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把特殊生产部门固定在一个国家的特殊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但是，虽然在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在工作场所的劳动分工具有“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所正确意识到的，亚当·斯密所关注的一些情况)。(第474页)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

在后面的情况中，马克思提出，“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但是，它们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做到这点。而且他随后解释了为什么要追溯到商品交换规律。这意味着“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第

六 相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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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476页)那就是，当需求和供给不均衡时(而且请注意，在这里，如果没有供给和需求机制，我们就不能做到这点)，市场价格的波动被迫朝着内在的价值关系方向进行必要的调整，即生产者要调整他们生产的产品及数量。其结果是，一方面，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和另一方面受下面的规律管制的，“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对比，

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前提是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第476—477页）

请注意，在这些段落中，对供给和需求机制及竞争的强制规律的依赖，是在价值关系主导中达到某种均衡状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总结道，资本主义经常生活在“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之间的矛盾中。劳动分工的这两个方面，更进一步地，“是互相制约的”。而且对于这一结论，马克思还附加了一些有争议的和令人担心的政治评论。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转化为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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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需要仔细分析。资本家喜欢在他们的工厂内部进行的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而憎恶任何社会性的关于社会生产计划的观念。资本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抱怨正在表现出来，即计划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特别是资本家要从根本上攻击它，因为这种社会生产计划将以对他们自己的可怕工厂的印象，来重塑世界。然而，资本家对计划的谴责与正在丰田公司或沃尔玛内部发生的事实不符。成功的企业采用了全面质量管理、投入产出分析和优化规划及设计等复杂的计划技巧，并将每件事情都计划到最精细的细节上。然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要提出的问题，资本家在社会王国中用于进行计划的伪善的方法，与他们为寻求相对剩余价值所使用的毫无疑问的、复杂的技术完全不同，前一种方法对于旨在为每个人争取物质福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来讲是足够的。简而言之，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中，将世界转变为一种集中的计划经济，事实上是一座巨大的工厂的做法，合理吗？显然，如果考虑马克思对工厂劳动条件的惊人描述，那么这样做就是有问题的。但如果问题不是技术，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被资本家用于获得相对剩余价值，而不是为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要去生产足够的产品，那么，列宁将福特的生产主义作为苏维埃产业发展目标的倡导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我们将在后面回到这个问题上。

当然，集中计划的主张是不可行的，或是由于其复杂程度，或是因为它对私有产权关系的侵害没有被清除，假设这种复杂性存在于任何一个大公司中，例如，生产电子产品的大公司对劳动者他或她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的剥夺。不可置信的市场体系的无效性(特别是在环境方面)，竞争的强制规律阶段出现的残酷性，同时还包括典型地产生于工作场所的这种日益增长的专制主义，都不能说是对市场机制协调功能优越性的良好宣传。只有在私有产权和竞争的强制规律的前提下，创新才是可能的，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肯定是不切实际的。我想，在这里让马克思印象最深的是，资本对劳动的生产力的占有。他多次坚持对工人阶级说，合作和劳动分工所具有的这些力量，都是他们的生产力，而资本正在占有它们。

六相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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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已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

这种含义对工人来说是深远的。

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第481—482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中，身体政治就是，工人们被简化为他们自身的各个局部。“与自然的性质不符”马克思再次具有讽刺意味地说“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令人伤心的是，

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

智力劳动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职能，它将精神从手工劳动中分离，并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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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的程度上将前者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

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第482页)

这样做的结果是“工人的贫困化”和“个人生产力”的严重损失。政治和智力的主观性不再能超然于事外。而且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他并不必然持赞许的态度，但是提出了一个正在日益形成的事实：

亚当·斯密说：“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已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已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品德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第483页)

在这里，马克思似乎部分地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斯密所作的描述，而且，我也认为提出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是重要的：我们通常的就业状况正在多大程度上侵蚀我们心中的勇气？我想，这一问题广泛存在，根本不限于工人范围。记者、媒体人士、大学教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有丰富的个人经验)。无时无刻不困扰我们的、广泛蔓延的反抗军国主义、社会不公正、阶级压制的不满情绪同来自我们普通职业的精神和政治主观性的关系(而且是在一种更隐藏的方式中)，与这种情绪同复杂的资产阶级压制性的组织的关系相同。马克思认识到，“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而且这造成了他所称的“工业病理学”的后果。(第484页)在此我们又再次触碰到了危险的基础。当然，我们由此把整个工人阶级归于病态是不正确的。然而说所有这些对人们的反应能力、思考能力没有任何影响，那也是信口开河。对于你们中的那些曾经被组织从事两项工作(每周八十小时)的人，将非常清楚全部问题所在。处于那种状态的工人只有很少的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更不用说去阅读)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思考的大部分事情。他们忙于生计，为孩子挣得足够的食物并操持其他家务杂事，所以没有时间从事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斯密将这种观点推向了极端，并得出了一个不幸的结论，所以，对工作和义务的考虑只是一小撮社会精英所要做的思考和组织工作，但是在马克思的描述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政治危机中被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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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过程中并在社会范围内对劳动分工的再组织，是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打下的印记。但是，这种制造体系有其局限性。“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而且马克思确实尊重这种生产方式

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第490页)

我们的压力在于如何跨越这些障碍。当然，“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第491页)这将我们带入了下一章的论述，在那里，机器和现代工厂的组织形式走到了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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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揭示了什么

第十五章 机器和大工业

在导言中，我指出了马克思很少对他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评论。所以，应该通过对偶尔出现的评论的仔细阅读，对此进行重新构建，并通过他的实践研究进行补充。第十五章，“机器和大工业”，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章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一般性论述。这一章篇幅较长，但各部分内容间是有逻辑顺序的。值得我们在研究这一章之前和之后，重温这一逻辑顺序。

一个重要的脚注

然而，我要从这一章的第四个脚注开始，在那里马克思使用了他在方法论思想描述中经常采用的神秘方法，将大量的概念用某种结构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脚注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集中在马克思与达尔文的关系上。马克思读过《物种起源》，并且深受达尔文提出的关于演化重构的历史方法的影响。马克思明确地将他的工作视为达尔文研究的某种延续，带有对人类和(而不是对立的)自然历史的关注。他在第一版的前言中提到，他的目的是从“自然史”的“角度”去观察“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从这一观点来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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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脚注中，马克思首先关注了“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这

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第493页)

维科的观点是，自然史是上帝主导的领域，由于上帝是以神秘的方式行事的，所以它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但是，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我们的历史，因为是我们创造了它。马克思较早地将历史的方法开创性地运用到技术的变化上，而且注意到了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第七章在追随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将人类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后，他继续观察到，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然后，在一个脚注中，他写道，“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第286页)在第十四章，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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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留传下来。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这些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第468页)

一直存在一种人类的演化过程，在其中，我们不仅可以从技术方面，而且可以从整个社会生活模式方面，分清急剧变化的观点，这显然对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对达尔文的观点也不是没有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他给恩格斯写道，“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发明’生存斗争’。这是开辟新市场、以及马尔萨斯的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①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问题就是，达尔文的非历史的方法，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演化，而不考虑任何人类活动的作用对地球表面变化的影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的参照也是生动的，因为在他的《物种起源》导言中，达尔文已将他的一些关键的观点归为马尔萨斯的观点。但是因为马克思无法容忍马尔萨斯，所以对于他来讲，达尔文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尔萨斯观点启发的想法，肯定很难接受。有趣的是，没有受到无情的英国产业主义影响的俄国演化论者(达尔文和约书亚·韦奇伍德的一个女儿结了婚，韦奇伍德是一位著名的陶器产业家，非常熟悉竞争和劳动分工及其作用)更多地强调了合作与互助，这些观点被俄国的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Kropokin)解释为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

但马克思欣赏的是，达尔文对演化的研究作为一种历史重构和理论研究的开放过程的方法。马克思也采用相似的方法去理解人类的演化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强调过程而不是强调进入的事物的地方。我们应该在内心中把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当作一篇关于技术历史研究的论文来阅读。这一章是关于资本主义产业形式如何从手工和制造业中脱颖而出的。直到这一部分内容出现前，没有人真正想过要撰写这样的历史，所以这一章可以被称为一种开创性的努力，随后萌生了一个完全的学术研究领域，即科学技术史。用这种方法去阅读，这一章的观点就变得更具意义了。但是，正如达尔文的理论一样，这里的内容比历史更加丰富。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理论问题的出现和争鸣，正因如此，所以有大量的问题有待我们去争论和探讨。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① Marx to Engels, June 18, 1862, in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ed. S. W. Ryazanskaya, trans. I. Lasker (Moscow: Progress, 1965)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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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简短的，但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陈述，需要给予说明：

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第493页）

在这里，马克思在一个句子中连接了六个概念要素。首先是工艺学。这与自然有关。存在一个实际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以一种相当隐秘的方式进行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存在社会关系和精神观念。直接地说，这些因素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的，它们通过指导人类演化的“生产过程”相连。他没有明确以生产的概念描述的唯一要素，是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在演化中。认为自然也是部分地通过人类的活动被产生的观点，已经长期存在；这一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版本(在第七章被勾画出来)，在我们的同事尼尔·史密斯(NeilSmith)的著作《不均衡的发展》①中被出色地展现出来，在那里，自然和空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被明确地理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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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rd edn.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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