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劳动供给政治中相互矛盾方面所引起的问题，不仅包括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它取决于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为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所提供的工薪商品的状况，其自身对于由阶级斗争的状态而下的定义是脆弱的)，还包括劳动力的健康、技能和培训等问题。资本家阶级整体的兴趣所在是，他们既能够对廉价工资商品的供给提供资助，以保持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也会在供给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上进行投资；在后面的这一问题上，国家军队的倾向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在贯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里，这已经成为斗争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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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提炼出了一种特殊的危机形成理论，即所谓的利润挤压危机理论，它与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中关于劳动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一直令人焦虑的问题相关。一旦这些关系对进一步的资本积累设置障碍，那么危机就会随之发生，除非能够为资本找到某些克服或回避那个障碍的方法(或者，更可能是一种混合的方法)。有些分析，像AndrewGlyn(见他与BobSutcliffe合著的《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①一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洲)的解释，是利润挤压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精彩事例。当然，对劳动资源的管理和劳动组织与供给的政治，主导了那个时期的政治。资本主义能够在不断克服或回避潜在的积累障碍中生存是偶然的，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次危机中(2008年)，由于所有地方都存在大量的劳动后备军，而且也由于在几乎所有地方，对工人运动的打击已经将工人抵抗降低到了温和的水平，所以几乎没有出现有关利润被挤压的征兆。2008年的危机是很难解释的，除非采取一种迂回的方法用利润挤压的理论加以解释(这一理论存在不同的版本，例如，伊东(Itoh)理论，就是利润挤压理论的版本之一)。

(3)生产资料的获得

当资本家进入市场时，他们需要在这里找到额外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中的额外部分），以满足他们在扩大生产中对剩余部分再投资的需要。生产资料有两种：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的消费”，例如在制造衣服中所使用的能源和布料)中间产品(已经由人类劳动进行了塑造)，机器与固定资本设备，包括工厂厂房和实物的基础设施，像运输系统、隧道、港口等所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那些东西。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范畴显然是非常广泛的和复杂的。可以简单地说，这些物质投入和条件可获得性的缺乏对可持续的资本积累形成了一种潜在的严重障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指出，如果要保证总体的扩大生产，那么，实现处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商品链条”中的某个部分的技术创新会要求其他环节创新的成功。棉花产业的创新要求在棉花生产中的(轧花机)、运输和通讯、化学和工业染色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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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ew Glyn and Bob Sutcliffe,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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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内部，在投入和产出的复杂结构中，得出被称为“比例失调的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第二卷的末尾，马克思进行了对这种危机怎样形成了一个分为两大部门的经济体，即那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和那些为工人们生产工资商品的产业的详细研究(他后来通过引进奢侈品，将该模型进一步复杂化了)。马克思所展示的是，均衡远不能自动达到，如果资本总是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那么，螺旋式出现的比例失调会严重地干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随后像Morishima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做的更为复杂的数学研究已经确认了这一点。当今，我们也看到了能源短缺和涨价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明显影响。这种障碍简直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内永久关注的问题的根源，而且，对克服和回避这种障碍的同样长久的需求通常处于政治活动的最前沿(例如，国家的补助和规划，特别是实物的基础设施，研发活动，通过合并的纵向的整合，等等)。

(4) 自然的稀缺

但是，在所有这些的背后，埋伏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卷中也多次提出，与我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有关。资本主义像其他生产方式一样，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赐予，而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长期来讲，对土地的消耗以及土地的恶化，与对联合的劳动力的破坏一样重要，因为它们都是所有财富生产的基础。但是，单个资本家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短期利益并且受竞争强制规律的推动，在劳动者和土地方面，他们总是被诱惑去占据索取的位置。即使不考虑这一因素，永久积累的发展轨迹也对所谓的自然资源供给的扩展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不可避免的废弃物数量的增长与检测生态系统吸收废弃物而不会使它们变为有毒物质的能力密切相关。在此，资本主义似乎也遭遇了将会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障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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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是存在面对自然中存在的障碍的方法，有些时候是克服这些障碍，而在更多的时候是回避这些障碍。例如，自然资源是技术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估价，所以，任何自然资源的短缺，都能够通过技术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得到缓解。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第十五章“机器和大工业”开始部分的脚注中已被说明，它明确了可能转化的范围，包括了自然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地理范围，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了不可置信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所以，认为在我们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关系中存在绝对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不能通过某些方式被超越或绕开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障碍在某些时候是不严重的，而且也不是说，即使不发生某种环境危机也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大部分资本家的政治，特别是在当今，都是保证马克思所称的自然的无偿赐予，既对于资本是容易获得的，也对未来的使用是可持续的。在资本家的政治中，有时关于这些问题的对立程度可以是非常尖锐的。一方面，维持一个不断扩大的低价石油流量的愿望，在美国过去五六十年的地缘政治中一直是核心问题。为确保全球石油供给处于开放状态以供开采，美国已经被拖入了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中，而且能源政治，仅举一个与自然有至关重要关系的例子，经常会作为一个在国家工具中的主导问题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低价石油政治已经造成了石油的过度消耗，同时，还出现了全球变暖和一系列其他的空气质量问题(如地面水平的臭氧层，雾霾，特别是在大气层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这给人类带来了日益加剧的风险。由能源消费型城市的蔓延所造成的土地使用的恶化，一直是对自然资源稳定消耗的全面支持汽车产业增长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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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由吉姆·奥康纳领导，他们创办了《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把在自然中存在的障碍作为“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当然，第一大矛盾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第二大矛盾虽然不能说吸引更多的政治关注，但可以说它与劳动问题一样，正在吸引同样程度的政治关注，这种现象肯定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肯定还存在一种广泛的对政治焦虑和努力的关注，这种关注集中在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这一观点上，即，用于资本家(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原材料和土地的可持续的来源，同时还有浪费水平的下降。

在奥康纳的著作中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作为削弱资本家躁动的武器，资本主义第二大矛盾已经替代了第一个矛盾。这种政治将会持续多久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提出的框架，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障碍不应被轻视，或被作为次要问题对待。而且在我们的时代中，自然中存在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担忧的，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中可能存在一种日趋逼近的危机，要成功地回避这一障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资本无限积累的框架中，就要广泛地采用新技术(例如，新型环境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这些商品的产业的扩展)。

(5) 技术的问题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以对组织形式和技术(硬件和软件)的选择为媒介的。我认为，马克思在第一卷尽最大努力将组织和技术变化的冲动来自哪里，以及资本家为什么不可避免地迷恋机器进行了理论化。虽然机器不能生产价值，但是因为机器无论对于他们个人还是整体来讲，都是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来源。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永久的组织上的和技术上的动力。“现代工业”，马克思提出，“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第617页)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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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强制规律出现了，它支持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其含义也就是马克思因为某些理由所不愿关注的，即，任何通过在第二十五章中所描述的资本的垄断和日益增长的集中所造成的对这些强制规律的弱化，都将对技术革命的步伐和形式产生影响。具有广泛基础的反对派阶级斗争的维度，或者是在生产场所出现的故意破坏的行为，也必须纳入考虑范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技术变化的激励来自资本一方调动手段以对抗劳动的愿望。劳动者越变为仅仅是机器的附属，他们可以垄断的技术就越能通过机器技术被瓦解，他们对于专制的资本的权威就变得越脆弱。直到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现实历史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波状特点的时候，似乎就必须对这些动力进行更多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在第一卷给我们提供的丰富的分析了。

这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第二十五章中所提出的他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观点中，马克思明显地预见到了将在第三卷列出的问题，即，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预示着一个对等的驱动规律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积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长期危机的情况。在这里这是最明显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必须面对其自身本性内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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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的利润率的危机，只是由于技术动力的不稳定的作用造成的，这种作用来自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简短地说就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了资本家采取节省劳动的技术，而节省越多的劳动，就有越少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因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资本家为了更有把握，还存在补偿的可能性，例如提高剥削率，或将被替代的工人再次吸收进扩大的生产中。但是，正如我在第十章谈到的，我们有理由对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任何必要的和不可回避的趋势提出疑问。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列出了关于利润率下降的不同的“抵消的影响”，包括提高对劳动的剥削率，削减对外贸易、不变资本的成本以及产业后备军的大量的增长，这种增长减弱了对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正如在第一卷中提到的)。在《大纲》中，他甚至看得更远，他注意到了资本的不断贬值在实物基础设施生产中对资本的吸收，开启生产中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并进行垄断。我自己的(可能是少数的)观点是，利润率下降的理论不仅是以马克思所描述的方式运行的，而且在《资本的极限》①一书中，我已经更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也认为，毫无疑问在资本积累动力的内部，组织和技术的变化确实会起到严重的不稳定的影响，而且，马克思对产生作用的力量会推动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永久革命的精彩论述，为更好地理解关于新技术使用和危机形成的阶级斗争和大众斗争的过程做好了准备。危机发展的趋势会在劳动关系中、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演化的时刻显现出来。同样也存在直接的不稳定效应，如前期投资(机器，厂房和设备，建成的环境，通讯连接)的价值被收回(摊销)前的贬值；对劳动素质要求的快速变化(例如像计算机使用这种技能)超过了现有劳动力的能力和为培养这种能力所需要的在社会基础设施上投资的发展速度；长期无保障工作的出现，以及由于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均衡的技术能力的发展，所造成的比例失调的螺旋式的危机；在时空关系中的动态变化(在运输和通讯领域的创新)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的全面革命；资本循环的突然加速和提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金融市场上的计算机交易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等。而且，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资本价值构成的上升能够通过利润的后续影响被检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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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176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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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丧失

马克思尽最大努力去强调，剩余价值的创造取决于资本家在生产价值的场所指挥和控制劳动者的能力。这种对于劳动过程的指挥和控制，通常是有争议的。劳动控制的“专制主义”，取决于强制和劝导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使用，同时也取决于劳动关系中对于权威的层级结构的成功组织。简单地说，在这种控制中的任何损害都预示着会爆发一场危机，而且，马克思强调了工人干扰、故意破坏、减缓或者直接一起停止资本家所必须依赖的价值生产过程的内在力量。对服从由资本家制定的规制手段的抗拒，拒绝工作的权力，在阶级斗争的动态变化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在其自身内部就能够强制酝酿一场危机(正如像Tronti和内格里这样的理论家在“自治派”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当然，工人的这种权力，只局限在工人必须要生存，而且如果没有工资收入他们也将遭受苦难，除非他们拥有一些其他的生存手段(例如耕种土地)这一范围内。然而，在生产这一环节的资本循环内和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存在的潜在的限制不容忽视。所以，个别资本家和资本家阶级整体都要给予大量的关注，以保证对劳动的管制和足够的劳动控制的形式。

(7) 实现和有效需求的问题

第七个潜在的障碍存在于后果的最终部分，即，当新生产的商品进入市场，通过交换去实现它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由于在第二章回溯中提到的原因，C-M的转换通常比从通用货币到个别商品的变化更加困难。在起始阶段，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人口需要、想要或期望作为一个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的商品。马克思谈到，如果一个物品没有用，那么它就没有价值。无用的商品将被贬值，随后资本的循环过程将会陷入崩溃继而停止。所以，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对大众想要的、需要的和期望的东西给予关注。在当今时代，与马克思所写内容相关的是，人们做出了大量努力，包括整个广告产业的形成，都被投入对大众想要、需要和期望的特性的操纵中了，以保证使用价值市场的存在。但是，这里所涉及的内容比单纯的广告更丰富它所要求的是，日常生活的整体结构和过程的形成需要对一定组合的使用价值的吸收，以维持其生存。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二战以后，与美国城郊生活方式的增长相关的、人们的愿望、需要和期望的发展。我们这里所说的需要，不仅是对汽车、汽油、高速公路和城郊地带住房的需要，还包括割草机、电冰箱、空调、窗帘、家具(内部的和外部的)，室内的娱乐设施(电视)，以及一整套的维护系统，以保持这种日常生活能够继续。在城郊的日常生活需要对上述所有物品的消费。郊区的发展保证了对以上这些使用价值需求的增长。正如马克思所明智指出的，这种方式“又创造了新的需求”，它成为保证资本积累持续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第201页)创造需求的政治在其自身内部是神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重要，而且，现在人们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消费者的态度”，这在对无限的资本积累的激励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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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买入所有这些使用价值的购买力来自哪里？在这一过程的最后，必定还有一定额外数额的货币，由某人把它带到某些地方以支持这种购买行为。否则，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并产生一种被称为以“消费不足”为后果的危机，即，没有足够的用以吸收生产出的商品的支付能力为支撑的需求(见第三章)。必须要克服由“销售市场”(第579页)造成的障碍。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薪商品的购买(甚至带有一种城郊的生活方式)对于整体价值流动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但是，这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即，如果按照在第一卷的分析中所提前假设的方法来降低工资，就会在实现的环节上直接形成更大的压力，而且，在其本身内部，也会是一个在消费不足危机的形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危机时期，许多新政的政策会认为这主要是一场消费不足的危机，所以转而去支持工会活动和采取其他策略(例如，社会保障的支付)以提振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经济处于紧缩的时刻，联邦政府对美国的大多数纳税人实行了一项金额为六百美元的税收返还政策，以扩大消费者的有效需求。提高劳动的实际工资(这样就可以抵消无产阶级处境日益悲惨的倾向)可能对资本积累的持续稳定必要的，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资本家阶级(更不用说个人资本家了)，可能不愿意考虑采取与上述解决方案相关的任何激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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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实现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第一，她谈到额外需求来自日益增长的黄金供给的可能性(或者，当前由央行发行更多的货币)。当然，这种做法显然在短期内能够有所帮助(就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那样，在系统中注入充足的流动性，成为稳定和支撑持续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但从长期看，其影响是形成了另一场危机，即通货膨胀的危机。卢森堡的解决方法是，提前假设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和可调动的需求。这就意味着，通过帝国主义的强制和社会政策的做法而实现的原始积累的持续，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吸收。

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并且在原始积累阶段，在封建秩序下积累的财富的储存，可以与通过商业资本的手段从世界其他地方对财富的强盗和抢夺一起发挥这一作用。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地主阶级手中可以被称为“黄金储备”的财富也已渐渐耗尽了，而且，通过征税的方式形成农民的购买力以支持土地贵族消费的能力也被耗尽了。由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资本主义已得到巩固，所以对印度、中国和其他已经发展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的抢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更是这样。特别地，这是一个大量的财富从东亚和南亚转移出来的阶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从南美和非洲转移到处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将来，随着资本主义在地理范围上的增长和扩散，通过这种方式稳定这一系统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不具合理性，即使在19世纪后期高度帝国主义的阶段，那些方法从来都是完全充分的(这是值得怀疑的)。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种为了资本的实现，通过开辟新领域(新市场)的手段，起到巨大的稳定器的作用的、帝国主义者的实践的能力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而这一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甚至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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