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虽然是在某种模糊的形式下，但这里所提出的，是资产阶级将用全部剩余价值干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且基本的问题。我称之为剩余资本的吸收问题。在一天结束时，资本家必然以获得了更多的东西作为结果，即，一个剩余，然后他们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明天他们将用那部分剩余做什么。如果他们不能找到它的出路，那么，他们就会陷入麻烦之中。这是《资本论》后面的卷次中要讨论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不想在这里展开对此问题的充分分析，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建议。“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第572页)所以，当通过外贸的扩张，过剩产品的市场也可能扩大时，“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第573页)

长期的物质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很多年内都不能带来收获，但可以成为吸收剩余的工具。关于这种观点的解释，将使我在《资本的极限》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稳定过程中地理扩张和长期投资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保护环境方面)进行理论阐述。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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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

这个非生产人们的阶层包括

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法律界人员、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第574页)

所有这些大量的人口都必须由剩余来支持。借鉴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马克思引用了1861年的人口数字，它显示，与仆役阶级(“或现代家庭奴隶”)1208648人相比，“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同时，煤矿和金属矿的全部雇佣人员是565835人。(第574页)我们一直倾向于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激烈转变，只是出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但这些数字显示的是，服务业完全不是一个新兴行业。当时的服务业一个最大的不同是，马克思所指的服务阶层大部分不是按照资本家的意愿组织的(很多奴仆生活在主人家中)。当时没有任何商店，表明它们是从事“美甲”、“保洁”、“美发”或其他服务的。但是以这种形式就业的人口数量一直是庞大的，而且经常被经济分析所忽视(包括马克思的分析)，即使他们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在古典意义上工厂就业的工人阶级的人数，如矿工和其他类似工人的就业人数。

在第七部分，关于“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文集》第五卷，第514页)考察了由于经济周期的衰退和流动，就业的时间性节奏。利润，马克思提出，“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第578页)但是，由于剩余价值流向这些新兴的、受欢迎的领域，所以，它面临着一定的障碍，例如“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第579页)你将从哪里获得原材料，你将你的剩余产品卖给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都是关键问题，而且我们将在最后的“反思和预测”部分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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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这里提供的直接答案是印度！你破坏了印度的国内市场，并将大量的人口转移到你本国的市场中，同时，你也把印度变成了一个为你自己的市场提供原材料的生产国。通过这种做法，你参与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实践和地理扩张活动。这一问题通过我所说的空间决定论来解决。其结果是，

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第579—580页）

现在，所有这些内容都处于对马克思理论工具的理解范围之外。但是，我们从这一部分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是，通过地理和时间的转移，来解决资本剩余的处置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一种社会必需。

产业周期中的经济衰退和资本流动现象是资本主义的特点。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这个份额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第580—5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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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经济中周期运动的宽泛描述，缺少任何理论支撑，而且造成这种运动的确切机制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从大量的理论研究，转到对当时英国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衰落周期的主题性的描述。随后的内容有关英国棉花产业繁荣和昌盛周期的历史，其主要目的似乎是想简单地表述他的历史观点。他对这段历史总结道：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垄断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第587页)

一个脚注使“毁灭人种”(《文集》第五卷，第528页)的含义清晰了，他指的是，由英国强硬地把在英国种植的鸦片销往中国，以换回中国的白银，这些白银可以被用来购买英国的商品。

在第八部分，“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马克思考察了当不同的劳动体系被带入相互竞争的情况时，会发生什么。这一部分出现了一些令人好奇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有家庭的劳动体系、手工体系、制造体系和工厂体系，所有这些体系都同时存在，有时是在同一个地区同时存在。当它们被带入相互竞争状态时，这些体系开始相互适应，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新的混合形式，但是也存在一个普遍的结果，即使不是所有行业的工作条件都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但也会变得相当令人震惊。例如，手工工人必须付出五倍的努力，以便和机动的织布机进行竞争。但是，马克思似乎相信，工厂体系最终会占优势。我说“似乎”，是因为他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是这里有很多关于某种技术进步的暗示，即，资本主义必然并且日益增长地演化到一个以工厂为基础的体系。完全没有人道的剥削、相对陈旧和混合的劳动体系(马克思在工厂视察员的帮助下，将用图形的细节加以描述)将不可能继续存在。如果这是他所说的内容，那么，也存在与此不同的观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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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用另一种方法理解马克思，可能与他自己的思考成果相反。我将提出，资本主义倾向于保留一种对劳动体系的选择。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工厂体系获得足够的利润，他们就愿意回到对家庭体系的选择。如果他们这样也不能做到，又将会离开而采取一种准制造体系。也就是说，不考虑马克思在这一章所描述的作为临时和转型的条件，我喜欢将它们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长期特点(选择)是，不同劳动体系之间的竞争，将成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斗争中资本用来对抗劳动的工具。通过马克思对不同劳动体系之间竞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描述，可以提供一种对当前世界确实发生的事情更好的理解。血汗工厂和家庭劳动体系，外加工体系，外包体系和其他相似体系的复兴，一直是过去四十年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工厂体系不是一直都能支持资本的优势的，而且，马克思确实对其中的原因做了很好的研究。工人们被带到一个大工厂内，他们能够成为充分意识到他们共同利益并且具有潜在力量的集体政治势力。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韩国的产业化产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工厂劳动体系，其结果是强大的工会运动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直到在1997—1998年危机时期受到管制。香港的劳动体系依赖于血汗工厂的家庭劳动和分包的结构，而且在那里，只有很少的工会运动存在。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关键是，对劳动体系选择的可获得性，在阶级斗争的动态中对于资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我发现将《资本论》的这些部分理解成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家被赋予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体系进行选择的权力，并在阶级斗争中将这种选择作为产生剩余的武器。工厂的工人受带有血汗工厂体系的竞争的管制，反之亦然。劳动体系间的竞争的增强，使劳动问题在近期与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相比更为严重，那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地方，存在相当大的工厂体系和强大的组织，它们以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力量来支持社会运动。曾几何时，人们尝试着去考虑，工厂体系实际上要消灭所有其他力量，源于这种体系的政治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阅读《资本论》的人们支持这种目的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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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将更加仔细地思考马克思的论述。首先，我们看到“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这部分，它描述了一种劳动体系被另一种劳动体系的一种不同形式所取代。第二，它考察了对制造业和国内产业的影响。在这个例子中，主题是适应而不是颠覆。

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集》第五卷，第590页)

换句话说，与机器技术相关的精神观念渗透到了较为古老的体系的再组织中。科学与技术只是在19世纪才开始和产业结合的，它确实需要科学地将劳动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阶段，并将它们路径化和机械化。但是，这意味着我们认识世界方式的一种精神革命，这样就使将科学方法应用到所有劳动体系中(包括手工体系)成为可能。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没有自发地出现在制造业和国内产业，较为古老的思考方式曾在那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按照科学和技术的原则，如果按照马克思关于花边生产的叙述(第596—599页)来判断，那么在被重新组织的那些产业中出现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实际上，目前国内产业的形式是，“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它“已经转化为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机构”。以这种方式，资本“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使工人处于流动状态，“通过许多无形的线”将他们集中在一起。他引用了雇佣一千名工人的衬衣工厂的例子，同时还有“9000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这种劳动组织的形式在当今仍然普遍，特别是在亚洲的日本汽车产业，只举一个例子，依赖于大量生产汽车部件的国内分包商的网络基础。“无耻的剥削”是这些“现代”形式的国内产业的部分特点，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还因为“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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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劳动体系中广泛传播的转变所具有的特点是复杂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但是，这是马克思所得到的对目的论视角最密切的支持，“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化的趋势”。（第603页）然而这是一个趋势，不是一个规律，当马克思使用“趋势”一词时，重要的是要注意，他几乎总是在头脑中出现反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实际的结果不确定。但是在这个例子中，他没有检验潜在的反向趋势。

马克思确实描写了“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第604页)只有最大型的企业，他注意到，拥有遵守规制的资源。

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像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么，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第607页)

所以，大型资本经常会支持所有类型监管制度的严厉执行，例如，对职业安全和健康的监管，特别是，如果小型企业不能承受这部分成本，那么，它们就会把整个领域让给大型公司。所谓的“管制俘获”长期以来一直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特点。企业掌握了监管的工具，并利用它来消除竞争。当迷你库珀(Mini Coopers)20世纪60年代首次在伦敦出现时，美国的监管制度通过坚持车前灯必须离地的高度来排斥它们，而对于迷你库珀来讲，它们只有那么高。这就是自由贸易实践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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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带来的一些生产的特点，造成了另外一系列资本必须适应的问题。我在《资本论》这样一本具有先见之明的著作中发现的原因是，马克思经常需要明确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发生作用的趋势，在我们的时代也非常容易找到。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形成一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们所了解的，作为日本人创新成果的“即时生产“体系。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就注意到，无论是季节性的还是每年的需求和供给如何波动，都要求一种灵活的生产模式作为回应。他引用了一位当代的评论家的观点：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订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订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旺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

然而，为了能够达到这种灵活性，建设足够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是必需的。“这种短期订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第608页）

第九部分，关于“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提出了另外一系列有趣的矛盾。“工厂立法”，马克思从提出下述内容开始，

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像棉纱、走锭纺纱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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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产物。（第610页）

工厂立法不仅去寻求调节工作时间，而且还涉及健康和教育的问题，这些主题是大多数产业家会大声吼叫进行抵制的。而且，

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为什么我们在充满了资本对劳动者尊严的践踏和所有能力的占有内容的章节中，突然提出了“全面发展的人”？是否是因为，单个的资本家抵制遵守有关健康和教育的规定，从一个资本家阶级的角度而言是不理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且“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第614页)这种影响对于儿童来讲尤其具有毁灭性。但是在所有这些内容中，也存在一些正面的信号。

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第616页）

现代的科学技术需要我们对世界的精神观念上，产生一次真正的革命。“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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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616—617页)

其结果是在每一个内容的意义上都产生一次工业革命。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第617页)

这必然产生一个主要的矛盾。从负面来看，大型产业“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而且“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所造成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第617—618页)但是，随后还有正面的内容。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第618页)

资本主义要求劳动具有流动性和适应性，一个受过教育和全面的劳动力，能够从事多项工作，而且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灵活性。其中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资本想贬低劳动，使劳动愚笨，使之相当于被训练的大猩猩，去执行资本的命令而不会带来任何问题，但同时，它也需要劳动具有另外一种灵活性，一种具有适应能力和受教育的劳动。如果不存在“变革酵母”（第619页），这一矛盾能够被如何解决，特别是当这对于个单个资本家是困难的时候，他们强烈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并受竞争的强制规律的驱使，他们应该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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