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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出现了一个反映马克思思考方式(我不知道它是否源自马克思)的、有趣的关于实践性计划的实例。一位叫做鲁道夫·梅德纳(RudolfMeidner)的瑞典劳动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取得重大成功的瑞典福利国家的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后来人所周知的梅德纳计划。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强大的工会被要求采取集体工资限制政策。作为回报,由于这一限制政策而使资本获得的额外利润(剩余价值)会被征税,并被放入由工人控制的社会投资基金中,这一基金将买入资本家公司的股份。买入的股份注定是不能交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后(比马克思例子中的五年时间还要更长),对公司的控制将被转移到社会投资基金手中。换句话说,在一段时间内,十分确切资本家阶级将被买断(和平地),而且他们将被工人对投资决策的彻底控制所替代。这一计划非常荣耀地受到了资本家阶级的欢迎(他很快被授予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这与诺贝尔没有任何关系也与新自由主义者,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成立了反工会的智库,并且在媒体煽动了强烈的反对情绪)。那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非常害怕,而且从没试图去实施这个计划。但是,当你认真思考这一计划时,你会发现这一观点(当然,它在细节上更加复杂)与马克思的论点存在广泛的一致性,同时,由于它还提供了一个和平买断资本家阶级权力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不对它多进行一些思考呢?
当将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的公司-商店式的关系放到一起时,马克思的讨论同时引发了甚至更为深入的分析,因为它提出了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不幸的是没有被回答的)问题。“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那就是说,他已经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让渡给了资本家“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无论是产品,还是在它内部凝结的劳动,都不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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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第716页)
我发现这是一个既有趣的又令人困扰的观点,值得进行严肃的思考。“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且,客观财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现在主导工人。工人生产了他或她本身被主导的手段!这是一个在《资本论》中有回应和反响的主题。它提出了一个造成他们自己主导的所有手段的人类偏好的一般性历史问题。但是,在这一情况中,资本制造了财富的主观来源,它是抽象的,通过“工人身体”,它是“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资本家生产和再生产工人,就像积极的但是被异化的主体能够生产价值一样。而且请注意,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维护来讲是基本的社会必要条件。
工人们参与到生产性消费和个人消费中(在较早的时候面对的一个区分)。不仅生产与可变资本相当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他们也在转移,也就是再生产不变资本的价值。通过他们的劳动,工人们再生产了资本和劳动者。在劳动分工和机器那一章,说明了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为什么必须被转变为资本的附属物。但是,我们现在也开始看到工人在市场中和在家庭中作为“资本的附属物”的情况。那就是可变资本的循环真正的含义:资本通过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再生产出一个可以再生产出资本的、积极主体的工人。但是,工人不仅仅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被再生产出来。“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第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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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起了一系列问题,而马克思略过了这些问题。马克思认为,阶级再生产的政治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野蛮的和简单的。“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第718页)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略过了一些重要内容,而它们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关于工人阶级再生产这样重大而基础性的问题,包括繁殖、自我保护、阶级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其他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都顺便留给了工人们自己去解决,因为这是资本所认为的情况。实际上,甚至是在资本家和地主所控制的国家,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也从来不是只留给工人们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状况和“文明程度”就像它们在有关工作日方面的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不是以更大的力量的话,在这里至少也以同样的力量介入。关于对《工厂法案》中有关教育条款的早期讨论,提供了一个在工人阶级再生产政治中国家干预的例子,而且国家意志在公共健康(假设霍乱具有超越阶级界限的令人尴尬的习惯)和再生产的权利、人口政策和相似问题的领域一直都在积极发挥作用。对于这种问题需要进行比马克思所论述的内容更为详细的思考。但是马克思的普遍观点已经被人们所接受。简单再生产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阶级关系的再生产。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使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已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并把工人自已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已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第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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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马克思总结道,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第724页)
第二十四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正如我们将会简短地看到的,由于不同的原因,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一个稳定的、不增长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理想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第二十四章检验了昨天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如何和为什么被转变为明天的新的货币资本。其必然产生的“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包括“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进行结合。为了保证这种情况能够发生,需要资本必须首先为其本身提供扩张的条件。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第726—727页)
奢侈品或其他无效用产品的生产(像军队的硬件和宗教或国家的纪念碑)是不起作用的,无论这种生产是如何盈利的。生存和生产的新的手段必须提前被生产和组织。随后,而且只是在随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第727页)另一种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按照前面章节中的分析),是“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马克思用很重的讽刺语气,“资本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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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劳动者是这一过程中积极的主体。马克思继续谈到,假设市场过程“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我再次强调这一假设在马克思分析中的重要性。“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将洛克原则反过来,是劳动和土地一起创造了价值,作为私有产权的基础,就是清晰的了。
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729页)
其后果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第729—730页)马克思继续进行了更加详尽的叙述,
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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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再一次地!)回到这一问题,即,等量的交换如何能够生产一个不等量,也就是说,如何能够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原始的关于产权的主张如何被颠倒为对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随后出现的是一个新的重复,因为它像一个对剩余价值理论第无数次的重复一样(如果你仍然对全部的内容没有把握,那么,仔细阅读《文集》第五卷第674一675页)。但是,马克思确实继续注意到,单个人的角度得到的观点,与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得到的观点不同。
诚然,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第732页)
情况是这样,因为自由、平等、产权和边沁主义思想在市场上盛行,这就造成了在劳动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看不到的。
这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第733页)
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掩盖了剥削和异化。“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第733—734页)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的语言反转过来,即,存在一种对上层建筑的调整,这种调整通过利用私有产权的概念,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变为合理的并且使其合法化。所以,马克思开始从根本上反对将资产阶级的权利和公正的概念普遍化的任何的企图。这只是为规模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种社会必需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掩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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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带来了所有类型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正如在第二部分的题目那样)。从在资本积累和贮藏(储蓄)之间的关系开始,就处于一个彻底混乱的状态。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第736页)但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性”的定义,这就意味着,昨天的剩余产品,必须被用于今天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这种情况的实际动力是微妙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唯一关注的是额外劳动,同时还有它们所需要的额外的可变资本(在工资支出中增加的部分)。但是,对于西尼尔最后一小时的理论,马克思在前面的部分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嘲讽,古典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完全忘记。在每一轮积累中(它需要通过对原材料的提取的、与自然的关系的转变)获得新的生产手段(不变资本)的必要性,这是马克思必须纠正的第二个“错误概念”。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资本家拥有可供它们支配的剩余价值时,他们为什么不仅仅去享受一段幸福的时光,并且把它全部消费掉?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确实被资本家作为收入而消费。资本家阶级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价值以追求快乐。但是,剩余价值中的另一部分被资本家作为资本而进行再投资。那么,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在控制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和他们将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再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值得引用这段详细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回答加以解释。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像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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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断言,资本家必然对以货币为形式的社会权力的积累感兴趣,所以他们必然受它的推动。
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已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第739页)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也并不拥有真正的自由。可怜的资本家只是某个机制中的凸轮而已,他们必须进行再投资,因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们去这样做。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他们的精力是如此地集中在交换价值的扩大上,集中在以无限的货币为形式的社会权力的积累上,以至于货币积累成为他们最深切希望的拜物的焦点。在此,在守财奴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相似性。他们都需要社会权力,但资本家的社会权力来自他们个人财富的不断扩大,这种扩大是通过不断将他们的财富投入资本循环中做到的,而守财奴却是试图通过不使用这部分财富而持有它。而且,即使单个资本家显示出这样的征兆,即,试图摆脱他们的核心使命,那么,令人讨厌的竞争的强制规律(再一次地陷入关于管制这一体制的中心角色的讨论中)也还会把他们拉回到这一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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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现实,资产阶级的辩护者创造了一个关于贵族的神话。他们提出,资本家们正在创造资本,并且正在完成他们作为贵族的使命,以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甚至马克思都承认这种社会形式是他们通过禁欲而努力的成果!我必须说,生活在纽约,我从没看到过资本家阶级过多地节省。但是,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资本家们面临着一个浮士德式的冲突。他甚至曾经引用过浮士德的话:“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文集》第五卷,第685页)他们一方面受竞争强制规律的驱使,进行积累并进行再投资,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消费愿望的引诱。与后者相关的强制制约,随后转变成一种资产阶级自愿形成的品德的意识形态。利润甚至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对资产阶级美德的回报!资本家进行再投资以使故事得以延续是一种美德(例如,它创造了就业),而且所以值得被尊重和奖赏。在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推行的、对最富裕人群采取的所有那些减税方案,都被解释为是对善良的投资者的奖赏,他们的禁欲行为被认为在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富人们很快养成挥霍一千万美元去办各种聚会,就是为了庆祝他们孩子的毕业,或庆祝作为他们战利品的妻子的生日,这一事实则很难与这一理论相符。然而,马克思再次受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故事的重大影响,他提出,存在于资本家内心的“两个灵魂”之间的斗争,经历了逐渐的演变过程。最初阶段,资本家们在消费上确实曾被迫受到限制(因此,对英格兰的一些早期资本家来说,贵格会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资本螺旋式的积累是以一个日益扩大的规模在进行的,所以,对消费的限制得到了缓解。马克思写道,在曼彻斯特,在“18世纪最后30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第742页)他引用的是关于1795年情况的叙述。“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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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竞争的强制规律和在无限的货币形式中扩大他们的社会权力的愿望的驱使,资本家会进行再投资,因为这终究是唯一能保证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保留一席之地并维护他们阶级地位的方法。这使马克思得到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髓的核心结论。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从未低估过财富分娩带来的痛苦,而对历史必然性伤心流泪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第742页)
它非常简单地意味着以下内容:资本主义总是与增长相关。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永远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它与规模日益扩大的增长和积累无关。“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即使你每天只是阅读关于经济状况的新闻报道,你也会发现人们经常在谈论增长!增长在哪里出现?我们将如何保证增长?缓慢的增长被界定为经济衰退,负增长则是一种萧条状态。只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增长率(复合增长率)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需要百分之三的经济增长率,而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四时,经济状况才被认为是“健康的”。而且,看看中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多年维持在百分之十左右的水平,这在我们的时代,与日本相比,那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的成功案例,日本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稳定增长后,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衰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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