需入狱服刑五个月或更长时间，而官方只是在这一道德暴行被公布于众时，才开始迟缓地行动起来反对公司令人震惊的恶劣的劳动条件。在我教授的课程中，学生们也总结到，如果将当前存在的许多劳动实践放到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章节中，即使不考虑其中存在的不同，也完全容易解释清楚。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倾向以及部分劳工运动造成的权力的损失所带给我们的结果。悲观地说，马克思的分析与我们当代的情况也是戚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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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十一章是典型的承上启下的章节。在这一章中移除了一系列问题，以便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在进行一个实质性的转换前，马克思使用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在一定程度上是枯燥的代数方法。他提出，资本家最关心剩余价值量的最大化，因为他们的个人社会权力取决于他们可支配的全部货币力量。剩余价值量来自剩余价值率乘以雇佣的劳动者的数量。如果雇佣的劳动者的数量减少，那么同样数量的剩余价值也可以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得到。但是剩余价值率是有限制的，它不仅受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限制，还受我们前面提到的社会和政治障碍的限制。面对这一限制，资本家可以增加雇佣的劳动者人数。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还将面临另一个限制，即可获得的可变资本的总和与劳动人口的总供给。当然，来自外部的限制是总人口的数量，但同样也存在可获得的劳动力远远小于总人口数量的因素。面对这两个限制，为增加剩余价值量，资本必须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

就像在过渡的章节中经常出现的那样，马克思以一个概要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我们已经到哪里并且我们将去哪里的概念性的图景：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第424425页）

资本的人格化，以它对剩余劳动的渴求和它对剩余价值的不停追求，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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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些都会变化，包括逻辑和历史的变化。当“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时，生产的意义就变成“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反转处于一种令人惊讶的转型的核心，这种转型存在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中。“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第425页)这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资本家持有的生产手段的价值(在工厂中，凝结在纱锭和机器上的死劳动)可以被保存的唯一方式(更不用说以剩余价值形式的增殖部分)，是对新鲜的活劳动的供给的吸收。对于“资产阶级的头脑”而言，随后出现的是，劳动者的存在，仅仅是通过对他们的劳动力的应用而给资本定价！

资本主义憎恨任何限制，准确地说，是因为货币力量的积累在原则上是无限的。资本主义会不断地努力，以超越所有的限制(环境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地理的)，并将它们转变为可以绕过或是可以回避的障碍。这赋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种确定的和特殊的个性，并为它的发展带来了特定历史的和地理的后果。我们现在转到在这一章中所面对的限制是怎样的问题—可以获得的劳动力的总和与剥削率——那些被资本转化为能够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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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