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英国的产业资本主义是在我们现在所称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像诺里奇和布里斯托这样的组团城镇是被高度组织的，而且，在政治层面上很难被接管，同时也不易打破其行会的力量。而在农村未开垦的土地上，则不存在任何阻挠你的调控力量一不存在城镇资产阶级，也没有任何行会组织。所以，英国出现的大部分的工业化都发生在原来的村庄，如曼彻斯特(所有加工棉花的乡镇，最初都只是小村庄而已)。利兹和伯明翰也都是从小的交易村庄开始起步的。这与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某些产业化的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虽然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资本喜欢转移到它所能够到达的任何未开垦的土地的情况。当日本的汽车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转移到英国时，就回避了英国存在工会组织密度较高的地区，而转移到了为了新兴发展而开放的区域，在那里，公司可以从空白开始，并建立它们想建立的东西(当然是在撒切尔反工会政府的协助下进行的)。在美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找到国家调控和工会组织薄弱的地区，一直是决定资本主义地理考虑和空间定位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殖民体系和奴隶交易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因为正是借助这些手段，资产阶级不仅回避了而且也颠覆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力量。这里存在一种强势的观点，将18世纪早期发生在西印度地区的奴隶移植，作为大规模劳动组织运行中的一个先期阶段，这种运行机制后期再次出现于英国的工厂体系中。“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第915页）他们用尽所有策略以攫取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在1769年到1770年间”，例如，“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第917页)但是，所有这些方法

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第915—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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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能认识到国家负债和公共信用体系作为货币力量能够开始去控制国家权力手段的重要性，我们就不能理解国家作为一个殖民体系的组织力量和推动者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16世纪以来的，在货币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的联合，是以一种“现代税收制度”和国际信用体系的增长为标志的。“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第921页)将这一体系普遍化，并开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殖民体系保证“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而且“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920页)同时，“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第918919页）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第922页)

这种“掠夺”的出现，是由于需要在远离现有的城镇区域找到并调动足够的劳动力。马克思引用了约翰·菲尔登的话，“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第923页)并将他们运送到兰开夏郡郊区的北部。马克思继续他自己的论述，“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采用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化为一种商业性的剥削制度”，由此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发展，这种情况在英国变得日益普遍。（第925页）“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第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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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

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第925页）

马克思总结道，如果说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第926页)

马克思在第三十二章中提出，占有过程就像攫取过程一样残忍和痛苦。不经过斗争封建主义就不会瓦解。“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封建主义

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

这一前史“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是一种“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的体系。(第928页)但是，一旦这种体系开始运转，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采用了其自身独有的逻辑，其中包括资本的集中。

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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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迅速发展，正如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由此也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

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第929页）

在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文集》第五卷，第874页)和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之间，终究存在巨大的差别。

这种对爆发革命的阻碍的呼唤，是《共产党宣言》的表述方式，它被重新用于论述《资本论》中的政治。这是一段具有政治性和辩护性的叙述，受到了某种革命精神的激励，它肯定应该为《资本论》的最后章节提供一个令人惊奇的、深层的分析。

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了《资本论》的最后一章？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章节，这一章通过提出一系列对殖民化的反思去掉了在前面章节中出现的救世主式的修辞和语气。而且，这一章并没有叙述真实的殖民历史和反殖民地革命斗争的前景(大量被殖民的人们对殖民宗主国的占有)。这是一个名叫韦克菲尔德的人所提出的殖民化的理论。因为试图绑架一位富家女，在纽盖特监狱服刑期间写成的关于殖民化的著作，所以他在任何时期都几乎不能被列入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行列。在纽盖特监狱服刑时，韦克菲尔德发现自己处于即将被运送到澳大利亚的一群犯人中，而且这件事明确地促使他思考在整个事件中澳大利亚的角色。他没有产生关于在澳大利亚真正将要发生什么的想法，但是，他看到了马克思所考虑的大量人口输入的一些现象，因为这等于是对亚当·斯密观点的一个破坏性的反证。韦克菲尔德只是简单地认识到，你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带到澳大利亚—货币、劳动的工具、所有的材料—但是，如果你不能找到任何为你工作的“自由的”(在双重意义上的)劳动者，你就不能成为一名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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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韦克菲尔德“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932页)在当时，在澳大利亚找到劳动者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容易获得土地，这能够支持他们作为独立的生产者而生存。唯一一个能够保证劳动供给从而能够保护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方法是，由国家介入并且对土地制定一个保护价格。这一保护价格的水平必须足够高，以保证每个刚到澳大利亚的人，必须首先作为工薪劳动者去工作，直到他们能够储蓄足够的资本来获得对土地的占有。韦克菲尔德认为，美国的土地体系(安居法案)过于开放和自由，这使美国的劳动价格过高(正如我们在较前面的部分所看到的，它导致了美国会更快地采纳节省劳动的技术创新)。韦克菲尔德正确地预见到，如果资本主义要在美国生存，那么美国就必须倒退到使用资本主义前史阶段的残忍策略。处于边缘的“自由劳动”和企业(特别是铁路)利益对土地政策日益增强的控制之间的斗争，以及城市中对作为工薪劳动者的移民人口的限制，是积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马克思写道，

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第940页)

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第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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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谈到，这就是韦克菲尔德殖民化计划的“重大的秘密”，但是，它也揭示了原始积累的重大的秘密。这些计划确实对英国议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确实影响了殖民的土地政策。“韦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第939页）

马克思利用这一殖民的理论，反证了亚当·斯密提出的初始或原始积累理论。但是，在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些问题，它们可能与作为一部著作的《资本论》的整体论述和结构有深入的相关性。在第二版的前言中，马克思谈到了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他提出，“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第22页)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指的是他的长篇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从黑格尔论述的第二百五十个段落开始了对他的批判。而之前段落中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令人惊奇的。在事先没有作任何警示或进行理论化的情况下，黑格尔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讨论。在第二十五章中，马克思谈到，在一端，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端，是由工人阶级占有的悲惨的、劳苦的和恶化的积累。

为什么一种人们可能称之为“内在的辩证法”，会带来越来越大程度的社会的不平等。更进一步说，正如黑格尔在他的一个补充的段落中所说的，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形成的内在的辩证法，会导致公民社会去寻求一种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外在的辩证法”来加以缓解。黑格尔是否相信这将会解决内在的问题不得而知，但是马克思却非常清楚答案是否定的。《资本论》的倒数第二章关注于将占有者的占有，作为内在的辩证法的一个终极的结果，它不能与殖民的实践相对立，因为这一实践只是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上重新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不存在任何殖民的解决方法，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极端的空间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的矛盾。我们现在所称的全球化，正如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的，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法，它通过将它们规划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宏观的地理范围来“解决”此时此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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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我们需要对由马克思提出的对原始积累的阐释存在不同的问题进行评论。首先是，认识并且欣赏马克思阐释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是重要的。在此之前，没有人真正以这样一种系统和有序的方法做这件事。但是，由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经常出现这种创新性的阐释，这有些夸大而且也掩盖了一系列的问题。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的研究。他们可能达成的共识是，也许马克思所讲述的故事在某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在这种历史地理条件的环境中，确实曾经出现过大量的极端暴力的阶段和事件。而且，殖民的体系的作用，包括殖民的土地、劳动和税收政策的演进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也曾经存在原始积累是相对平和的情况。出于就业可能性的考虑，和由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更好的生活前景，人们更愿意受其吸引而离开土地，而不是被迫离开土地。所以，因为城市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人们从生活可怕和不稳定的乡村向城市的自愿迁移是普遍存在的(甚至也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强制的剥夺过程，在这方面存在大量的历史证据)。所以，原始积累的历史在其细节上远远比马克思所叙述的更加细微和复杂。另外，它还存在被马克思所忽视的关于动态变化的重要方面。例如，因为原始积累通常要求激烈地剥夺妇女的权力，要求降低她们对财产和动产的所有权身份，并进一步加强家长式的社会关系，所以人们现在高度重视性别因素的重要性。

但是马克思确实大体描述了工业和农业革命，无产阶级化、商品化和货币化过程的总体轮廓，这些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须的条件。他的解释给所有未来的讨论设定了一个基准，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于预。他也强烈地提醒我们，正是原始的暴力和尖锐的斗争形成了资本主义，这种原始的暴力是资产阶级日后试图去忽视和忘记的，但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它所遗留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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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全部内容以及他许多其他的著作中，马克思倾向于将原始积累的过程追溯到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一旦史前的状况由原始积累的过程来解释了，那么，“经济关系的沉默的强制”就起作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政治谋划，就是警示我们，这些沉默的强制是如何操纵我们的，而它们通常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且隐藏在随时围绕着我们的、拜物教的掩饰的背后。正如我在较早的地方所提出的，它向我们显示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事情比对不平等的平等对待更不平等的了；人们所设想的在物品的市场交换中的平等是如何欺骗我们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资产阶级关于私有产权和利润率的教义，是如何使现实看似是我们所有人都被赋予了人权；对个人解放和自由的幻想是如何从市场自由和自由贸易中产生的(而且我们是如何和为什么以这些幻想为基础而行动的，甚至为此进行政治斗争)。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即，曾经发生的原始积累一旦结束，它就不再是真正重要的了。在近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已经提出建议，我们需要严肃对待贯穿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原始积累的持续性。罗莎·卢森堡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曾坚定地将这一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她坚持提出，资本主义是在两种不同的剥削形式基础上存在的。

其一是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工厂、矿山及农场。若单从这一方面看，资本积累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的最重要的阶段，是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交易。但是，这两个阶段(即商品市场和生产场所)，只限于等价物的交换，并停留在商品交换的限度内。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和平、财产和平等占支配地位。至于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所有权如何变为对他人财产的掠夺，商品交换如何变为剥削，平等如何变为阶级支配，这些问题则有待于科学分析上锐利的辩证法才能加以阐明。[她认为，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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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前七个部分中所精彩地揭示的内容。“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她写道，

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要想从这些乱纷纷的政治上暴力和权力的掠夺中，探求出经济过程的严密规律，那是需要费一点力气的。①

她坚持认为，在这两个剥削和积累的体系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链接”。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是以这种动态关系为中心的，即持续的原始积累和贯穿于《资本论》所描述的扩大再生产体系的积累动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她提出，马克思将原始积累限制在某个上古的时点、某段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是错误的。如果它不参与新一轮的、主要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手段的原始积累，那么，资本主义应该在很早以前就消失了。

从直觉上说，可以有很多理由认为卢森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虽然我们不必完全追随她所得出的特别结论。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特别过程开始，即，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夺；殖民的、新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政策；利用国家权力重新向资本家阶级分配资产；对公共财产的圈占；国家土地和资产的私有化；一个国际的金融和信用体系；更不用说国家负债的萌芽，以及甚至是通过买卖人口(特别是妇女)这类阴暗的奴隶制的延续所有这些现象仍然存在于我们周围，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没有淡出历史舞台，相反，与信用体系的情况相同，对公共财产的圈占和私有化现象，却已经变得日益突出了。

当我们将关注点从英国的“古典”状况转到世界舞台上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现状时，持续性问题甚至变得更为重要了。卢森堡引用了针对中国的所谓的“鸦片战争”，作为在她记忆中的关于这些过程的一个事例。对于英国商品来说，印度是最大的外国市场之一，而且，印度人能够通过向英国提供原材料，支付那些商品的部分费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但是，这对于英国来说还不够。所以，印度的鸦片被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出售，以换回白银，而白银随后能够被用于支付英国的商品。当中国政府寻求在总体上控制对外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时，英国舰队沿长江顺流而上，并且在一场短暂的遭遇战中，使中国舰队全军覆灭，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开放了通商口岸。卢森堡提出，只有通过诸如此类的帝国主义手段，才能够保证长期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实现。根据卢森堡的研究，原始积累的持续主要发生在外围地区，即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地区之外的区域。在所有这种地方，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做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围地区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去殖民化的现象，同时，原始积累的实践不仅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和分化，而且，在资本主导的核心地区也变得更加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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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gnes Schwarzchild (London : Routledge, 2003),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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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可以考察当代中国的情况。中国经历过其独特的、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发展历程，当时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但是在1978年，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业体制改革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革命的相应收获，而且从对土地的脱离中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和剩余产品。毫无疑问，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正在发生着等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一些事情。而且，卢森堡很可能对近些年中国的开放对于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协助程度给予关注，并且提出，这新一轮的原始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来讲是基础性的。然而，中国新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国外帝国主义的干预造成的，而是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是在中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选择的一条增加国民财富的道路。这种发展路径要求在农村耕地人口外，形成一个大量的、低收入的城市无产阶级，他们的流动基本受到国外资本的控制，只能流向外国资本所选择的地区和城市。那些地方将会雇佣这些无产阶级，并通过全球贸易关系网的发展以出售并实现商品的价值，甚至在国内市场开始繁荣的时候也是如此。关注中国未开垦土地的角色也是有意思的。正像曼彻斯特在几十年间从一个小城镇演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中心一样，自1980年以后，深圳的发展轨迹也是如此。除了原始暴力的程度有所缓和外(有些人会说，它们被有效地掩盖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马克思的描述没有很大区别，而且，国家和政党的权力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一个致力于“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扩张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很难绕开如下结论：(a）与原始积累相似的某些东西，仍然是活生生的，而且也正处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中，同时，（b）它将持续存在，而且可能正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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