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一个集体的阶级答案，存在于加入《工厂法案》的教育条款中。马克思指出，这种条款不需要被执行，特别是在面对单个资本家抵制的情况下。而且，这些条款注定处在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下，即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被资本家和地主治理是重要的。它说明，工人阶级的“工艺教育”，“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再一次：

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

所以，解释清楚：这种“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的发展。（第619页)

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对理解劳动力再生产的转型十分重要。大规模工业在“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改变了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并抑制了通过家族系统而产生的侵权的滥用。“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第620页)但是，

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第620—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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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显的，马克思总结道，

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第621页）

对劳动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追求，改变了家庭，同时也革新了两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压力一直伴随着我们，同时，马克思在这里所明确的矛盾的负面影响仍然无所不在。这就是，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总结，处于资本主义中心内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转型时期的矛盾。

所以，在这一长篇章节的最后，我们突然面对充分的负面想象，是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具有某种正面的和革命性的潜在性，而且是在再生产条件中的一种激进的再整合(在国家力量的帮助下)。资本需要劳动的流动性，所以，必须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同时打破旧有的、家长式的、族长式的僵硬做法。这些观点都不是来自真正的马克思的文本。但是有趣的是，他发现将它们插入这一论述中是重要的。而且采用同样的方法，这里，工作日的政治也来源于它自我毁灭的趋势，其目的是节省资本，那种政治包含了一个工人阶级政治的核心，即，去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这使马克思在对《工厂法案》进行了一个长篇和详细的评论后，得到了他的结论，在其中他稍加考虑了目的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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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第635页)

第十部分，“大工业和农业”，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回到讨论中，正像以前那样，在整个讨论中做了一个简短但是重要的片段说明。“在农业领域内”，马克思提出，“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部分是因为，“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它随后在农村形成了阶级对立。理性的科学原则对农业的扩展，同时革新了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但是这种潜在的正面的结果的发生是以破坏下述资源为代价的

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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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第637页）

这一问题由于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而被恶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马克思总结道，

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第638页）

技术、自然和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负面的反转，虽然在精神观念和社会关系的革命中开启了正面的可能性。马克思不赞成回到生产过程是“秘密的”这样一种社会。他简单地相信，科学和技术的应用能够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这一章中的重大问题是，确切地指出这些进步的意义可能存在的地方，而且，在追求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它们如何被改变。因为马克思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他提出这一问题并迫使我们对此进行反思。技术和组织的变化不是“机械之神”，而是深刻地嵌入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生产过程、社会关系、对世界的精神概念和日常生活的再生产的共同演化中的。所有这些“时刻”都在这一章被结合起来，有些问题甚至远远比其他问题重要。这一章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一篇对这些关系进行了认真思考的论文。但是，后来出现的关于研究方法的意义，使我们可以对马克思本人的意愿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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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五一八部分

九

从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到资本的积累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对于能够获得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不同方法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当马克思确立了这样一种概念划分时，他坚定地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归于一种统一状态：最终，只存在一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是互为条件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和组织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反过来，如果没有一个保证对绝对剩余价值占有的工作日的长度，相对剩余价值就没有意义。这里的区别是，资本家唯一的战略是“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第646页)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当马克思转到关注综合的问题时，他既重视已经展示的材料，也会将它们置于具有不同优势的地方，从那里开始，就有可能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在第十六章中出现的新观点更加具有争议，所以，它们需要更谨慎的审视。

首先考虑集体劳动者的概念，这一概念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被多次提及了。剩余价值不再被认为是个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而是被当作更大范围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在其中，劳动者进行合作，并分布到具体劳动分工的各个部分，集体生产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难点在于，集体劳动者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可以说，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并把在其中的每个人进行岗位分工，包括清洁工、看门人、仓库管理员，甚至是实习生，虽然这其中的许多工人在商品的实际生产中不起直接作用，但把他们都作为集体劳动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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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第643—644页)

但是，很多劳动不是在工厂里发生的，最近出现的趋势是，已经形成了外购和外包的形式，在其背后甚至还存在其他的分包商。但是，我们怎样理解广告、营销和设计的功能，同时还有对商品销售而言是基础性的商业服务，这些都是常规性的工作，但不总是能与直接的生产活动割裂开的。或者我们限制我们自己，只从事在工厂范围内的活动。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定义，而且似乎也不存在确切的答案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概念的帮助，就很难转到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动力的更加宏观的理论方法上。所以，马克思勇往向前，坚持提出了到目前为止虽然作为“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但“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的分析。

第二个转变，是对生产性劳动定义的扩展，是与它包含的这种“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的狭义概念(《文集》第五卷，第582页)之间的对比。将其他所有人描述成“非生产性的”，带有一种情绪化反应的风险，因为，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毁谤，对所有那些极端努力工作的人很难做到收支相抵。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急于指出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第644页)马克思“生产性”的观点，不是标准的或普遍的，而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特定的定义。对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做出贡献的资本被认为是非生产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应该以一个更具社会责任的和有利的方法被重新确定。

但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环境内部，仍然存在关于对“生产性的”被如何定义这一问题的合法性挑战。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例如，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它对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生产性的。马克思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他确实谈到了关于人们所设想的生产率的“自然基础”的问题，而且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即他是如何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他承认，对于生产率，“自然障碍会妨碍”或者会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所有其他的因素是公平的，“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第647—648页)所以，没有理由不认为，剩余劳动由于社会条件(例如，家庭劳动的生产率)的不同而相应地有所不同。我们将一些回应19世纪关于环境决定主义和自然条件处于主导地位的奇怪段落放置一边(“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马克思随后总结到，“良好的自然”（在其中我们现在要加上社会的）“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第649650页)那就是说，与自然(或者与日常生活条件和家庭劳动)的动态关系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过程和阶级关系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背景，在那里剩余价值被创造并被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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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论述让我们认识到，“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所以，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第647页）更进一步，他提醒我们，“要他(劳动者)把这些时间(闲暇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而且，最极端的讽刺是“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第651页)对马克思来说，症结经常正确地或错误地存在于由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的特别的整合中，这部分剩余价值来自处于所有因素矩阵中的劳动，它决定了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如果马克思涉及了这个问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思将会像他对待与自然的关系那样(在第518页脚注中所提示的)，对待家务劳动的辛勤努力。

这两个变化，即广义的和狭义的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将两者放到一起，可以帮助马克思从一个个人的、微观的视角，到一个有关阶级关系的宏观分析，即，从处于主导地位的想象单个的工人被一个特定的资本家雇主所剥削的视角到一个阶级被另一个走上舞台中心地位的阶级所剥削的视角。而后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占主导地位。

九从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到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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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某种类型的从微观的到宏观理论的趋势的转变。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进行这种转变，因为它原本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而斯图亚特·穆勒至少认识到，它与劳动存在某种关系，但他不能确切地说明这是什么，因为他不能分清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创造的二者之间的差别。哎呀，可怜的穆勒：“平地上的一堆土”，马克思嘲笑到，“看起来也像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第654页)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确实保证了这一转变时，而他的做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上述的批判内容。但是，我们也必须努力耕耘，以收获他的思想果实。

后面两章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在第十七章中，马克思所做的全部工作是，认识到剩余价值将由于三个变量的不同而不同：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所以，事实上，资本家们有三个策略可以使用。在一个维度上的可能性的减少，可以通过诉诸另一个方法而得到补偿。隐含的一点是要强调，正如马克思经常这样做的，在寻求剩余价值中资本家战略的灵活性：如果他们不能从这个渠道得到剩余价值(通过提高强度)，那么，他们将采取另一种方法(通过增加劳动的工时)。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僵化的思想家，带着僵化的概念进行思考。第十八章仅仅是粗略研究了(再一次！)对剩余价值率解释的不同观点。在《资本论》中，存在大量的这种重复。它有些时候被理解为，马克思担心我们不能完全领会问题的实质，所以，他觉得需要被迫去重复它，只是为了使读者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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