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六个概念要素之间的关系呢？虽然马克思使用的语言是建议性的，但他使问题处于开放的状态，这是不幸的，因为它为所有的解释留下了太多的空间。马克思经常被他的朋友，也包括他的敌人描述成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即，他认为是生产力的变化主导了人类历史进程，包括社会关系，精神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其他方面的演化。例如，新自由主义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①中，高兴地承认他被认为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当一些人向他指出(错误地)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时，他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敬仰之情，并赞赏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长段内容，来证明他的观点。在一篇对弗里德曼著作的评论中，保守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肯定了马克思的技术决定主义，并认为，弗里德曼确实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②而上述由那些在总体上对马克思怀有敌意的人所做的观察，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中是一直存在的。关于“生产力是引导的主体”这一主题的最强大的版本，来自G·A·柯亨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柯亨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研究了所有的马克思的文本，并维护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解释。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解释。我发现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一致(这被像柯亨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当作垃圾而丢弃)。马克思在总体上回避了带有因果关系的语言(我可以向你提出挑战，如果你能在《资本论》中找到许多这样的语言的话)。在这一脚注中，他没有说技术是“引起”或“决定”，但是他提出，技术“揭示”，或者以另外一种解释，“揭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更有把握，马克思对技术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关注(包括组织形式)，但这也不能保证就能够将技术当作人类演化中的一个引导的主体。马克思的意思是(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技术和组织形式在内化了精神观念、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的同时，也内化了人与自然之间一定的关系。凭借这种内化的优势，对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就一定会“揭示”或“揭开”关于所有这些要素的许多问题。相反，所有这些其他的要素也内化了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例如，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状态的详细研究，就“揭示了”大量我们与自然、技术、社会关系、精神观念和生产的劳动过程的关系。相似地，如果不考察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对于世界的精神观念，我们使用的技术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状况，那么，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当代关系的研究，就不会深入。所有这些要素组成了一个整体，而且我们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① Thomas Fried, 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 201 –4.

② John Gray, "The World Is Roun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2, No. 13 ( August 1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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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是一种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的很有帮助的方法。例如，我曾经加入一个陪审团，选择在韩国设计一个新城市的方案。我们这些陪审团的成员，面对在面前展示的所有设计方案。陪审团主要由工程师和规划人员，以及少量出色的建筑和景观设计师组成。后者主导了决策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的基本讨论，而这一讨论，主要转移到在建筑形式中，所采用的圆形和方形图案相对代表的符号力量和实际含义的讨论上。换句话说，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几何和符号的原则来做的。有一刻，我打断了进度并提问道：如果你在建设一座新的城市，那什么是你想了解的事情？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将在这里与世界建立怎样的关系？(生态空间等)在这座城市中将体现怎样的技术，为什么？设想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将会结合什么样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系?日常生活又将会怎样，是那种我们想要的日常生活吗？在这里，我们将采用什么精神观念，象征性的和其他的？它会被建设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纪念或是更具世界性的地方？

其他的陪审员也找到了这一规划的创新和趣味所在。我们讨论了一会儿，但是这一问题相对于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来讲太过复杂。一位建筑师随后提出，在这六个标准中，只有精神观念真正具有影响，它会落实到形式的符号主义上，而恰好会把我们带回到关于圆形和方形的相对力量的问题上！后来我被问到，他们能够从哪里找到更多的关于这种有趣的思考方法的内容。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说就在《资本论》第十五章的第四个脚注中。我应该更清楚地知道，这种事情会存在两种典型的反应。一种是紧张甚至是恐惧，因为如果认识到，马克思可能已经如此强有力地说了一些明显和有趣的事情，这等于承认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是志同道合的，但这对某人的职业甚至是个人前途来讲，会非常可怕。另一种反应是把我当作白痴，认为我思想贫乏，以至于只会鹦鹉学舌地效仿马克思，甚至糟糕到只会引用脚注的地步！所以对话就此终止。但是，我想这是一种有趣的评价城市设计和批判城市生活质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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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框架有助于通过一个基本的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而且正如我所希望展现的，还存在一个强大的证据，为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演化过程所采用的大部分无形方法提供了基础。让我在此将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思想架构，在其中这六个要素在一个单一的空间里被悬挂在一起，但它们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见下图)。每一个要素内部都具有动力，这样，我们认为，每一个要素都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组成了一个“时刻”。我们可以从时刻的角度来研究演化，或者检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技术和组织形式中的变化与社会关系和精神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精神观念是如何被与我们相关的技术变量所改变的？一旦我们拥有了显微镜、望远镜和卫星，X射线和CAT扫描，我们是否还会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所以我们目前对世界的理解和思考是以一种彻底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但是通过同样的标志，某些人在某些地方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精神观念，即制造一个望远镜是一件有趣的可以做的事情(提醒大家，马克思着手对劳动过程问题和最糟糕的建筑师的研究)。而且当那个人有这个想法时，他必须能够找到镜头打磨机和镜片制造者，以及其他必需的要素，这样可以通过望远镜的生产将想法变成现实。技术和组织形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们由精神观念创造出来。它们也来自我们的社会关系，并且作为对日常生活或劳动过程的实际需要的反应，具体地产生出来。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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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马克思建立这一框架的方法，如果它是被辩证地看待，而不是因果地看待的话。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渗透到了《资本论》中，我们应该以这一框架作为心中的指导来阅读这本书。它也提供了一个批判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马克思如何完美地将这些不同的因素联系起来来分析他自身的表现。马克思是如何准确地将精神观念、社会关系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否已经充分地做到了？是否还存在其他一些方面，如日常生活的政治，被遗忘在黑暗中？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这种形成和马克思的实践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让我来做一总结。在作为一个整体而被理解的人类演化过程中，六个要素组成了不同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可以主导其他时刻，虽然在每一个时刻中都存在自我发展的可能(自然是独立地变化和演化的，就像人的想法、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方式等)。所有这些要素共同演化，而且都服从于作为整体中的动力时刻的永久更新和转变。但是，它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整体，即，在其中每个时刻都紧密地内化了其他所有时刻。它更像一个生态的整体，即列斐伏尔(Lefebvre)所说的“整体”，或德勒兹(Deleuze)所说的“集聚”，在其中时刻是以一种开放、辩证的方式共同演化的。两个或多个要素之间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人类演化的偶发性(与达尔文理论中的不可预见的变化会带来偶发性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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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理论，危险在于将一种要素当做其他所有要素的主导。技术决定论被错误地命名为环境决定主义(自然主导)、阶级斗争决定主义、唯心主义(精神观念处于前卫)、劳动过程决定主义，或来自每天生活的(文化的)变化(这是保罗·霍肯(Paul Hawken)在他的文章《神圣的动荡》①中所持的政治立场)。主要的变迁，例如从封建主义(或一些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通过穿越所有时刻的辩证的变迁发生的。这种共同的演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衡发展，会带来所有情况的地方的偶发性，虽然这些偶发性受卷入演化过程中的集聚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世界市场中经济发展过程的日益增长的空间(而且有时是竞争性的)整合的限制。有意识地去尝试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可能是没有认识到，需要用一种对地理特点敏感的方法，在所有时刻都进行政治参与。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尝试是，将辩证法简化为一种因果的模式，在这种因果模式中，一个或另一个时刻被放在变化的前卫的位置，而且人们所设想的也是这样。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从表面上看，脚注的第三部分似乎与我对第二部分的解释相矛盾：

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第493—494页)

马克思把他自己当做了科学家，而且他在这里坚称，这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认可。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不同。它是历史的。“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第494页)达尔文对演化的发现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忽视了历史环境对他的理论形成的影响(他从英国资本主义中得到的指征的力量)，并且没有将他的论述继续下去并将他的发现与人类的演化过程进行整合。当然，马克思的写作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但是，他预想了一个批判性的回应，即对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者通过使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将资本主义作为“自然”现象而使其合法化的方法的回应。由于达尔文的理论是从资本主义得出它的指南性的指征，而且受马尔萨斯的社会理论启发，所以它把资本主义确认为与人们所设想的自然的竞争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生存的斗争。而且，这当然是适者生存的规律，这种观点并不令人惊奇(不考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① Paul Hawken, Blessed Unrest :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the World Came into Being and Why No One Saw It Coming (New York: Vik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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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总的观点是，自然科学家，由于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而且受制于他们对方法的认识，所以不能将人类历史整合进他们的世界模式，他们经常以对这个世界的最佳的局部误解和最糟糕的严重误解作为终结。最糟糕的是，在一种预想的中立和客观的科学条件下，他们掩盖了他们的历史和政治假设。这种批判的视角，是马克思作为先锋所提出的，是目前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做法，并反复证明了，将诸如性别、性别或社会阶层这些社会指征引入科学，会导致对自然世界实际情况理解的误读，即便人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指征，科学研究就没有出路。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我谈论到马克思由浅入深的研究方法：从表面现象开始，深入拜物教的内部，揭示一种理论性的概念工具，它能够抓住社会进程的根本运动。之后这种理论工具又一步步回到表面，并用一种新的方法去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动力。马克思在脚注中确认，这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工作日”一章中看到了这种方法发挥作用的一个特别的例子。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化了一个特定的资本家的时间性，并且，社会表面存在的大量的社会斗争领域，都是在追求对其他人时间的占有。“时间原子是利润的要素”的事实，导致了资本家被时间管制和时间控制所困扰(而且也可以简短地解释，为什么他们被生产线提速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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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深奥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工作日长度的表面斗争的不可预测的政治骚乱之间的关系？回到第175页，马克思赞许地从一部早期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个著名的段落(另一个脚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他从《批判》中提取了下列句子，这部分内容解释了，正是在上层建筑中，我们开始对政治问题有了意识，并努力加以解决。

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其假设是，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在其基础上，产生了思想的框架以及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它们共同定义，我们对问题的意识如何并如何解决它们。这一构想有时被宿命地解读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决定在那里形成的斗争的形式，而且经济基础发生转变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不认为这一观点带有宿命的倾向，甚至带有因果关系。因为还存在阶级的联合及复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多种变化，所以结果永远不会固定。但是，永远存在这样一种对他人时间的占有的深入考虑，这一主题永远不会消失。“平等权利之间”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永恒存在的，它永远不能得到某种最终的解决。关于时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这个深奥的理论告诉我们的，不管在上层建筑中发生了什么，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强制规则就不会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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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当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没有在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中有所表达和代表时，都是不能存在的。我们已经从货币中看到了这一点，它是被所有制度和法律安排所围绕的价值的代表，而且肯定是斗争和政治操纵的目标(关于私有产权的法律框架也是这样)。但是马克思也说明了，没有货币(或一种私有产权的法律框架)，价值就不会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关系而存在。事情会在一个货币环境中以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起作用，它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动力，并且对于劳动价值论如何发挥作用也是具有意义的。货币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还是向下属于经济基础？答案是肯定的，它必须属于它们两者。

相似地，人们不会说，从工作日这一章可以看到，关于工作日的斗争结果是由经济基础中的运动决定的。更进一步说，对工作日长度的政治限制，部分地导致了资本家去寻求另外一种获得剩余价值的办法，例如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显然不倾向于这种被机械地或因果地使用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他是辩证地使用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而且这也是事实，即“制定出”，达到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王国，作为时间是利润的要素的基本事实的一个结果，源于将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古罗马，不存在关于工作日长度的集中的斗争。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框架内，这种斗争才有意义。正式的问题，如工作日(周，年，一生)的长度被准确地提起，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演变而成的深奥结构。这些斗争如何解决，取决于你和我以及其他所有人。实际上，这场斗争能够潜在地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决，即，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时间不再是利润的要素。你能想象那会是怎样的吗？这听起来似乎相当美好，不是吗？

这里，我的主要观点是，事情被解决的方式，即通过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阶级力量的平衡，支配性的精神观念和其他在资本作为价值循环的深奥概念的关系中，并不是没有影响的。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是要明确哪些深奥的要素，它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定的事物是按照目前的方式运行的。我们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中看到了这个原因。我们也从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中看到了这一点，它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如此具有技术的动力。我们似乎对于是否要增长或进行发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结构所需要的。所以，唯一有趣的问题是，增长将如何发生，并且带有哪种技术变化？这强迫我们去考虑精神观念的含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含义，那么我们没有其他手段，只有采用斗争的方式，不是仅仅针对它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同时针对它所有的方面，直到我们最终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必须根本改变价值规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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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的循环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驱动器。但是，对这一过程来讲，需要被支撑的社会必须是什么？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必要的精神观念。假如你走在华尔街上，举着一个大旗子，上面写道，“增长是糟糕的，现在停止增长”，这是否会被认为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呢？你打赌会是这样。你会被解雇，然而，这不必然是因为你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因为你反对增长，因为增长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好的事。零增长说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日本最近根本就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可怜的人们。但是中国的增长却一直引人注目，所以，中国人是伟大的成功典范。我们怎样才能努力赶上他们呢？我们都高兴地闲坐着并谈论说，增长是好事。技术变化是好事，所以，因为资本主义需要这两者，也就必然是好事。这就是那种共同的信仰体系，即葛兰西(Gramsci)所说的“霸权”。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制度安排上。资本主义需要足够的法律安排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国人越是走向一种资本主义的路径，他们要想维持一种不承认某种私有产权的法律安排，就越不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可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中，也存在大量的宽容度和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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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三部分：机器发展，价值转移以及对工人的影响

那么，让我们最后讨论在这一长篇章节中出现的组合的材料。我建议你对这部分的题目顺序给予小心的关注。这些顺序确定了讨论的逻辑思路，它构成了马克思对工厂体系和机器使用的增长的研究。然而，他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机械发明的事实的惊讶态度开始，假设机器的设计是为减轻劳动的负荷，但实际上根本没起到这样的作用。实际上总的来看，它们使情况变得更糟。马克思自己从没有惊讶过，因为机器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减轻劳动的负荷。但是请注意，这意味着“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第492页)这听起来奇怪，因为马克思已经提出，机器是死劳动(不变资本)，不能生产价值。然而，它们可以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通过在工薪商品部门提高生产率，降低劳动力价值，资本家阶级获得了相对剩余价值，同时，拥有最好机器的资本家将获得临时的相对剩余价值，即由那些具有较高生产率的生产者获得。不要怀疑资本家所持有的拜物的信仰，机器生产价值！

马克思随后思考了工具和机器之间的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并且，“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这里我们遗失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最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要素”（那种要素，他偶尔会在脚注中做很多说明)。(第492—493页)马克思是率先使用“工业革命”一词的人，并将它置于他历史重构工程的中心。那么，是什么形成了工业革命的核心呢？这只是一种技术的变化，即由工具变成机器的事实吗？是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差别，使机器具有了力量的外部来源吗？它是否需要一种社会关系的激进变化，以与生产力的转变并行呢？答案就是上面所有的内容。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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