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第531—532页）

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部分明确地研究了强化的问题。前面经常提到的强化问题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例如，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这里的强度面对的是将来的问题。资本家可以利用机器技术来改变和调整劳动过程的强度和节奏。减少工作日中被称为“空闲”的部分(不工作的时间)是资本家的一个关键目标。在一个工作日中，一名工人能有多少秒休息时间？如果他们能够管理他们自己使用的工具，那么，他们就能够放下这些工具，并且再次拿起它们。劳动者可以以他们自己的节奏来工作。而使用机器技术时，假如说是组装线的话，劳动过程中的速度和持续性由机器系统内部决定，而且工人必须服从这一运动(正如在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表演那样)。这时，社会关系中就出现了一个反转，现在工人们被称为机器的附属品。在1850年后发生的重大进步之一是，一旦产业资产阶级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将不得不应付《工厂法》和对工作日长度的监管，资本家们就会发现，缩短工作日和日益提高劳动强度的做法是可以相容的。将劳动者作为劳动过程的附属品而重新定位，在后面的内容中极度重要。

七技术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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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大工业

在上一章，我邀请你们通过对马克思关于机器的长篇章节中第四个脚注的透视，对“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的方式给予特别的关注。当你阅读这一章时，去关注马克思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原子”编织在一起以形成相关的联系，是十分有趣的。这不仅是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技术演化，同时也是为了展示对这一演化进程的研究所揭示的，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互动要素的整体或聚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如果你用这种方式阅读这一章，你将在其中发现一系列相对更加丰富的论断，而不仅仅是关于技术变化的简单描述。

在阅读这一内容庞大的章节中(在这里所有内容都太容易让你迷失)，我仍建议你，注意每一部分的标题将会有所帮助，以保持对整体论述的动态感。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思考的内容。在第一部分，他解释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与手工和制造业相关的技术变化，来形成一个独特的技术基础。这一基础将通过由机器进行的机器生产达到，并且还通过将许多机器组织进一个工厂体系来达到。但是，机器是需要购买的商品。这样，它们的价值在机器的生命周期中，将作为不变资本进行流通。如果这个生命周期是十年，那么，每年会有十分之一的机器的价值被转移到产品中。但是这形成了一个局限机器折旧的价值应该低于被它替换的劳动的价值。这就造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不均衡发展的可能性。如果美国的劳动成本相对英国较高，那么，在美国使用机器的激励就较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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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德的工会力量一直在支持维持较高的工资水平，所以形成了对技术创新的强烈的激励。所以西德经济凭借其技术优势，获得了一种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相对剩余价值，但同时这种劳动节省的创新也带来了结构性失业。

在第三部分，马克思分析了这种现象对劳动者的影响(在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从熟练工艺向机器意识的转变，保证了妇女和儿童能够以早先不可能的方式就业。这保证了可以用家庭劳动(家庭工资)替换个人劳动(个人工资)，同时，也出现了对资本家来说的开支节省和家庭结构分化的广泛传播，以及性别关系和国内经济角色和形式的变化。但是，机器的使用也形成了“道德贬值”问题(经济退化)，对延长工作日的激励，和由于使用新的和更好的机器而使旧机器贬值的危险。所以，资本家会努力尽快去恢复凝结在机器中的价值，那就意味着，如果可能，保持机器二十四小时运转。机器可以被用来强化劳动过程。资本家既可以控制劳动过程的连续性和速度，也可以减少工作日中的空闲时间。为了压榨劳动者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强化作为资本家的一个重要策略。这是到目前为止的内容。

第四一十部分：工人，工厂，工业

在“机器”一章中的其余七个部分，将通过对技术演进的考察，深化并扩展我们“揭示”资本主义的视角。在第四部分，马克思考察了工厂本身。这是他观点的核心部分，它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而被考察。但是在这里，我需要插入一些批判性的、防止误解的说明。对于工厂体系的理解，马克思主要依赖于两个来源。恩格斯对曼彻斯特风格的产业主义的第一手经历是批判性的，并通过巴贝奇(Babbage)和尤尔(Charles Babbage，AndrewUre)的文章所介绍的内容作为补充，他们在当时都是领先的支持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并且是有效的产业管理原则的推动者。马克思想要将曼彻斯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般化，就好像这已经是资本主义产业主义的终极形式了，而且，根据我的判断，他有些过多地接受了巴贝奇和尤尔的观点。如果恩格斯当时在伯明翰，那么，马克思的表述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里的产业结构是小规模的，但是按照为了实现经济的凝聚的方式组成，更多地以手工业为导向，在车间里生产枪支、首饰和不同的金属产品，它们似乎具有较高的效率，而且与那些大型的坐落于曼彻斯特地区的棉花工厂相比，具有与之完全不同特点的劳动关系。显然，马克思不太清楚我们可能称为伯明翰模式的资本主义产业主义，所以，他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长期存在进行区分。韩国的产业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变成了曼彻斯特的模式，但是香港则更接近伯明翰模式。巴伐利亚，被称为第三意大利的地区，和其他类似被组织起来的工业区(矽谷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在近期的产业主义阶段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曼彻斯特相似的产业形式有很大不同的，是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然而问题是，上述所有的产业环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曼彻斯特的工厂有所不同。马克思对工厂的解释，虽然有推动作用，但却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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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通过提出如下内容，开始论述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性别的自然差别。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第545页)

工人们可以从一台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旁。实际上，他们成为机器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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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此描述了伴随工厂体系出现的去技能化现象，这样所有的劳动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同化了。如果你能操作这台机器，你也能操作那台机器。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发生的持续去技能化的重要性，在更近期的时代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争论主题(始于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引起了大量的评论和研究)。更进一步，“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而且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第546页)其结果是，工人的处境被贬低到终生的任务只是服务于一台特定的机器。简单地说，工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工人的工作同时转变，所以，工人变成了仅仅是机器的附属物。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第548549页）

换句话说，精神观念从此和物质劳动分离开来。精神观念存在于资本家身上他们是事情的设计者。劳动者则不需要进行思考；他们只被假设为负责操作机器。当然，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但问题是，这就是资本家阶级日夜为之奋斗的劳动分工结构，而且作为结果，整个精神观念、社会关系、生命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关系等的整个架构，都会根据阶级的意愿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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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

但是，这种转变是在工人能力的定位被严重贬低的基础上被预见到的，即，他们仅仅是机器的附属物，他们不能发挥任何精神力量，而只能服从于资本家“专制的力量”和专制的制度。现在技能只存在于那些设计机器的人身上，例如，工程师或其他人，他们成为一小部分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工人。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早期所指出的那样，相反，出现了“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第545一546页）

这种转变必然会引起反抗，特别是来自技能工人的反抗。这是第五部分的主要内容，与“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文集》第五卷，第492页)有关。所谓的鲁德运动(以一个叫做耐·鲁德的传说中的人物而命名），是一种破坏机器的运动，工人们通过损坏机器，以示他们对去技能化和丢失工作岗位的反抗。他们把机器当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当成了毁掉他们的技能和造成他们工作不稳定的制造者。但是，马克思注意到了在这种反抗的政治中的一个进化：

19世纪最初15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茅斯、卡斯尔雷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第554—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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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叙述需要我们进行小心的评价。在这里，马克思似乎认为，问题不是机器本身(技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关系)。我们可能由此推断出(在我看来是错误地推断出)，机器本身是中立的，所以，机器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使用。这在历史上看起来是真实的，即，工人们自愿放弃了对机器的肆意破坏，以支持资本家达到他们的目的，即用最无情的方式使用机器技术。但是，这似乎违背了马克思观点总体思路的精髓，特别是我对第四个脚注的理解，在那里，技术和社会关系是相互整合的。在这种理解下，还存在一个与机器相关的问题，因为机器是通过内化一定的社会关系、精神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被设计和制造的。那种工人被变成机器附属物的情况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与资本主义机器技术相联系的对精神能力的剥夺也不是好事。所以，当列宁赞扬福特主义的生产技术时，即，建立一种生产的工厂体系，与美国公司使用的那些方法相似，并提出，由革命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是起基础作用的，这时他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在这些段落中显得模棱两可。在《资本论》的其他地方，他对资本主义通过技术的性质找到了其本身的基础，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在这一章中所讨论的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这应该会引导我们自动地提出发现那些适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技术的问题。如果你试图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用的技术去建设社会主义，你将会得到什么？你可能会得到另一种资本主义的版本，那种伴随对福特主义技术的传播，很可能在苏维埃发生的情况。马克思也用同样的方法批判了普鲁东，因为他只将资产阶级的公正的动议实例化了，所以，马克思在这里处在一个危险中，因为他赞同将资本主义技术实例化。

维护马克思的一个方式是回到他是如何描述资本主义的。在制造业阶段，资本家的发展依赖于后封建社会的手工和制造技术(同时改变它们的组织形式），而且在既定的复合条件下，这是必要的。只是在后来，资本主义开始去确定它特定的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在其早期革命阶段，以完全同样的方法被限制去使用资本家的技术，但是，列宁对此进行了纠正，如果处于紧急关头(战争和严重毁灭时期)，那么，应该转向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技术形式，以振兴生产并保护革命。但是从我对脚注的理解来看，一场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在长期内不可能回避对另一种技术基础的定义问题，以及另一种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关系、生产体系、通过日常生活和对世界的精神观念的再生产的问题。而且对于我来讲，这似乎一直是现实的共产主义历史中尖锐的失败之一。当然，这个主题比共产主义更加宽泛，因为实现一定社会和政治目标的适当的技术问题，对于他们那些拜物主义者、独裁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或其他人，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般性问题。我们必须总结，技术在社会整体中，不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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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技术的有问题的阶级特点，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实际上是被确认的。“机器”，他写道，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用加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第562—563页）

所以，资本家有意识地制造作为阶级斗争手段的新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在劳动过程内部作为管理劳动者的手段，而且有助于形成劳动剩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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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挤压工资并压制工人的热情。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介绍了技术引起失业的观点。节省劳动的创新使人们被排除在工作之外。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年中，强劲的技术变革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率的提高，已经造成了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状况，从而使资本家采用政治手段管理工人变得更加容易。对于美国工人阶级的恶劣处境而言，社会上的主流趋势一直在谴责来自低工资的墨西哥和中国的外包和竞争，但研究显示，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的丧失是源于技术变化。当我在1969年到达巴尔的摩时，伯利恒(Bethlehem)钢铁公司雇佣了超过两万五千名工人，但是二十年后，该公司雇用的工人人数不足五千名，但钢铁产量与原来相同。“劳动资料扼杀工人”。(第559页)

技术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武器的观点不难被证实。我记得读过一个产业家的报告，他是一位机器工具的创新者，在巴黎工作。他给出了创新的三个动机：第一，降低商品价格并提高竞争地位；第二，提高效率并消除浪费；第三，将劳动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鲁德们以后，有关技术形式的阶级斗争一直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特点。

第六部分，“报酬理论”，关注作为技术变化后果，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的累计的关系。如果资本家通过雇佣较少的劳动者来节省可变资本，那么，他们用节省的资本去做什么呢？如果他们自己解释他们的行为，那就是，所提供的一些多余的劳动被重新吸收了。在这一基础上，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补偿理论，证明从总量来说，机器没有造成失业。马克思对此没有给予否认，应该有一些补偿，但是补偿的多少是有问题的。你可以只挑选出造成的剩余劳动者的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不存在一个自动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剩余劳动者都将被重新吸收。“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可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第570页)即使大多数工人将来会被重新雇用，但仍然存在一个严重的转型问题。“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那就是，后备军总是在外面存在“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那些被排挤出工作的人“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第568页)而且还存在适应的问题：钢铁工人不能在一夜之间成为计算机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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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第568—569页)

机器永远都必须在一种关系中被看待，所以，资本家使用它。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资本家对机器的使用经常是无情的和对工人的不必要的压制。但是如果资本“本身”被看做一个“人对自然力的胜利”，同时“本身”被赋予了潜在的品德高尚的可能性(例如减轻劳动的负荷，并提高物质福利)，那么，我们就回到了一种不确定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技术“在自身内”，可以为社会组织的其他形式建立基础，而不需要进行任何重要的调整，更不用说革命性的变化。关于组织形式的地位，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转变中的技术和机器的地位的问题被再次提出来了。这是这一章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一个值得长期和艰苦思考的问题。

由于机器的采用扩大了机器工具产业的就业，所以补偿也出现了。但是，请回忆，“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第570页)这样，就存在原材料提取产业就业增长的可能性。但是在棉花产业，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在美国南部，奴隶劳动的加强和扩大，而不是工薪就业的扩大。但是，如果所有这些补偿的可能性被阻止了，那么，资本家的过剩资本应该投向何处的问题就仍然存在。由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并且由于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倾向于减少，他们获得了这一剩余，不管是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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