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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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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过剩的人口

在这一章的第四部分,马克思检验了相对过剩的人口的情况。他明确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三个不同层次: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第794页)“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指那些已经被无产阶级化的人们,他们已经是全职工作的工薪工人,但由于某些原因,临时被排挤出劳动过程,他们虽然会经历一段时期的失业,但仍然能够在一定水平上维持生存,在重新被吸纳到就业大军中之前,是作为积累改进的条件而存在的。按照当代的说法,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基本可以等同于失业大军的蓄水池,因为这部分人口与那些被界定为不充分就业或“灰心丧气的工人”一起,作为失业人口被统计在册。“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是指那些还没有被无产阶级化的人们。在马克思的时代,特别指那些还没有被吸收进工资-劳动体系中的农民。对农民或者本土农业生存体系的摧毁,以及农村领域的无产阶级化,已经将大量的农村人口卷入工薪劳动的大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到我们现在的时代仍然如此(例如在近几十年,在中国、墨西哥和印度出现的情况)。通过对国内体系的破坏,妇女和儿童加入工薪劳动大军的运动直至今日也同样在长期起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正在成为工薪劳动队伍的主力军)。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还可能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生产者和手工业者,他们将会被大规模资本所取代,从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家庭农场的相互残杀,已经从其固有的限制中释放了他们的劳动力。你也许已经发现,同样是这些独立的生产者和人们,他们曾经经营过街角商店,但现在这些商店被超市取代了。所以,潜在类型的过剩人口,是一个数量庞大且种类各异的人群,它由不同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和儿童、农民和其他类似的人口组成。在当今,它也包含那些曾经逃离了无产阶级化但又被带回到这一群体中的人群。人们曾经认为医生不属于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不难说明从事医疗工作的劳动力潜在地被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受过较高教育人群的无产阶级化,也像大学的社团主义者和新自由模式逐渐变得更加巩固一样,正在快速地进行。在这里,马克思想使我们注意的是处于动态的无产阶级化的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不同的调动潜在劳动力后备军的方法。这在不同情况之间明显存在大量的不同。更进一步说,由于流动人口很可能受到资本主义组织的区域限制,所以潜在后备军地理意义上的扩散形式非常不同。从潜在意义上讲,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获得的,而且,通过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的做法来获得潜在过剩人口的地缘政治,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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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次是停滞的形式。这指的是那样一部分人口,即他们非常不规律地被雇佣,而且特别难于流动。停滞形式的过剩人口是社会最底层的沉淀,马克思将此描述为“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他们包括,“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对他们几乎不怀有任何感情。而且,在他们中间,存在“[赤贫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和“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而且,还包括“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马克思将这些人称为“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第797页)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被卷入中工薪劳动大军中。这是威尔逊(WilliamJuliusWilson)所指的“下层阶级”(一个我确实不喜欢的词汇)。

在这一章的结尾和篇幅较长的第五部分,描写了当时存在于产业后备军的包括流动形式和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的那些人的具体的悲惨细节。当马克思关注英国的情况时(特别是它的农村劳动后备大军的状况时),他对城市化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且,对于有关爱尔兰人移民到英格兰的问题,也明确了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是关于对这些潜在的劳动力的调动是如何如此经常地利用民族和宗教(在这种情况下)的差异的,这些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包容所有种族、性别、文化、宗教,和其他被资本家阶级所采用的、在“先分化后统治”政治中的所有不同。我们能够很简单地举出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的例子。在美国的波多黎各劳工的长期历史,恰好与19世纪爱尔兰人在英国的情况相同。我们也能够轻易地写出对墨西哥、危地马拉、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情况的描述,其中的每个细节都像马克思在第五部分所描述的情况一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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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第二个积累模型主要取决于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而形成的流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管理这些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的系统方法(例如,如何保证失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并保证它们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以便能重返劳动大军),显然是一个关乎重大利益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个策略性的问题,即,存在流动形式或潜在形式过剩人口的后备军(调动停滞形式的过剩人口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甚至更难与他们一起工作)是否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更加有利。资本对流动形式后备过剩人口的肆意操纵面临许多困难。仅获得了些许工作保障的强大的劳动组织可以核查失业情况。新兴技术和新型生产体系,在其得到广泛传播前,可能会受到来自工人们自身的挑战。而且当这种情况实际发生时,在一定情况下,由失业现象带来的政治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为避免社会骚乱,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部分阶级中,出现了对造成失业行为的普遍抵制。他们的偏好是能够找到潜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即可。资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做到这一点。或者可以将资本投到国外,或者可以输入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是很低的,而且几乎根本不存在所谓流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面对强大的工会的力量,大量的社会立法和一个强大的、不断巩固的社会民主政治手段,以及从葡萄牙、南斯拉夫和中欧地区的劳动力的输入,成为当时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因素。法国汽车产业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出现了国家支持的内向移民政策,同时,在那些年中,土耳其的劳动力剩余也刺激了德国产业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移民法的修改,对于帮助调动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力量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墨西哥的劳动力剩余,对美国的企业的正常运行是非常重要的,这带来了目前包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移民热潮,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由于缺少劳动力剩余,已经导致了在美国西部收获季节粮食收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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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存在大量的失业现象和大量的潜在形式的过剩劳动。联系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特定的政治历史来考虑这些范畴是有意思的。流动过剩人口的现象也提出了如下问题:后备过剩人口如何保持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并与现役劳动大军进行竞争。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已经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了,但是,如果考虑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这种观点就变得不再重要了。右翼的观点是,当劳动者把他们劳动的储备价格抬得过高时,失业率就会上升。由于劳动者拒绝在一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以下工作,所以形成了失业!当福利水平过于丰厚时,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因此,消除失业现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福利完全取消。但是,那会使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保持处于一种劳动后备军的状态变得更加困难。移民政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美国,政府每一次调整移民政策的尝试,都与企业获得足够的剩余劳动供给的需求相冲突。从农业综合企业到微软,各行各业都反对限制性的移民政策。

这样,对劳动供给的控制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按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他们是按照这样一种方法来管理劳动供给的,即,形成一个劳动后备军(浮动形式的过剩人口和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的某种结合),并将其永久化,降低工资水平,以解雇为手段来威胁现役劳动者,瓦解劳动合作组织,提高现役工人的劳动强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策略似乎在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为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基本维持稳定(只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上升),而利润率在总体上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工人没能从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获益。从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获得的所有利益都被资本家阶级占有了,从而造成了财富的大量集中和严重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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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乌托邦的梦想被解构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使其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已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第798—799页)

这是一个将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作为资本家积累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和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的著名的总结性命题。对这一命题的一个典型回应,就是提出这完全是错误的,当今世界许多工人的处境远远比一百年前的处境要好,而且,即使在中国的工厂和在香港的血汗工厂仍存在某些恶劣的工作条件,但这些是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过程中存在的典型的过渡性问题,这种情况甚至在那些国家中都已被证明了。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包括其批评家不时提出的一个论述,它是能够简单地被历史记录所检验的、马克思所做的明确预测之一。而且,到目前为止,由于已经发生的历史记录不能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所以,人们后来就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分析确实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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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需要着重提醒你注意在这些章节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假设条件,并再次强调,这种结论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偶然产生的,它在广义上取决于在开篇的时候提出的限制条件。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它唯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分析的展开完全从这一角度出发。而我们在第二卷末尾将要发现的是,以资本在市场上的实现为立场写出的内容,与第一卷完全不同。在那里,马克思将集中于有效需求的问题(谁会拥有购买不断扩大数量的产品的货币能力?)。这一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必然在于马克思在那里所做的关于工人阶级中的部分人群“理性消费”的描述。上述论述有两层含义。第一,工人阶级本身必须拥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去消费;第二,工人阶级将养成与吸收资本主义永久产生的剩余产品相适应的消费习惯。所以,在第二卷末尾,马克思引用了资产阶级慈善家们关注于教育工人阶级养成“恰当的”消费习惯的方法(很多就像当时福特调动社会工人队伍,去保证那些在他的工厂中所规定的五美元八小时工作日制度中受益的人,明智地消费,而不是用于饮酒、毒品和女人)。所以,我们在第二卷的末尾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简单地说,如果第一卷介绍的情况完全存在,那么工人阶级就不能成为资本家产品的主力消费者而发挥其必要的社会作用。

那么,第一卷内容的目的和要点是什么呢?马克思在第一卷提出,如果这个世界是按照这种方式运行的,那么,其结果将是工人的贫困化日益加剧。如果我们质疑在这一结论中,是否看到了事实的因素,那么,答案肯定是“是的”。而且,如果我们到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和危地马拉的工厂去考察的话,在这些地方,潜在的劳动储备,正在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被调动起来。实际上,你将会看到所有的马克思描述的“辛劳的痛苦”。你不需要认真搜索就能发现在许多世界制造中心关于令人震惊的劳动条件的详细报告(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报告就充斥了这些内容,而且,甚至主流媒体也已经发表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报道)。更进一步说,这是在过去三十年前后期间,新自由主义实践和政治的标志性事实之一,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剧增,而且在世界所有地方(印度、墨西哥、中国、俄罗斯)都突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百万富翁,形成了一幅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则是悲惨积累的图景,这一图景对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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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不能认识到第一卷所描述的是一个虽然是部分的但是是确定的事实,特别是当你将这些内容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时,你就很难理解第一卷的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劳动组织的力量是相对强大的,社会民主运动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包括对生产和收入分配相关方面的国家干预都是更加广泛地被接受的。当时,理性消费的问题更加突出:我们如何保证工人阶级能够有能力购买汽车?方法就是我们就去建造城市和郊区。通过这种方法,汽车变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而不再是一种奢侈品,这意味着,工人们必须获得足够的报酬,以能够承担汽车和郊区住房,以及所有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关的花费。在这些情况中,第二卷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而第一卷的结论似乎有些力度不够。

这种状态中的很大一部分,被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转折所扭转。无产阶级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扩大,因为,二十亿左右的人们,或者是通过对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经济的摧毁(正如在拉丁美洲和南亚发生的情况那样),或者通过直接的政府行为(正如在中国和东亚更普遍发生的情况那样),被剥夺了他们较早时期曾经拥有的经济基础,而被迫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这种内向流动带来的一个可以预测的后果是,处于资本积累传统核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处境没有得到很大改善。惊人的财富增长只流向了处于人口结构顶端的百分之一的人群(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按比例计算,只流向了处于人口结构顶部百分之零点一的人群)。追随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已经使我们回到了与《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世界越来越相关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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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统治阶级一方而言,这是一个有意选择的方案。1979年初,“沃克尔休克法”急剧推升了美国的利息率,并造成了失业高峰;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里根政府采取对劳动组织的打击(始于1981年对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罢工的打击),国家政策就更加明显倾向于加强对劳动的管制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伯德(AlanBudd),记录了他作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期间的经历,他承认在后期与邻里相处时感到非常羞愧,因为“20世纪80年代,通过压缩经济规模和公共支出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只是对打击工人力量的一种掩盖。提高失业率是政府非常希望的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的措施。当时所构建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危机再次造就了劳动后备大军,并保证资本家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①与里根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也曾以暴力形式镇压了矿工罢工,从政治上打击了工会势力。其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管制,以保证资本家获得利润和无边无尽的资本积累。马克思的分析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他完全预见到了这一结果,而且可以如此容易地用他自己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完成的工作是:他严肃地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词汇和理论,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按照他们所提出的市场功能完全、个人解放、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的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观点,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他逐步探索了按照这种想象建构的世界将会如何。亚当·斯密已经明确提出,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和自由发挥作用的市场中,国民财富将如何增长,以及每个人的处境将如何或者如何能够变得更好(虽然斯密本人没有否认国家在财富分配上应该履行遵循更公平标准的责任)。马克思所揭示的是,如果按照纯粹的自由主义标准去建构世界,其自身必然产生出在一端是财富积累的增长而在另一端却萌发出苦难的积累的境况。那么,谁会愿意按照这种乌托邦观点的规则来构建这个世界呢?当然,答案明显得令人哑口无言:是资本家阶级的富人!所以,是谁向我们宣教了这种乌托邦式的自由市场观点的优越性,而又是谁将我们推向了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路径?是那些富人,他们利用他们手中金钱的力量,劝说我们每个人接受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而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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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 The Observer, June 2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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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规划(正如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所论述的①),是以日益增长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家阶级中的上流集团对剩余价值越来越多的占有为方向的。而且,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已经选择了一条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在资本积累模式中所确定的典型路径。降低工资水平,并通过技术变化来取代工人,从而造成失业,集中资本力量,打击工人组织,同时干扰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资本在市场的两个方面都起作用时),通过外包和进出口将全世界所有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都调动起来,并尽可能地压缩福利水平。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真正含义。社会必要条件已经具备,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分析是一致的,即,以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一端的、巨额财富的积累。当然,问题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只有“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第638页)才能生存。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与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在这一章中所提出的要点是,在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主义条件下,日益增长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将是不可避免的。有趣的是,这已经成为过去三十年中,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特点了(请关注能源、制药、媒体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日益增长的集中趋势)。市场的过度自由通常会带来这样一种趋势,即,朝着更严重的寡头垄断、甚至是垄断的方向发展(一个被认可的事实是,目前,反托拉斯立法和一些国家监管措施,对于并购和垄断行为来讲,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发生的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而且它还集中于一个日益强大的资本家阶级手中。但是,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在第二卷的分析中所确定的和谐条件变得如此对立时,准确地说,当财富的两极分化时,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像在2008年爆发的令人震惊的危机那样的情况?也许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历史上唯一财富分配像现在这样如此不公平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2008年发生的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的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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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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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分析的力量和他用于使我们清楚地认识通常处于隐藏状态的历史发展动力的方法的力量的有力证明,虽然他要同时面对产生他所预测的那种结果的、并使其合法化的、随时会爆发的矛盾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建筑。在我们的经济部门中,还存在多少西尼尔!所以,在当今资本主义中正在展开的、可以使人们极其容易认识到的方面,应该维护他所做的有条件的叙述,并且认识到,虽然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但它们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他确实已经以一种确定的方式,详细地说明了“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他甚至也认识到了“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第798页)这一普遍规律是对如果实行了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它将把我们带向何处的一个精彩展示,而且,也是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已经使用这些暗语并将其伪装成新的姿态、并且实际上是在寻求推行这种思想的程度的精彩展示,它实际上已经将我们带到了马克思所预测的、充满了矛盾的发展方向。我想,我们能够从对马克思文本的认真阅读和对他的方法的深度欣赏中(虽然绝对是不舒服的)加以洞察,并获得巨大的判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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