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能够承受的劳动价格一定得上升，因为随着他们雇佣更多的劳动者，他们能够占有的资本数量也在持续增长。请记住，资本家主要关心的是利润量，而且正如我们在第十七章看到的，这一数量取决于所雇佣的劳动者的人数、剥削率和剥削强度。随着剥削率的降低，扩大被雇佣的劳动者数量可以增加资本家获得的资本的实际数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之间不存在矛盾。“另一种情况”是

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第770页)

马克思在这里建立的模型是十分简单的。假设生产率不变，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这是否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取决于资本家可获得的人口数量。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可获得的人口被卷入就业大军，工资水平将会上升，这就会降低剥削率。但是，由于更多的劳动者被雇佣，剩余价值量仍能够持续提高。如果在某些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剩余价值量开始减少，那么对劳动的需求也会减少，对工资水平的压力就会减弱，这样剥削率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在工资和利润率之间此消彼长的振荡。工资水平上升，积累速度减缓，工资水平下降，正常的利润水平和资本积累就会得到恢复。马克思在这里描述了一个在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自动调节体系和资本积累的动态变化过程。

十 资本主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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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提出，这种动态变化过程存在历史的证据。在18世纪的英国，存在受到一位名为伊登的当代评论家重视的这样一种趋势，即，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因为资本积累的迅速扩张。在资本家阶级明显处于良好的经营状态的同时，工人阶级的处境也会变得更好。伊登宣称，由于被这一诱惑所吸引，所以资本积累对工人同样是好事。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起的全部作用只是延长了将劳动束缚在资本身上的“黄金链条”。此外，这一观点在早期还曾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这一著名的小册子存在强烈的观点对立。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反对存在于英国社会的关于“雄蜂”的下流争论，而且这种做法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它具有对穷人令人悲观的愿望，即希望穷人越穷越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需要更少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为富人留下更多。如果社会中没有穷人，那么富人就不可能成为富人。这种对英国18世纪的公开赞美激怒了亚当·斯密和人本主义者，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穷人会永远存在，而且穷人对富人来讲具有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密对此所做的回应是，努力去证明如果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运行以增加国民财富的话，那么每个人甚至包括最贫困人群的处境都可以变得更好。曼德维尔对于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资本积累不仅首先需要一个可以获得的人口数量的存在，而且这部分获得的人口已经被严重地贫困化，他们是完全无知的，并被彻底压制以及处于极度绝望的境地，他们随时可以以极低的工资水平被购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

资本积累的第二个模式

积累的第二个模式分析了当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的情况。(第772页)在与积累的动态关系中，技术和组织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必须被置于中心地位。这导致了马克思以一种他曾经提出的方式，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规律”。但是，“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第774页)因为，正如我们已经在第一个模式中所看到的，资本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者以抵消剩余价值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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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种情况下，合作的展开，新型劳动分工，机器、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所有这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取决于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动机、或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货币财富的“原始”积累，可以启动整个过程使其处于运动状态。马克思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原始积累”这个词，但他再次倾向于将对这一问题的详细思考推迟放到第八部分来阐述。“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第775页）但是，一旦积累过程开始启动，那么生产率增长的进步就还取决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可能的规模经济才能够实现。马克思谈道，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为在每一轮积累中，资本家都获得了以货币力量为形式的资本数量的增加。虽然受到剩余价值率和被雇佣劳动者数量的限制，但增长是以复合的比率发生的，而且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也在加速。然而，这一集中的过程也可能部分地被在新的生产领域中新开张的小型经营业务所抵消。

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同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交错在一起。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第776—777页)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这种情况也必须被考虑进去。这是典型的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存在一对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一方面是集中，另一方面是分裂和分化。它们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应该没有人知道！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集中和分化之间的平衡要服从于永久的变化(这种说法与任何关于机器和大工业进化的技术解释都相反)。

十 资本主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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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通过某种不同的路径而达到接管，并购，竞争对手的恶意破坏。马克思提出，可能存在资本集中的规律。但是，他承认，这里不是探讨这些规律的地方，虽然他明确地提出质疑，这些规律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这种观点可能与技术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存在一种趋向于集中的明确趋势，这种趋势毋庸置疑地受“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第777页)的推动。但是，这里也不是介绍信用体系的地方(因为这将与他所提出的基础假设不符，即，不考虑在利息、租、商业资本的利润之间的对剩余价值的划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做了一些铺垫性的注释：

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第-777—778页)

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在马克思的时代，他从圣·西门关于联合资本权力的理论和法国皮埃尔兄弟第二帝国银行家的实践中，提取了很多内容。这种情况也与我们当代世界的现状产生了共鸣。制定一系列的微型信用和微型金融制度，以攫取被称为“金字塔底部的财富”，然后，抽取所有这些财富，以支持处于困境的国际金融体制(所有这些，都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进行的)，并将那些财富投入华尔街，为资产并购游戏买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第778—779页)为了达到完成生产率增长的全新轮回所需要的巨大金融规模，快速的集中以复合增长为主要手段，超越了速度较慢的积聚过程。集中可以强烈地改进并扩大生产规模。如果没有集中(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讨论的，没有国家的参与)，我们将不能进行许多物质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和港口)和城市化(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这样庞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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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充分的集中手段对于积累的动态变化来讲是绝对重要的。但是这也带来了垄断力量的威胁，并出现了与此对立的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者一样，都同样赞成一种以高度分散化和个人决策为特点的、分散的市场经济，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垄断或主导市场。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是，虽然市场经济是以小规模、相互激烈竞争的企业起步的，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会很快通过资本的集中，最终转变为一种寡头垄断或垄断的状态。他在其他地方提到，竞争的结果只会导致垄断。所以，过程存在于资本动态变化的内部，它内在地瓦解了关于完全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论。问题是，如果没有集中和在自由发挥作用的市场中的破坏性分散决策，市场和为了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就不能长期同时存在。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这肯定是他所论述内容的含义之一。但是，如果对于积聚的分析是可以忽略掉的，那么，日益增长的集中就不会完全是一个没有反面影响和对抗力量的单向过程。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说明这一点。但是，在其他地方他将讨论，在某些时候集中将面对分化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的是积聚、分化、集中和分散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在这里所介绍的内容是关于积累过程中市场动力的观点，虽然这会使他超出这一章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论述范围，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整合进所有这些力量，而不能仅仅将它们作为历史的某种偶然性而不予考虑。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对劳动的需求是有意义的。

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文集》第五卷，第781—782页)

十 资本主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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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第782页)它是通过我们所说的缩减规模的过程做到这点的。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第783—784页)

我们自己管理的生产条件的主题，再一次以一种超级反讽的形式出现了。

关于对“人口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是相反的，马克思在前面的脚注中就做出了判断，马尔萨斯是根本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理论家，而且他关于人口和过剩人口的一般理论引起了马克思的反驳。“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写道，“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第784页)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他把失业和贫困现象解释为是人口增长和资源压力之间存在的简单关系，从而将失业和贫困的形成普遍化了。马克思并不认为，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之间是不相关的，甚至是中立的；实际上，在很多其他地方的段落中，他就曾提出，强劲的人口增长趋势是持续积累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他根本反对的马尔萨斯观点是，贫困是由工人阶级自身造成的，是因为他们自身再生产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马尔萨斯谴责的是贫困受害人本身)。马克思的关注是，无论人口增长的状态或增长率如何，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造成贫困现象的。他证明了曼德维尔观点的正确性，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贫困将永远存在，但是，与曼德维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状态如何以及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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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通过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将劳动者排斥在工作过程之外，通过形成劳动者的相对剩余，造成了工人的贫困。一个长期存在的失业劳动者的蓄水池对于资本积累的持续扩张来讲是社会必要的。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

所以，技术本身并不是积累的主要杠杆，而是剩余劳动者的蓄水池保证了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第784页）

典型的情况是，劳动后备军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随后又被交替出现的突发事件抛出，从而使劳动市场上出现了周期运动。“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使过剩人口得到新的补充，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第785页)马克思描述道，

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

“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例如，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第786页)但是，他没有看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第787—788页)

十资本主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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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的分化传播范围深远且广泛，它通过技术的变化，影响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和去工业化过程，这种现象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已经为我们所特别熟悉。这种相对剩余人口的存在，必然造成被雇佣的那部分人被迫过度工作的后果，因为，如果他们不愿意加班工作，或不同意提高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就会受到被解雇的威胁。当今，由于资本不愿承担全职雇员的间接成本(例如，保健福利和养老金)，所以，不管工人们本身是否愿意，他们迫使被雇佣工人进行加班工作的偏好都会增强，虽然与此同时，失业劳动的蓄水池也在增加。同意加班工作有时可被作为一个就业条件。近几年，在欧洲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其结果是，被雇佣的那些人被迫进行过度工作，而且受到过度的剥削。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

这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第789页)它对工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工资变动受资本积累的驱动。这与标准的观点对立，即，资本积累的步伐受工资率波动的调节，工资率的波动或者受人口增长的驱动，或者按照当代修辞学的表述，受过度贪婪的工会的驱动。“经济学的教条”，是“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起来相对不足时为止”。（第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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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模型说明，无论资本积累何时成为影响劳动供给问题的因素，它都会通过技术创新或组织创新，将人们从劳动过程中排挤出去，所产生的影响，或是将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或者对那些仍在就业的人来说，会延长工作日的长度并提高劳动的强度。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第792页)

所以，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第793页)这造就了“经济学辩护论的一大业绩”，这一业绩指的是，它代表资产阶级为资本家如此明目张胆地伤害工人阶级的做法进行辩护。辩护者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将“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第792页)看作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够从不断的资本积累中得到的更多长期的福利而必须做出的短期牺牲。但是，事实远远比这更加险恶。

对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第793页)

也就是说，当资本进行再投资时，其创造了对劳动的需求，但它也能够通过造成失业的、在节省劳动的技术方面的再投资，控制劳动的供给。资本的这种在均衡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力量的操作能力，与公认的市场运行方式完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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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发生在机器中的情况那样，一旦工人们

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第793页）

在市场交换的规律被资本调节劳动力供需的力量摧毁的情况下，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保护他们集体利益的努力，却会因为被认为是对市场规则的侵犯而受到强烈谴责！

马克思已经建立了两个关于积累的模型，一个考虑了技术变化的因素，另一个没有。资本家可以进行选择：以现有的技术进行资本积累，这样就进入了模型1的世界(而这面对竞争的强制规律是不容易做到的)，或者，资本家对技术变化进行投资，这样就进入模型2的世界。在第二个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调节了技术变化的步伐？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说明，技术变化的步伐是由竞争的强制规律向前推动的，当资本家们为了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临时形式进行竞争时，这部分相对剩余价值会被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资本家获得。所以，对技术变化进行投资的限制条件部分地由竞争的强度决定(这一点是马克思所没有强调的)。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外部的限制条件。马克思在较早时已经提出，资本是否采用新的机器技术取决于花费在机器上的价值和通过采用新的机器技术而节省的劳动力价值之间的权衡。即使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但这也意味着，就像在19世纪英格兰相对于美国的情况那样，技术创新将会持续，直到使工资率降低到使购买机器变得不再值得的水平。上述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在工人阶级处于一种极度悲惨的处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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