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然而这被预见为，是工人的地位(社会关系)上的一种转化。它与机器本身同样重要。当工人们能够持续提供活动的力量时，在某些情况或其他情况下，来自外部的对力量的补充的需求就出现了。长期以来人们挤压水力以提供服务，但是它的使用被地区条件所限制和束服。

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它在工艺上可得到普遍的应用，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文集》第五卷，第499页）

蒸汽机将资本从对地方性的力量的依靠中解放出来，因为，煤是一种商品，从原则上讲，它能够被运输到任何地方。但是，请小心，不要过多关注这一发明，因为“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第496—497页）

而且，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到，煤也能够消除作为食品生产的土地的使用和作为能源来源的土地生物量的使用之间的尖锐对抗，但在这之前，它已经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一直以来，木头和木炭是基本的燃料来源，在食物土地和生物燃料土地之间的竞争，使两者的成本都提高了。用煤就可能挖掘到石炭纪时期储存的能源；然后，用石油就可能挖掘到白垩纪时期储存的能源。这解放了用于生产食品和其他形式的原材料的土地，并解放了工业，它可以广泛使用廉价的燃料，既对城市化，当然也对我们目前的生活，都具有全面的意义。最近，对能源稀缺日益增长的反应已经回到燃料来源的土地上了(特别是乙醇)，而且产生了可以预料的后果，即食物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暴涨的后果(并产生了所有的社会后果，如与食品相关的骚动和日益严重的饥荒现象；甚至我的面包圈的价格都涨了三十美分)。我们目前正在重新形成对资本积累的限制，在18世纪后期向矿石燃料的政策转变，有效地受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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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业革命的标志，不仅是一种能源生产的转变。“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在社会关系中出现了一场重大革命。

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已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

其结果是“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的革命，而这“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第501—502页)

有许多观点可以支持这一叙述。第一，在生产过程中连续性的重要性，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资本循环的连续性需要如此，而机器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第二，请注意，社会关系是随着技术关系的变化而被转变的。第三，对生产过程的组成阶段的分析，要求在精神层面上的转变，它将使一门科学(例如化学)承载相应的技术。换句话说，在精神观念中存在一种进化。至少三个脚注中被检验的要素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而且，在煤资源作为基本的能量来源替代了瀑布和生物量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地点的要求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从许多这种段落中，可以看到在脚注中提出的马克思的构想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同的要素很容易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推动性的对共同进化的叙述，而不是因果关系。其结果是，“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而且，他说，“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马克思喜欢做这种设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但是，马克思也提醒我们，“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也就是说，如果必要的社会关系和劳动技能还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新技术就不能被使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工人“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而其他人已经“联合”。（第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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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化的过程有其自己的动力。“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社会关系中发生了大量的转变。“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整个体系“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后，最终建立起了“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第503—504页)简短地说，资本主义发现了一个与它的流通规律更一致的技术基础。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演化的，而不是决定主义者的观点。产生于制造业和手工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能通过已经存在的技术的给定性质解决。所以，存在出现一种新技术组合的巨大的压力。马克思正在讲述一个资本主义如何“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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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但是，这整个过程

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已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发生冲突。(第504页)

资本扩张的力量会面临极限。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即，它需要熟练工人去制造机器以保证它的发展，同时，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却扮演了对制造机器的能力起到拖拽作用的角色。

但是，进化过程是很难停止的，“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这里请注意，马克思顺便使用了“生产方式”一词。他有时使用这个词，正如他在《资本论》开篇的段落中使用一样，可以说，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对比。但是在这里，它有着特别的含义：在一种特殊产业中的生产方式。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在一种特殊产业中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机器形式，实际上，它与从更广泛意义上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一致。然而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在特殊的产业环境下特殊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它们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

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

在生产过程各个不同部分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形成了相互之间反复加强的变化。更进一步，“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第505—506页)这引入了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所发现的极其有趣的内容：他在《大纲》中所称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①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演化的动力在其地理含义上并不是中立的。我们已经从他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看出了这种观点的暗示，蒸汽机会提高生产的集中程度，而地点性的自由被蒸汽动力所赋予。世界市场的连接性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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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而且，在这里出现了马克思观点的最终环节：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第506页)

简短地说，在机器帮助下的生产机器的能力，是羽翼丰满、动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换句话说，工程和机械工具产业的增长，是革命的终极阶段，它从整体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足够的技术基础”。“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这不仅要求出现一场在精神概念上的革命，而且也要求出现一场对它们应用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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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Grundrisse,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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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第508页)

例如，合作的性质被彻底改变了。

我已经仔细地分析了这一部分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技术革命的协同传播，依赖并引起社会关系、精神观念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具体和特殊含义中)，同时也依赖并引起空间和自然关系中的变化。适应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范围意义上)的新技术体系的出现，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在脚注中涉及的所有要素都在共同进化。

在这一章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提出了下列问题：价值是如何从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另外两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通过合作和劳动分工除了一些偶然发生的费用外，资本几乎不承担任何成本。但是，机器是一种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可以说，与仅仅将劳动的分工整合进工作场所相比，是非常不同的。机器具有一种价值，而且这一价值需要被支付。凝结在机器中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被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第509页)虽然在其中不包含任何物质的转变。从根本上说，马克思采取了直接折旧的做法。如果机器能使用十年，那么在每年的那个时间点上，机器价值的十分之一就会转移到产品上。但是，随后他继续得出了一个关于机器使用的重要界限：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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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假定了(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试图做到的那样)资本家在做决定时是理性的。如果机器昂贵，而且通过使用机器，你只节省了很少的劳动，那么为什么还要购买机器呢？机器越便宜，劳动就越贵，对使用机器就有更大的激励。所以，资本家必须做的是，花在购买机器上的价值和节省的雇佣劳动价值(可变资本)之间的计算，使用机器的极限典型地由竞争的强制规律所规定。购买昂贵的机器，但只节省了很少劳动的资本家，将会被经济领域淘汰。

然而，能够节省多少可变资本，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第516页)在北美洲，劳动的相对稀缺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所以使用机器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英国，剩余劳动的存在，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和更少的对使用机器的激励。这种对机器使用的限制条件的计算，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非常重要。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在美国用复杂和昂贵的机器制造的东西，在中国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可以用手工制造的劳动过程。与在美国使用一台非常昂贵的机器和二十名劳动者不同，你可以在中国雇佣两千名劳动者，使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这个例子面对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更大规模的机械化和更高的技术复杂性。如果考虑机器使用的限制条件和价值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在机器和技术的使用上，所有可能的变动都会发生。

在第三部分，马克思考虑了使用机器对工人产生的三个后果。机器有助于“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机器技术有效地摧毁了存在于手工阶段的技术基础。随后，雇佣非熟练的妇女和儿童变得更加容易。随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用家庭工资代替个人工资成为可能。个人工资水平就会下降，但家庭工资水平却能够保持不变，因为妇女和儿童加入了劳动大军。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一直是一个有趣和持续存在的主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个人工资可以说是下降了，或者可以说在实际意义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家庭总收入却处于上升趋势，因为更多的妇女参加了工作。资本家阶级以接近一个劳动力的价格，获得了两个劳动力。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巴西的经济奇迹，也是在军队的独裁下，由个人工资下降的可悲现象主导的，但是家庭工资被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因为当时，不仅巴西的妇女甚至是儿童也参加了工作(在铁矿中的童工大量出现)。这导致了巴西总统奥米利奥·梅迪西①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那就是，“经济(他应该说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绩效非常好，但人们的处境却非常糟糕”。历史上曾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资本家通过采用这种方式获得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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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提出了个人工资和家庭工资之间关系的问题。后者对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必需的。但是谁承担这部分再生产的成本呢？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不太敏感，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可将其归结为性别的问题，但是，他在一个脚注中指出了，家务工作和市场上买入和卖出劳动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

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第518页)

对家庭工资的思考也引出了其他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非常普遍的现象是，男人，特别在马克思所熟悉的国家，是整个家庭劳动的分配者。其结果是，在劳动供给中形成了一种“班组制”。一个男性负有分配几个小孩劳动力的责任，可能还包括一个妻子和一个姐妹，同时还包括侄子和亲戚的劳动力。在法国，劳动市场通常会形成一种“班组制”，在那里，一个家长式的人物会指挥他周围每个人的劳动，并将这种劳动指挥传递给他的雇员们来干，而只将有关劳动报酬和福利的分配问题，留给这个家长式的人来做。这种体系在亚洲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也经常会在欧洲和北美的移民群体的组织中找到。这一体系中存在的某些最糟糕的方面，在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正如马克思在一个脚注中所指出的，是通过对儿童的买卖和与此相当的奴隶买卖而产生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厂视察员报告(充满了维多利亚式的道德，马克思没有对此进行批判)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的描述，马克思关注了“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第522页)和资产阶级想通过教育来解决这种精神摧残的脆弱尝试。正如《工厂法案》所描述的情况那样，在个别资本家由竞争的强制规律所驱动而采取的措施和国家试图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方式之间，出现了矛盾。虽然不是以一种十分充足的方式，但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生命的再生产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脚注4中被忽略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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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西总统奥米利奥·梅迪西(Emí lio Garrastazu Médici)，1905—1985年，巴西军事领袖及政治家，于1969年至1974年期间担任巴西总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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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部分研究了“工作日的延长”。实际上，机器创造了新的条件，它不仅允许资本能够延长工作日，而且形成了对这种做法的“新的激励”。

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受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即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

机器部分是为克服工人的抵抗而设计的，它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第526—527页)当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实际上，妇女并不容易管教，甚至比儿童更难管教。

但是，这里问题的核心是生产的临时性和持续性。机器的磨损速度比过去加快了，而且存在尽快使用机器的强烈的激励。首先，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另一种情况是闲置，也就是说，让它生锈。“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我经常觉得这有点奇怪。马克思真正的意思是经济意义上的报废。如果我去年花了两百万美元购买了一台机器，但今年我的竞争对手可以花一百万美元购买同样的设备(或者花了同样的价钱，花两百万美元购买一台机器，但效率是我的两倍)，这样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而我将损失我机器价值的一半。“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存在的威胁是机器将被“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第528页)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以对付这种威胁，就存在动力尽快使用机器(如果可能的话，保证一天使用二十四小时)。这意味着工作日的延长(或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采用倒班和换班制度)。这样机器就会连续运转以延长工作日，实际上是激励产生对进一步延长工作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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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钟爱机器，因为它们是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一种“技术决定”的拜物教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变得根深蒂固了。而且，机器也是“一个内在的矛盾”的来源，因为“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第531页)而且，由于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工人人数的剩余价值量对资本家是如此的至关重要，所以，节省劳动的创新将不仅会使资本家的处境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技术创新将工人从工作中排挤出去，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实际价值的生产者会在生产中受损失。马克思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这一矛盾做更多的阐述，在那里，技术创新的动力被当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和爆发严重危机的来源。

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讲，持续创新的激励是最强有力的。对相对剩余价值短暂形式的竞争性追求，成为除上述矛盾之外的主导。单个资本家对竞争的强制规律进行回应，他们的行为方式并不必然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但是，对劳动者带来的社会后果也同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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