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原始积累的秘密

《资本论》的第八部分，在语调、内容和方法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开始部分的内容与书中的其他部分的中心假设相反，如在第二章反过来建立的假设，在那里，马克思接受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原子式的市场交换的理论，在这种市场中，所有商品交换都发生在一个自由制度适当发挥作用的、非强制性的环境中，而自由、平等、产权和边沁规则是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斯密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并非真是如此，但是，他将此作为一个便捷的和带有驱动力量的虚构来接受它，并在这种虚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将这一点全部揭示出来，就是为了批判其中包含的乌托邦主义。

通过使用这一策略，马克思就能够向我们展示，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所看到的，我们越接近自由市场活动的政治制度，就会更加明确我们自己面对的两个显著的后果。其中次要的后果是，阻止任何单一力量关注和操纵市场的、分化的、分割的和原子化的结构，将让位于日益集中的资本家势力。竞争通常会产生垄断，而且，竞争越激烈走向集中的速度越快。其主要的后果是，一端是财富大量积聚的产生(特别是在日趋集中的资本家方面)，而另一端则是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不幸、困苦和处境恶化的积累。

过去三十年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是以自由的乌托邦主义为基础的，它已经成功地应验了马克思所预测的发展趋势。当然，在具体的地理分布和不同行业层面上，其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不同境况中已经出现的资本集中程度是令人震惊的，而且人们也存在普遍的共识，即财富的大量积聚只发生在财富分配结构的最顶端，而且虽然世界工人阶级总体处境是停滞或是恶化的，但目前的收入总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例如，在美国，处于社会结构顶部百分之一的人口所持有的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份额，在过去二十年中翻了一番，而处于社会顶部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口所持有的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份额，在过去二十年中则翻了三番。首席执行官与其工薪工人中等水平收入的比率，在1970年为30：1，而仅在过去的短短几年中，平均比率就猛增到350：1以上。新自由主义在哪里兴风作浪(例如，自1990年前后在墨西哥和印度)，哪里就会有若干百万富翁出现在世界福布斯最富有个人名单中。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CarlosSlim)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富翁之一，他之所以能上升到这个位置，就是以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墨西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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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通过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角度去解构他们的观点，获得了这些与直觉相反的结论。但是，他也批判性地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强大的抽象方法，从而创造性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动态变化，所以能够揭开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和有关产业后备军生活状况以及其他问题斗争的起源。第一卷的分析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为什么平等地对待不平等其实是最不平等的”的一个复杂和批判性的论述。自由交换和合约解放的意识形态欺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为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道德优越性和霸权地位提供了基础，并且支持了其合法性和它所提出的人本主义。但是，当人们带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不同的资产进入这个市场交换的自由和平等的世界时，即使是微小的不平等，在一定时期内，就会被放大并翻番，成为在影响力、财富和权力方面巨大的不平等，更不用说是对阶级地位的重大划分了。马克思对斯密提出的“所有人的福利”源于市场交换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进行了毁灭性的颠覆。这可能启发了我们，例如，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去三十年中，阶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的要点是对这些作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观点进行尖锐地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观点具有误导性和虚幻性，同时，由于它们具有诱惑力，所以还具有欺骗性。马克思在较早时期已经认识到，劳动者只是在下述双重意义上才是自由的：能够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任何他们所选择的人，同时，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存，因为他们已经从任何以及所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中获得了自由并被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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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八部分的内容就是研究工人的这第二种“自由”是如何得到保证的问题。这里，我们被迫面对在资本主义历史起源中出现的偷盗、掠夺、暴力和对权力的滥用，因为这解放了劳动力从而使之成为商品，并替换了早期的生产方式。主导《资本论》前七个部分讨论的假设，带有野蛮的意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主义基本取决于能够生产出比它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更多价值的商品，而且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马克思早期在《资本论》中就观察到，

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作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已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第273页)

原始积累与这种工资劳动的历史起源有关，同时也与资本家阶级手中用于雇佣他们所必需的资产的积累有关。

所以，第八部分研究了劳动力如何成为商品这一核心问题(或者，更普遍地讲，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由洛克和斯密提出的标准的资产阶级版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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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已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第873页）

这一标准版本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描述为是一个渐进的和平和的过程。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马克思提出，实际情况却是：

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惟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第 874 页)

情况就是这样，因为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第874—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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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原始积累的历史“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第874页)它“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第875页）

马克思的解释与斯密和洛克的观点完全不同，这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第一，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高利贷资本，它们只是传统的资本形式，还是它们独立于生产资本、产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之外，仍然发挥着十分活跃的作用？马克思在较早时期也曾观察到，“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第267页)其含义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发生在这样一些阶段，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为生产/产业资本的出现率先开辟了道路。所以，这些资本的早期形式在摧毁封建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这是否意味着，一旦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积累，一旦史前阶段结束，而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暴力过程就变得不再重要，而且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来讲也就不再是必要的了？这是一个我将返回来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继续研读时，请记住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他放弃在较早时候(在第二章中)提出的全部的市场交换规律，认为市场交换不存在互惠主义，也不存在平等交换。是的，货币积累在那里存在，一种市场也在那里存在，但实际的过程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一过程是一个整体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进行的暴力剥夺，这种做法开始是非合法的，但最终就像英国立法中的附加部分那样，通过国家干预而成为合法行为。当然，亚当·斯密不想将国家解释为是一个欺骗大众人口的活跃的主体，所以他当然不会讲述一个在原始积累中，国家暴力曾经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故事。如果资本积累的起源有赖于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那么，为什么现在却宣传自由放任政策是提高国家和个人福利水平的一个基本手段呢？所以，斯密和其他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都倾向于忽略掉国家在原始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例外。马克思指出，詹姆斯·斯图亚特坚信国家暴力对于无产阶级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须采取的邪恶做法。在迈克尔·佩罗曼(MichaelPerelman)的著作《资本主义的诞生》①中，提供了一个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理解最初或原始积累如何进行的精彩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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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第八部分主要关注的是，揭开自16世纪以来原始积累的历史，并探讨这些过程是被如何被启动的。当然，他已经认识到，

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第876页)

“典型”是否意味着，英国是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模板，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这一模板？马克思随后否定了这一解释，并且说明了，他把英国当作一个典型，虽然它只是一个特殊和领先的例子。我们必须将再次回到那些有争论的问题。我们如何从这些问题与另一个重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闭塞的问题存在的相关性来思考它们：是否必须要经历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彼岸？

第二十七一三十三章 原始积累

第八部分的章节篇幅相对简短，而且是以一个具有清晰含义的顺序来安排的。我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简短的思考，并指出其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第二十七章的内容是关于对农业人口的征用，同时，还包括同样重要的关于封建卫道士群体的瓦解过程。对土地的占有是对农民进行剥夺的基本手段，但是，解除封建卫道士所拥有的财产，直到货币力量能够开始在封建秩序内部和封建秩序之上发挥作用(例如，通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第879页)在《大纲》中，马克思的意思更加明确。他在那里写道，货币是如何瓦解传统的联合体的，而且，在瓦解传统的联合体的过程中中，货币成为新的联合体。所以，我们从“联合体”被确定为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构的世界，转变到一个以货币为主导的联合体的世界。随着商品交换的广泛传播，货币作为社会力量，导致了大型土地资产企业、大规模的农牧企业和相似企业(这是在前面关于货币和一般交换的章节中讨论了很多的一个观点)的出现。如果不进行斗争，传统的共同体就不会屈服，至少在开始的阶段，国家力量曾经试图去保护农民经营的由汤普森(E.P.Thompson)后来所称的“道义经济”，从而对抗最初的货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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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 Perelman,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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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国家力量逐渐开始屈服了。第一，国家依赖于货币力量，从而其相对于货币力量是脆弱的。第二，货币力量能够通过国家立法具有困难的停止的方法，得以形成或被调动起来。在亨利七世时期，就曾通过了试图阻止货币化和无产阶级化进程的法案。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文集》第五卷，第827页）“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第883页)而且，从那以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抵抗开始消失。货币力量的非合法性没有起到摧毁性的引领作用，但联合了货币力量的国家却开始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马克思提出，这一趋势由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爆发得以巩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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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第884 页）

在这一基础上，崭新的和更强有力的阶级联合形成了。“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文集》第五卷，第832页)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由土地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制造业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广泛联合。他们迫使国家机器服从于他们共同的意愿。其结果是，“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手段”。（《文集》第五卷，第832页)

所以，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对公共财产的全面偷窃，是以大规模地对公地的圈占的运动为先导的。“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把耕地转化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15世纪末，在16世纪还在继续下去”。（第885页)这种情况偶尔引发了人们抒发对旧秩序消失的留恋情绪的重要的创作。这就是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和格雷(Gray)所创作的挽歌的世界，它悲叹了对人们所认为的“可爱的英格兰(MerrieEngland)”的摧毁。马克思选择了对下面的事例进行评论，即在苏格兰高地清扫中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在一轮又一轮的清扫中剥夺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他着力描写了萨瑟兰公爵夫人的虚伪，她在通过一个准合法的程序将人们从高地的土地上驱赶出去的同时，“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第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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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结，马克思写道：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第895页)

关于所有那些从土地上被驱逐出去的人将会做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在第二十八章进行了探讨。他们通常是没有就业机会的，所以至少在国家的眼里，他们会成为流浪者、乞丐、小偷和抢劫犯。国家机器采用至今仍在延续的办法作为回应：将他们治罪并监禁他们，将他们称为流氓，并采用极端暴力的手段对付他们。“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将工人社会化的暴力转变为资本管制的工具在一开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是说，一旦无产阶级已经形成，那么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公开的暴力会在历史背景中消失，因为人们已经被社会化，作为了劳动力商品的承担者并成为工薪劳动者。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需要“国家权力”(第899页)来调节工资水平，以防止出现任何种类的工人集体组织(用反工会的立法和一直被称为的“结社法”，来取缔工人联合会或者甚至是工人的集会)。马克思指出，这对于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由的政治制度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持。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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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被以这种非常特殊的方法来使用，以限制劳动者潜在的集体力量。

第二十九章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起源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即，法警是如何变成了分成制佃农，变成了租地农民，随后向地主交付土地(货币)租的。这种货币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巩固了一场对于土地的“农业革命”，它保证了资本可以一定的方式来支配土地。资本通过土地、自然所进行的循环，与它通过将劳动者的身体作为可变资本所进行的循环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式。正如马克思在第三十章中所提的道德，这场农业革命的影响是双刃的。它不仅解放了大量的劳动，而且还解放了原来在土地上被直接消费的生存手段。它将食物的供给商品化。物品和商品市场在不断增长，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少的人可以单纯靠他们自身的劳动为生。其结果是市场交换行为的增多的和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同时，资本不仅在印度，也在英国正在摧毁辅助性的手工工艺和家庭户间的交易，其结果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和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在马克思看来，英国自16世纪以来国内市场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使我们从第三十一章开始思考产业资本家的起源问题，是它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银行法西斯(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的手里接替了它们的主导角色。从最开始，这种接替就与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及在非洲和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将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变成产业资本，存在很多障碍。“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限制了以工薪劳动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但是，“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但是，马克思有先见之明地提出，

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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