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相对剩余价值

第十二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十二章通过一些复杂的建议，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观点。然而这一章非常简单，所以理解不会出错。基本的观点如下：商品的价值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且这一价值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第131页）

劳动力作为商品，它的价值受一切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它也与劳动者再生产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相关，而且与它所依赖的一定的生活水平相关。

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第276页)

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那么，随着那些再生产劳动者所需要商品的产业的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将会下降。

要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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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支付更少的可变资本，因为工人们只需要更少的货币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一个给定的生活标准决定)。如果资本家必须支付更少的可变资本，那么，即使工作日的长度是固定的，s/v的比率，或剩余价值率，也会上升。这样，虽然工作日的长度是固定的，但一份更大数额的剩余价值就会被资本家获取。

这一过程不涉及任何对交换规律的违背。为了有把握，资本家寻求去购买任何低于其价值的价格水平上的劳动力，这样就会增加他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量。“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买卖的”。（第431页)所以，对市场逻辑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主题的接受，又一次优于对现实实践的研究，再一次显示了马克思对摧毁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它们自己的理解所提出的乌托邦观点的历史使命。出现了另一个来自马克思解释方式的特别的结果。“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第432页)所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减少奢侈品的价值，并不能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工资商品价值的下降才会起作用。

这就造成了一个难题。为什么单个资本家在他们自己各自的产业提高生产一种工资商品的生产率，同时所有的资本家都将受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搭便车的问题。个人资本家进行创新，降低工资商品的价格，并且可以降低所有劳动力的价值，但他们通过这样做不能得到任何特别或是单独的好处。利益会被整个资本家阶级获得。那么这样做的个人激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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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剩余价值能否通过阶级的策略而产生？虽然马克思没有在这一章提到这个问题，但他在前面的章节中涉及的一种情况就是这样《谷物法》(对小麦进口的关税)的取消，就是曼彻斯特产业家们集体鼓动的结果。更便宜的小麦进口价格导致面包价格下降，使得工人工资被减少。这种阶级策略最终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的原因现在还存在于美国，有关于人们所提出的自由贸易的优势方面。沃尔玛现象和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是受欢迎的，因为廉价的商品降低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成本。在过去三十年，工人的货币工资没有很大增长的事实已经被更多人认可，这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的商品的物质数量增长了(假如他们在沃尔玛购物)。采用完全同样的方法，19世纪英国的产业资产阶级也希望通过廉价的进口商品，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在当前的美国，反对抵制廉价进口是出于保持劳动力价值稳定的需要。保护主义的关税可能有助于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但会导致物价上涨，而这将会形成工资上升的压力。

在历史上，还产生了由国家组织的干预劳动价值的策略。例如，为什么纽约州不对食品征收销售税？因为那是基本的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因素。一种情况是，产业资产阶级曾经支持控制租金、低廉的(社会的)住房、对租金和农产品的补贴，也是因为要将劳动力的价值降低。所以我们能够指出很多都是曾经并且现在仍是由阶级策略提出的，通过国家机器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情况。根据工人阶级获得少量国家力量的程度，他们能够行使这些力量来增加他们的实质性收入(虽然国家已经提供了许多产品和服务)，并且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要回部分潜在的相对剩余价值)。

在这一章中，马克思回避了这些问题，几乎肯定是出于他放弃了对资本家不断寻求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买劳动力的研究的相同原因。有意识的阶级策略和国家干预在马克思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中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完全跟随他，特别在我们对实际的历史感兴趣的程度上。但他还是通过坚持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主义的限制性的假设，完成了某些非常深刻的理论。他展示了个人资本家如何并且为什么，可能会被推动而进行创新(没有任何阶级或国家的干预)，即使他们创新的回报将会被所有资本家阶级所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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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绝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虽然通过他的行动，“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个人资本家也不是以普遍的阶级意识为基础行动的。马克思随后警告说：“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这一特殊的段落说明，一些特殊的事情正在发生(拜物教的气息正弥漫在空气中)。那么他找到了什么？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第433页)

现在，我们需要长期努力地、批判性地仔细考虑他说了什么。在前面，我曾建议你在竞争的强制规律进入讨论时保持警觉，而且直接地说，它们在这里出现了。马克思似乎倾向低估这一规律的使用，虽然他也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规律他就不能继续进行论述。在这一点上，我只能够提供我自己的解释，并且完全知道许多人将不同意我的说法。我想，在马克思分析供求关系波动的作用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之间，肯定存在一种并行的关系。关于供给和需求，马克思承认，这些条件在一种特定商品形成价格的变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表面作用，但是当供求达到均衡时，他认为，供给和需求就不能解释任何事情了。供给和需求不能解释，为什么用衬衣交换鞋子是以它们现在的比率为基础的。这必须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来解释，即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这并不意味着供给和需求是不相关的，因为没有它们就不可能存在均衡价格。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在一种特别的商品生产中，个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重新确定了均衡的位置商品的价值的平均价格虽然那种商品的生产在生产率的一般水平方面存在变化。正如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竞争是一种发生在社会表面的附带现象，但是，像交换本身一样，它也具有一些不能借助于竞争去理解的更深层次的后果。这是他在《大纲》中的立场：不是竞争建立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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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所以，无限制的竞争不是经济规律的真实性的前提，而是结果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对于像李嘉图那样以存在着无限制的竞争为前提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来说，被当作前提的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充分现实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

让我们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过程是如何运行的。“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第433页)提醒大家，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129页)如果一个单个的资本家脱离了社会平均水平，并建立了更具生产率的体系，它具有超高效率，而且每小时不仅能生产十个小物件，而是能生产二十个，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一个资本家这样做了，而其他的资本家仍然是一个小时生产十件，那么，这个资本家就能够以社会平均十件的水平或接近这一水平卖出他的产品，即使他能生产并销售二十件。“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第434页)创新的资本家就会以社会平均水平或接近平均水平的价格出售产品，而他的生产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而获得一份额外的利润和额外的剩余价值。这一差距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个人资本家获得了相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资本家生产工资产品或奢侈品都无关紧要。但是这个资本家如何在原有的社会平均价格水平上，出售每个小时多生产的十个小物件呢？这里，供给和需求的规律就开始发挥作用了。答案是，它们可能无法以原来的价格被销售出去。所以商品价格开始下降。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资本家赚取的利润就会减少。减少的利润额，是剩余价值从那些具有落后技术的资本家向那些具有先进技术的资本家的再分配。所以，那些以落后技术生产的资本家，就具有了采用新技术竞争的激励。一旦所有在这一领域生产的资本家都跟随并采用新技术，做到在一个小时内生产二十个小物件，那么，凝结在小物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少。由个别资本家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只是在他或她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级的技术时才会存在。它的存在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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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第436页）

所以在这一章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形式被认为是一种阶级现象。剩余价值被整个资本家阶级占有，而且它与决定劳动力价值的阶级斗争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样，是永久存在的。第二个形式是个别和短暂的。正是这第二个形式，它授予了个人以优势，即个人资本家被迫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而追求的剩余价值。其结果是，所有资本家都处在一定的阶段，或者其他人被迫去采取同样的技术。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并不是不相关的，因为，在工薪商品部门的短暂的创新，也会导致以一个物理的生活标准决定的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第436—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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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是一位头脑机智的资本家，你就会知道，如果你总能拥有一项更先进的技术的话，就总能获得这第二种短暂性的相对剩余价值。这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假设新技术是一台新机器。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机器是死劳动，所以它们不能生产价值。但是，当你获得额外的相对剩余价值是因为你的新机器时，将会发生什么？因为机器不是价值的来源，它们不会是个人资本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一旦这些机器的使用变得普遍化，由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机器似乎就是所有资本家阶级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这造成了一个特别的结果：机器不可能是价值的来源，但是它们可以是剩余价值的来源。

从马克思形成论述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资本家之间存在巨大跳跃式的技术创新的激励。如果我在一群人中处于领先地位，我比你拥有更先进、更有效率的生产体系，我就会在三年中获得短暂的剩余价值，你随后会追上我并超过我，并获得三年的短暂的剩余价值。所有个人资本家都在通过新技术去捕捉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动力。

现在，大多数其他关于技术变化的理论，都将它视为某种机械之神，某种体制之外的变量，可以被归因为企业家内在的天才，或简单地归结为人类内在的创新能力。而马克思通常不愿意将某些因素归结为与一些外部力量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在这里所做的是找出一种简单的办法，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内部(内在地，正如我们喜欢的说法)具有如此不可置信的技术动力。他还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家持有一种拜物教的观点，即机器是价值的来源，并且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要服从于相同的拜物观念。但马克思是果断的。机器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不是价值的来源。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量感兴趣，而且因为他们一般都偏好于获得相对剩余价值，而不是面对绝对剩余价值的阶级斗争，所以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拜物的信仰，作为对他们野心的答案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在我们针对这种观点修正我们自己思想的时候，我们甚至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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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另一个有意思的马克思受到限制去进行考察的推论，虽然他在其他地方也暗示了这一观点。假设工人只以面包为生，而且由于生产率的增长，面包的成本被减掉一半。假设资本家削减了四分之一的工资。这样，他们就获得了所有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也提高了一般剥削率。但是同时，工人可以购买更多的面包，并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带来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在生产率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如何在阶级之间分享？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对此加以强调)通过他们能够支付的物质商品(使用价值)来衡量，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同时，剥削率s/v也在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经常从马克思那里听到的一个批判是，他相信存在剥削率的提高。批评家会质疑，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工人们(至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拥有汽车和所有消费商品，所以，显然剥削率没有增长？难道工人们的处境不是更好了吗？部分答案是，这确实是事实，在马克思的理论所假设的情况中，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稳定地提高，同时，剥削率或者提高，或者保持不变。（另一部分可能是，考虑到全球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所获得的福利，是以对另一部分人的帝国主义的剥削作为回报的，但是那种情况在这里不适用。)

我看到，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它会很容易地预先设置一个错误的、虚假的理论和历史批判的界限。但是，它也会使我们更加明确地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作为历史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由生产率获得的利益是如何被分享的。美国的情况是，自内战以后，由较高生产率带来的收益，一部分会流向工人。一种典型的工会谈判策略是，工人对生产率的增长采取合作态度，同时以较高的工资水平作为回报。如果由技术动力带来的福利得到广泛的传播，那么，对技术动力的反对态度就会哑口无言，即使是在资本家兴高采烈地提高剥削率的时候。虽然剥削率在提高，但总的来说，针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反对派的态度也会变得愈加不尖锐，因为工人们至少获得了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奇怪的是，在美国，在过去的三十年，工人们没有从增长的生产率中获益。资本家阶级占有了几乎所有的利益。这一现象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思想的核心目标，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将工人状况不能得到改进的阶段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的阶段区别开来，在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阶段，来自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倾向于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更加均衡地分享。所带来的结果是在所有滑向新自由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中，社会不平等程度出现了巨大的增长。这部分与不同地方出现的阶级力量的平衡和阶级斗争的动力相关，而在美国，更加低廉的进口商品(和帝国主义的做法)，也有助于工人阶级维持这样一种幻想，即他们可能会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那儿获益。但是，所有这些都超越了马克思的文本所提出的观点。然而我发现，将他关键的发现扩展到这些领域中去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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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合 作

后面三章将讨论资本家获得个人相对剩余价值的不同方式。总的关注点是，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它取决于劳动的组织形式(劳动合作与劳动分工)，以及机器和自动化水平(作为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技术)。这会造成一些混乱，因为马克思有时在“生产力”的主题下将所有这些策略汇集在一起，但是，他随后偶尔会使用“技术”的概念，就像它是与生产力相同的东西一样。显然，他对组织形式(就像原来的软件)与对机器(硬件)同样感兴趣。我想最好是假设，马克思的技术/生产力理论是机器加上组织形式。我以这种特殊的相对性来揭示他的立场，是因为在最近，组织形式的转变一分包、实时工作体系、合作的分散化和其他现象在寻求生产率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沃尔玛的利润率是以对中国廉价劳动的剥削为基础的同时，它的组织形式的效率也将它与许多竞争者拉开了距离。相似地，以底特律为代价，日本对美国汽车市场的占领，日本汽车公司的组织形式(及时化生产和分包)，与它所采用的新的硬件和自动化起了同样的作用。实际上，自从1990年左右时间-动作研究(后来被人们称为泰罗制)成为流行之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一直存在硬件和软件之间强烈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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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考察两种组织形式一合作劳动和分工劳动，是如何在现有的工艺和手工劳动技术条件下，被资本用于提高生产率开始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组织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创新，被整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得过程中，我们应该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然而，正如在劳动过程一章中所强调的，劳动过程的潜在的高贵品质，与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离形式的对立一样，马克思既没有对合作劳动，也没有对分工劳动持内在的否定态度。他把它们看作对劳动者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有利的和令他们满意的。合作和劳动分工的有效组织，出色地增强了我们集体力量的人类能力。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可能会对此产生很大的需求。马克思要寻求展示的是，这些正面的潜在性是如何被资本抓住，并用于谋求他们自己的优势，并因此转为对劳动者带来负面的影响。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请在这里注意“计划”这个词，因为它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观点。例如，合作保证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作为其后果而带来的经济规模，会带来劳动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这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曾受到重视，而且马克思也没有表示异议。“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第443页)这种集体力

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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