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但是，这种情况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攫取自然资源的暴力(特别是遍布整个非洲)持续出现，而且在拉丁美洲和整个东南亚，对农业人口的剥削仍然发生在我们身边。上述任何现象都从未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并造成了激烈的对抗。例如，在印度，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是为了给在空旷的田野上建设“经济特区”让路，在那里，工业企业可以在一片拥有特权的地区内开展经营活动。在兰迪格兰地区的西孟加拉邦，为让位于工业的发展，而对抵抗驱逐的农民的屠杀，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原始积累案例，而这种情况在17世纪的英国也出现过。更进一步说，当马克思谈到作为原始积累历史中重要方面的国债和新生信用体系时，他谈论的是一些具有不寻常增长速度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那时起就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调控资本的流动。华尔街和金融机构(信用卡公司)所采取的掠夺性策略，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得原始积累的指征。所以，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已经被丰富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时代不能想象的程度。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通过采取类似原始积累的方法，使统治阶级变得更富裕，而同时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准的手段变得更加细化和恶劣了。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即将倒闭之时，它得到了审判企业倒闭法庭的许可，即，它必须摆脱其所有应该承担的退休金的义务，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可生存的企业而存在。所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雇员突然得知他们都失去了退休金，而退休后只能依赖于一个国家的保险基金生活，这一保险基金的支付水平远远低于退休金水平。已经退休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雇员被迫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在对一位前联合航空公司雇员进行的采访中，他回答到，“是的，你们知道，我现在六十七岁了，而且我原以为，我会以每年八万美元的退休收人生活得很幸福，而现在，我只得到了三万五千美元补偿。所以，我必须重返职场，为自己找一份工作以维持生存。”这里，一个重大而有意思的问题是，所有那些与退休金相当的钱到哪里去了？也许这并非巧合，当全美国很多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他们的养老金、保健和其他福利权利时，华尔街的管理层和CEO们的收入，从更加总体的情况来看，正在急剧增长到令人不可置信的极高水平。

十一 原始积累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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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私有化浪潮。在许多国家出现供水、教育和保健领域的私有化时，这些曾经作为公共物品被提供的服务已经明显地被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了(例如，形成了所有类型的新型的市场)。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几乎一成不变地都是以一个保证资本家在极短过程中获得巨额利润的价格出售的)，就是也已经被迫放弃了对企业增长和投资决策的公共控制。实际上，这是对公共物品圈占的一种特别形式，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由国家精心安排的(正如较早一轮的原始积累那样)。其结果就是将资产和权利从大众手中夺走。而且，在夺走的同时，在天平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着这些财富的大量集中。

在《新帝国主义》①和《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都提到，阶级的力量目前正在通过这些过程得到日益巩固。由于把它们称为原始或初始积累似乎有些奇怪，所以我倾向于将这些过程称为通过剥夺手段而进行的积累。我认为，这种过程的部分情况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是通过采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策略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抢劫，如果只是凭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发生的剥夺，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强大社会民主国家工具的地区，积累的水平就不会那么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化，已经将所有那些情况都改变了。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已经越来越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被内化了，虽然这一现象已在全球体系中被广泛传播并被日益深化了。我们不应该将原始积累(人们可能理所当然被地认为是中国的那种情况)，或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就像它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由私有化波浪的推动所发生的那样)只是当作是资本主义史前阶段存在的现象。这种情况仍在继续，而且在近期阶段，它已经以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努力巩固其自身阶级力量的方式得以复兴，并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而且这种积累手段几乎无所不包，从剥夺人们获得土地和得到生计的权利，到取消过去通过工人阶级运动尖锐的阶级斗争很难赢得的权利(例如，获得退休金、教育和保健福利的权利)。亚马逊流域的橡胶工人领袖，ChicoMenders，由于维护一种反抗寻求将土地资本化的、牲畜大农场主、大豆生产者和伐木工的生活方式而被杀害。兰迪格兰地区的农民由于抵抗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土地接管的事件而被杀害。在巴西，失去土地工人的运动(NST)和萨帕塔主义者，都曾经为了维护他们对资源丰富的、而且不仅是资本所凯觎的同时也是资本所缺乏的环境的自治权利和自我决定的权利进行过斗争。但是，我们随后还要考虑，在美国，新近诞生的私募股权基金是如何将公共企业私有化的，它在将重组的企业重新抛回市场、并以获巨额利润为目的将它们出手之前，使它们在资产运作上造成失误，并尽他们所能多地解雇雇员(这就是为什么私募股权基金的首席执行官能够赚取奇高奖金数额的原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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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大量的、反对不同形式的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的斗争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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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反对生物剽窃和对遗传学材料和密码设立专利的尝试的斗争，反对利用国家的主导力量为资本主义发展清路的斗争，反对在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出现的富人化和无家可归的现象，反对在美国为了强迫农民家庭离开土地来为农业联合企业让路的、信用体系所采取的毁灭性的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许多做法仍然正在发生，但它们至少在表面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在工作场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对活劳动剥削的方法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积累过程之间还存在共性和互补性，在我看来，正如卢森堡所正确提出的，是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毕竟是通过剥夺的手段而进行积累的一个特别形式，因为它与异化相同，是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生产价值能力的占有和剥夺。更进一步说，为了使这种积累形式能够持续增长，需要找到将潜在的过剩人口调动起来成为劳动者并开发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作为资本家发展的生产资料的方法。正如已发生在印度和中国的情况那样，例如，通过将农业生产者从土地上驱赶出去来建设“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发展可持续性的一个必要的先期行为，这就像对所谓的城市居民贫民窟的清理对开发商的资本扩张及其在城市的经营行为是必需的一样。这种通过国家的主导力量或一些相应的合法措施侵占土地的做法，在近期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首尔的开发商和建筑利益集团曾经不顾一切地获得城市土地，并且开始了对所有人口的剥夺行为，这些人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移民到了城市，并且在他们没有使用权的土地上修建了他们自己的住房。建筑公司雇用了一大批壮汉闯入这些居住区，毁掉了这些房子，他们用大锤将房屋和屋内所有财物都毁坏殆尽。在20世纪90年代，你会徜徉于彻底被毁掉的首尔居住区，并会被间或出现的大众强烈的反抗活动所触动。

所以，马克思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扩大再生产是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得以实现的机制，如果不能首先实现剥夺的必要条件，它就不能继续，也就是在其自身的权限内仍然将资产直接分配到资产阶级手中。和卢森堡一样，我也认为，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是不能被忽视的，那些剥夺人们享受退休金权利的做法，剥夺人们拥有公共财产权利的做法，剥夺人们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的做法(社会保障是一种对全体美国人来讲公共的财产资源)，教育变得越来越商品化，更不用说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和掠夺环境的做法，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都是重要的。更进一步讲，公共财产资源的转变，比如，将教育转变成一种商品，将大学变成新自由主义的社团机构(带来了大量的关于教授什么和怎样教授的问题)，都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后果，与此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动态变化的标志和信号，它在扩大赚取利润和攫取利润地盘的斗争中，已经留下了将被颠覆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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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各类反对强制驱逐和剥夺的暴力斗争。例如，在英国曾经爆发了广泛传播的平均主义者和掘地者运动就是一场暴力的抵抗运动。如果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对剥夺的抵抗，而不是对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剥削的抵抗是毫不夸张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目前的状况仍是如此。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既定的地方和时间，哪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形成了或者将会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核心。如果说，总体来看，全球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带来经济增长上一直不是十分成功，那么，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巩固已经提出要求，要向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的方向进行更加强势的转折。可能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社会上层阶级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通过占有手段而进行积累机制的复兴，特别是以信用体系和金融占有作用的扩大为标志的复兴，会在最后一轮导致了美国数百万人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更多的这种资产上的损失集中发生在更加贫困的居住区，对居住在较为古老的城市，像克利夫兰、巴尔的摩的妇女和非裔美国人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可以在繁荣时期通过这种运作变得非常富有，甚至即使在由于金融困难而失去工作时，他们仍然可以赚得巨额奖金。上百万人房屋资产的损失和华尔街巨额收益的再分配效应，是以掠夺行为和合法抢劫为特点的、典型的通过剥夺手段而进行积累的现代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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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反对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政治斗争，与更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样重要。但是，这些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和与他们相关联的政党并不关注针对剥夺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通常认为这种斗争是次要的，而不是特定的无产阶级运动，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消费、环境、资产价值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另一方面，“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者，事先远远充斥着对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的抵抗情绪，而且通常采取一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人运动的政治敌对的立场，他们是以这种运动没有认真对待“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者所关注的问题为根据的。例如，在巴西，“无土地工人运动”(MST)是一个主要关注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问题的组织，与以城市为根基的工人党(PT)之间就存在着某些程度的紧张对立关系，这个工人党由卢拉领导，并且带有更多强调工人阶级利益观的意识形态。所以，两者之间更紧密联合的问题，就值得在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思考。如果卢森堡是正确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即，认为在两种形式的积累之间存在某种有机联系，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设想在两种形式的抵抗之间存在某种有机联系的准备。一种反向的力量掩盖了这种“被剥夺”，无论他们是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夺，还是被剥夺了生计、他们的资产或他们的权利，都需要一个按照不同原则的、对集体政治的重新设想。我认为，马克思将这些形式的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史前阶段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一样，葛兰西肯定明白跨越这两种不同范围的、对阶级联合的构建的重要性。那种原始积累的政治而且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的扩大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史前阶段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当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取决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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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预测

如果你已经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那么重新回到开始部分并再次阅读第一章可以说是一个好主意。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将发现自己在重新阅读时会受到不同的启发。直到此时，你会发现书中的内容更容易被理解了。当我第一次重读《资本论》时，我也发现它的内容更有意思了，甚至感觉阅读起来简直更加有趣了。随着是否能坚持读到这部巨著结尾部分担心的消失，我逐渐放松了下来，并且真正欣赏到了所有在我第一次通读中忽略掉的细微之处(包括脚注、旁注和参考文献)。用图解法重新浏览全文也会有所助益。它有助于我们巩固某些观点性的理解。当在我出考试试卷时，有时我会提出一个基本概念，并要求学生对这一概念是如何被融入并分析出整本书的结构进行评论。很多次我曾经问道，你是否遇到过拜物教的概念？商品和货币是显而易见的现象。但是为什么资本家会迷恋机器，而且，所有那些内在的劳动力(如劳动的合作、分工，精神的能力和力量)为什么会作为纯粹的资本力量而如此经常地出现?(是否“出现”一词总是代表一个拜物的时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给予关注，例如异化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试着从关于原始积累的最后部分着手，并按照文本中的内容向前追溯来加以研究！)，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逻辑历史的交叉(是否是一种混乱？)和其他类似的问题。

然而，在这里，我想展望一些马克思通过扩展他在第一卷所建立起来的框架的逻辑含义从而在《资本论》的其他卷次和其他地方所讨论的问题。我想这样做是公平的，因为正如我在本书开始部分所提出的，马克思只是要将他在第一卷中的大部分论述作为一个理论的和概念的基础，而这将保证他进行更广泛的研究。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矛盾的不时发作，和它们预示的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为他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由此也可能得到一些政治意义上的启发，即，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可能会怎样，以及政治斗争中的主要内容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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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检验了资本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如下：

$$
\begin{array} { r } { \mathbf { L P } \qquad } \\ { \mathbf { M } \qquad - \mathbf { C } \quad . . . . . . , \underbrace { \mathbf { P } . . . . . . . . . . . } \mathbf { C } \quad - \mathbf { M } + \Delta \mathbf { M } } \\ { \mathbf { M P } \qquad } \end{array}
$$

起点是货币，资本家带着货币进入市场，并且购买了两种商品，劳动力(可变资本)和生产手段(不变资本)。资本家同时选择了一种组织形式和一种技术，并在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中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出的商品随后将在市场出售，以换回预付的货币和一份额外的利润(剩余价值)。受竞争强制规律的驱使，资本家们表现为(我是按照马克思的原意使用了“表现为”这个词)被迫再投入所赚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积累而积累”和“为生产而生产”成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如果资本没有达到极限或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话，它就会永远带来几何倍数的增长率。而当资本达到极限或遭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资本就会面临积累的危机(这可以被简单地被定义为增长乏力)。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充斥着这种危机，有时是地区性的，有时则是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危机(例如在1848年、1929年和2008年爆发的危机)。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到今天的事实证明了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这是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特点，这种流动性和灵活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资本积累能够克服并回避遇到的限制和障碍。

对资本流动更加严密的考察可以保证我们能够识别某些障碍潜在的地方，这些地方会是严重的干扰和危机的来源。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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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初的货币来自哪里?

这是一个马克思在解释原始积累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原始积累在文中许多地方被详细提及，在第八部分也是这样，这部分直接讨论了原始积累的起源。但是，由于前期创造的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被转变成新近形成的资本，所以，当期越来越多的投资来自前期的剩余。然而，这并不排除由原始积累的持续所带来的货币的额外增长的可能性，或者，我更愿意在其所处的现代环境中称之为“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如果只是前期的积累作为资本而被投入当期的扩大生产中，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个人手中的货币资本的积聚程度一定会越来越高。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存在资本集中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多地是借助信用体系做到的，信用体系可以保证将巨大的货币力量迅速集中到一起。在股份公司和其他公司组织形式中，巨额货币的力量就被聚积在少数指挥者和管理者的控制之下。兼并和并购一直是一种大型商业行为，这种商业行为能够引发新一轮的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被进行资产剥离的企业会解雇工人，正像私募股权曾经的做法）。同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的伎俩(正如马克思曾经富有远见地提出的，国家调控经常成为这种做法的辅助手段)。为大企业的发展让路(超市连锁店和农业联合企业)而进行的对小经营者的剥夺(邻近的商店或家庭农场)通常会得到信用机制的帮助，这已经是一个长期惯例了。所以，关于可以用于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组织、整合和集中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由于某些经营活动规模较大，例如建设一座钢铁工厂，修建一段铁路或开发一条航线，存在“进入的壁垒”，甚至在生产能够正式启动前，也需要大量货币资本的先期投入，所以使信用体系具有了另一个附加的重要性。只是在相对近期的时候，像联合资本的私人公会这样的组织才开始取代国家承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连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海底隧道。正像马克思在关于机器的那一章中所提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深入的同时，这种基础设施项目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资本集中和分化的过程，明确了资本不同派别之间和资本与国家之间(例如，关于垄断势力的问题)的斗争范围。货币力量的大规模集中，对阶级斗争的动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如果说没有其他影响，至少它以等待的能力赋予了享有特权的资本家阶级许多要素(资本家阶级自身是通过集中加以巩固的)，因为他们拥有的纯粹的货币力量一直以小生产者和工薪劳动者经常被忽略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但是，相互矛盾的因素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日益增长的垄断力量正在减弱竞争强制规律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创新)，而且这种情况会导致经济停滞的出现。

反思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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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力来自哪里?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原始积累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释放到市场中，但是此后，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扩大生产所需要的额外劳动，或者来自上一轮通过节省劳动的技术变化所释放出来的对流动形式的后备劳动者的清理，或者来自在停滞的后备大军中调动的潜在形式的或极端因素的劳动者。马克思多次提到从农村调动农业劳动者或农民和前期被排挤的妇女和儿童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能力，这对于保持资本积累的永久性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使这种情况能够发生，必须存在一个持续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就是，在贯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和地理范围中，凭借一种或另一种手段的持续的原始积累。但是，劳动后备军也可以通过由技术革新导致的失业产生。马克思的研究显示，永久的积累需要以劳动力的永久剩余为条件。在积累过程之前，这一劳动后备军似乎可以被定位为就像一个冲击波。必须总是存在足够的和可获得的劳动力。劳动力不仅必须是可获得的，而且还需要被管制，并具有所要求的素质(例如当需要的时候的，必须是熟练的和灵活的)。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而使这些条件不能被满足，那么，资本将面临持续积累的严重障碍。或者劳动的价格会升高，因为这没有受积累动力的干预，或者持续积累的欲望和能力都会出现乏力。劳动供给的严重障碍，或者是由于绝对的劳动稀缺状况引起的，或者是由于强有力的劳动组织的崛起(工会和左翼政党)，都会造成资本积累的危机。对于这一障碍的一个明确反应是资本通过拒绝再投资而在事实上造成了打击。这等于故意制造了一个积累的危机，因为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失业工人以保证资本能够管制劳动。然而，这种解决方法对资本和劳动都是有代价的，所以资本家显然倾向于走其他路径。这引出了问题的政治性。如果劳动组织过于严密而且非常强有力，那么，资本家阶级将试图通过指挥国家工具，或者采用像1973年智利刺杀阿连德和社会主义分子的做法，或者采用美国和英国曾经使用的政治手段，以做到皮诺切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曾经所做的一切，即摧毁劳动组织并粉碎左翼政党。这是绕过障碍的一个方法。另一条路径是使资本更具有活动性，这样它就能够移动到有无产阶级存在或者人口能够被直接无产阶级化的地方，这正是过去三十年在墨西哥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开放的移民政策甚至是由国家组织推行的移民策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许多欧洲国家都曾经使用的做法)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用这种方法回避劳动供给障碍的一个后果是，将有组织的劳动推到了反对离岸外包工作和实行开放移民政策的立场上(并且在更普遍意义上分化了公众)，它会因受到国内工人阶级反移民运动的阻碍而遭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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