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最重要的答案是，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是一个卢森堡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按照逻辑符合马克思观点的答案(即使他从未清晰地直接表达，因为通过在第一卷所做的假设，他排除了潜在的实现危机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例如奢侈品)，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策略，被投入进一步的扩大生产中，这种再投资策略看起来(而且我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使用这个词)是被竞争的强制规律所推动的。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思所称的“生产性的消费”的必要性，它是在实现过程中的一个连接环节。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内化其自身的、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对昨天的剩余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明天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资本家今天的消费，由昨天所获得的剩余来支持，形成了昨天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市场。它所起的作用是，将看起来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潜在的消费不足的危机，转变为一种缺乏进一步盈利的投资机会的情况。换句话说，流通过程最终所面临的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法，取决于回到起点并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扩大。永久的、复合型增长的逻辑在这里占据了主导地位。

反思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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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用体系和资本的集中

为了保证资本流通完成其全部过程，必须实现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资本家必须不持有他们昨天所获得的货币。他们必须马上将它投放回流通中。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他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中所提到的，不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必要条件，即，C-M必须随后紧跟着M-C，而且在那种不对称中存在着永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针对于货币和金融危机，更多的是关于由于没有支出发生而带来的剩余价值实现的障碍的出现。在第二章中，我们考虑了不同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保留货币比花费它们更加明智，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寻求通过诉诸一个由国家领导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管理的、一系列的技术策略，从而绕开这一障碍。第二，为保证持续的流通，需要在今天的需要和昨天的需要的时间差距之间构建连接。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章也做了说明的，这一差距可以被填补，即，通过信用货币的增加和将货币作为一种记账手段。直言不讳地说，信用体系作为一种在债券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有组织的关系，参与了流通过程，并起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别无它方时，这种办法成为一种掩盖有效需求问题的主要手段，其所采取的方式处于资本循环的内部。然而，在这种做法中，信用体系需要将其剩余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表现出来。

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许多地方，马克思不言而喻地认识到了信用体系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为了抓住他在第七部分所考虑的关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核心问题，他发现，有必要将分配的情况(租、利息、税、商人资本的利润)从分析中排除出去。这有助于揭示并澄清资本主义动态变化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但这是以忽视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代价的。不幸的是，在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中，马克思继续忽略了这一重要特点(例如当认识到，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循环相关的它的重要的存在时)，导致了卢森堡非常正确地谈论到，在那一卷的结尾部分所列出的积累图式没有解决实现和有效需求的问题。只是在第三卷相对靠后的地方，马克思才抽出精力检验了信用系统的作用，而且坦诚地说，这些章节虽然充满着提示性的深刻见解，但确实是十分混乱的(我曾尽我最大努力进行尝试—在《资本的极限》一书的第九和第十章中将这些内容进行了彻底清理。而且我并不介意承认，这样做几乎将我逼疯)。然而，他已经在《大纲》中建立了“整个信用体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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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对昨天的剩余产品的需求，那么这就意味着实现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还没有对昨天的剩余产品和明天的那一剩余产品的吸收之间的差距构建有活力的和精细的信用体系。这种吸收，或者通过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再投资)，或者通过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而得以发生。从长期来看，很容易显示出，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将导致停滞(这是马克思在第二十三章所考虑的“简单再生产”的模型)。只有进一步的剩余价值产生的扩大才能在长期起作用，而且，正是这一点支持了作为资本主义生存的一个条件的社会需要的复合增长率。

正是在这一点上，如果马克思抓住了这一点，那他肯定就说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只是保证资本主义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的一个工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存，需要对竞争的强制规律的维护，以保持作为吸收昨天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方法的、明天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自此就会出现，那些强制力量的任何减弱，例如通过过度的垄断，都会在其自身内部带来一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危机。这正是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②中的观点(这本书写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底特律的三家大型汽车企业垄断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强)。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明确预见的，资本垄断和集中的发展趋势，必然带来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挥之不去的滞胀的危机(伴随着通胀加速的失业率的上升)。对这场危机的解读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不仅摧毁了劳动的力量，而且通过各种世纪攻略，有效地脱离并放纵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执行者”的、竞争的强制规律(更开放的对外贸易、解除管制、私有化和其他类似的做法)。

反思和预测

① Marx, Grundrisse, 416.

②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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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过程也具有其潜在的复杂性。首先，前提条件是，对于明天剩余价值生产扩大的所有其他障碍(例如，与自然的关系)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存在足够的空间用于更多的生产的发生。这就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它不是从世界其他地方抢夺价值和剥离资产，而是将世界其他地方用作开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新的形式的场所。资本输出变得比商品输出更重要。在此，在19世纪的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们的财富被对它们市场的资本主义控制所掠夺，而且，在美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大洋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断生产新财富的现象曾经快速推进，而且通过这种做法，提供了在较古老的资本主义中心吸收和实现被产生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场所（例如，在19世纪，英国曾经向美国和阿根廷输出资本和出口机器)。当然，在近期，中国已经在生产的发展中吸收了大量的国外资本，而且通过这种做法，已经形成了不仅对原材料，而且对机器和其他材料投入的巨大的有效需求。

然而，在这一解决方法中内在地存在两个问题，它们都能够在寻求绕开它们的极端活动中，再次构成对资本积累持续性的障碍。第一个问题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流通过程按照定义变成是可以推断的：它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明天的扩张将不会遭遇任何障碍(包括进一步的实现)，所以今天的剩余可以被有效地实现。可以推断的因素，不是特殊的或过分的因素，而是基础性的因素，正如凯恩斯对其中之一的充分理解，这意味着，预见和期望对于资本循环的持续性而言是基础性的。在第三卷中马克思不言而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正如他所说的，资本的扩张是典型的“新教徒”的做法，因为这是以信念和信用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黄金、真实的货币为基础的“天主教义”的做法。任何对可推断的期待的减弱都将会自我终结，随之就会酝酿一场危机。从这一点来看，重读凯恩斯的《通论》，就能注意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与心理期待和预期比较起来只是讨论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分配是有意义的。信仰在这一体系中是基础性的，而且正如在2008年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失去信心，将会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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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出现在货币和信用体系自身内部。这是马克思在第三章指出的、但没有展开论述的内容：发生“单独的”金融和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是无所不在的。潜在的问题存在于货币形式本身的矛盾中(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特别的(具体的)作为一般的(抽象的)和对社会权力的私人占有的表现见第二章)。当马克思针对萨伊定律进行辩论时，他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对持有货币的永恒的诱惑，而且越多的人这样做，对流通持续性的抑制程度就越高。但是，为什么人们紧紧抓住货币不放？一个原因是，它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形式。它可以买到良心和荣誉！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告诉我们，如果“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①(或最美的男人)如果我是没有头脑的，但我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如果我是跛脚的，我可以让人背我。可以设想一下，凭借所有那些社会权力，你能够做到什么！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想紧紧抓住货币，特别是在面对不确定的情况时更是如此。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力，将货币投放到循环中去可以获得一些信心，或者建立安全感和值得信赖的制度，在那里你能够保存你个人的货币，而同时，其他一些人将货币放回循环中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当然，这是人们认为银行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一问题的影响深远且广泛地传播到了表现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对货币符号(国家保证其稳定性的力量)或货币质量(通胀)信心的丧失，与更直接地数量性考虑对接，像“货币极度缺乏”以及对支付手段的冻结，其就像在2008年秋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反思和预测

①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Martin Milligan,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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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第236页)

我们能对2008年突然爆发的危机的最佳描述仅此而已！

在信用体系的核心，存在着伴随主观期望和预见的、一系列的技术和法律因素(其中很多因素会通过它们的操作规则的长处而失败或被严重地扭曲)。对于资本持续扩张的程度来讲，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指挥并控制全球资本积累动力的信用体系的作用变得更加凸显。其含义是，对信用手段的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转变得至关重要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认识到的关系结构，即，通过对信用手段在国家手中的集中化作为它们的重要需求之一一中心化，（当然，要假设是由工人阶级控制的国家)。当这一做法被附加到国家对货币的质量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附加到符号货币(在第三章中被认识到的作用)的关键作用时，国家和金融力量之间的某种混合似乎就不可避免了。这种对立性的混合，是由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的形成造成的，中央银行对私人占有者信用手段的支付拥有无限的保留权利。

用同样的方法，资本能够在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进行操作(见第十章)，所以它能够通过信用体系，在生产与实现关系的两个方面起作用。例如，在近些年，美国对满怀希望的房屋所有者越来越放松的信用供给，以及对地产开发商同样放松的信用供给，催生了一场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领域的大繁荣。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想象，实现的问题就被解决掉了。但唯一的困难却同时产生了，这是因为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提高(正像根据第一卷的分析就可以预见到，假设1980年后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这就意味着，由生产率的提高所获得的收益没有被分享，而是完全集中到了上层阶级手中)，所以，普通房屋所有者付清他们越来越多的债务(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是1980年的三倍)的能力正在持续减弱。其后果房产市场的崩溃就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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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目前发生的崩溃的一种分析也说明了信用体系的另一个关键作用。用同样的方法，马克思注意到了信用(和高利贷)在通过原始积累从封建地主手中攫取财富中的作用，所以信用体系已经被很好地定位，它是以从弱势群体手中持有的资产中攫取财富为目标的。掠夺性借出的做法一种通过剥夺的积累形式将导致人们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这会保证以低水平的成本获得资产，并转化为在总体上增加资本家阶级利益的长期财富。从2006年开始来袭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大潮，使脆弱的非裔美国人，承受了巨大的资产价值的损失。借助信用体系发生的第二个“通过剥夺的积累”的阶段，给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促进了在1997—1998年期间，巨额财富从东亚和东南亚向华尔街的转移。例如，采取一种流动性冻结的手段，迫使各类公司破产，这样一来，这些公司可以被外国投资者以低价买入，而在复苏阶段到来时，再以巨额利润收入将其出手。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由信用体系导致的对于家庭农场造成严重打击的大潮中，已经采用了相似的做法，当时是以小农场主为代价，他们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被迫低价放弃了他们的资产，从而将农业财富有效地集中在了大量的农业企业手中。阶级斗争和资本家阶级权力的积累，在目前尚存的信用手段的迷宫里，通过每一个可能的渠道，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马克思没有采用一个充分彻底的方法来调查信用体系以正视在其全部复杂性中的实现问题。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去完成，特别是在金融和信用市场复杂性的前提下，甚至对于它们的管理者和使用者来说，其自身内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很难理解的。但是，第一卷的论述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研究了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他发现他自己不得不涉及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将国家调控的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来使用。他同样也涉及了生产过程和支付的时间结构是货币循环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如果要做到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必要的持续性的话，这种做法需要信用体系的存在。他指出，“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①这就是我的意图，也就是，当我提到对第一卷观点的认真研究告诉了我们很多在马克思分析的其他部分中将要出现什么。它也有助于揭示有可能遗漏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还需要进行更充分的调查。

反思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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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循环

当资本循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下述情况变得很明显，即，在任何时刻自由和持续的资本流动所面临的大量政治障碍，既不是相互独立的，也不是系统性地被整合在一起的。它们在全部资本循环过程中，被作为不同时刻的总和而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不过，需要找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明显危机倾向特点根源的一个主导性和排他的解释，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危机的理论化的历史中，就已经存在了这样一种倾向。思想体系上存在三大传统阵营，它们分别是利润挤压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和持消费不足观点的学者，这些观点泾渭分明，而且相互之间争论激烈。“消费不足主义者”这一典型的名词，在某些情况下等同于一个贬义词(这似乎意味着，你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罗莎·卢森堡的崇拜者被将利润率下降的观点置于他们理论中心位置的那部分人狭隘地放弃她观点的做法所激怒。在近些年，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危机形成的环境和金融方面的内容，而且在其中，被称为“不作为”的危机形成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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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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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发觉得这一问题引人关注。本着第一卷所进行的分析的精神，以及在《大纲》中关于界限和限制之间关系的十分有趣的讨论(“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①，可以认为上述讨论的所有界限和限制都是潜在的阻碍节点，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减缓或者干扰资本流动的持续性，进而形成一场(货币)贬值的危机。我认为，认识到用一个限制代替另一个限制的潜在性同样也是重要的。例如，通过造成大范围失业来缓解劳动供给危机的调整，能够明显带来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随后在工人阶级中采取的信用体系扩展的做法，最终会酿成对货币质量信心的危机(正如在通胀型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信用供给的突然紧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我同样认为，要认识到以另外一个限制为代价的对某个限制的迅速重新定位，而且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危机会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下有不同方式，坚持马克思经常借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的观点是额外需要的。

潜在的限制总结如下：（1）筹集足够的原始资本以启动生产的阻力(“进入的壁垒”问题)；(2）劳动的稀缺，或顽抗的劳动组织形式会造成利润挤压；(3)在劳动分工内部，在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和不均衡的发展；（4）由资源消耗和土地及环境恶化造成的环境危机；（5）由竞争的强制规律和劳动者的抵抗所驱动的、不均衡和过快的技术变化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和设备的提前报废；(6)在资本的指挥和控制下，在劳动过程内部出现的工人的反抗或抵抗；（7）消费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8)在信用体系内部产生的货币和金融危机(如，流动性陷阱，通货膨胀或紧缩)，这一点取决于复杂的信用工具和有组织的国家势力，同时还包括信仰和信心的氛围。在资本的循环过程内部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每一个潜在的对立都能够作为一个不加掩饰的矛盾而突然出现（我们使用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采用的语言)。

反思和预测

① Marx, Grundrisse,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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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危机形成机制和化解方法的最终分析。首先，不均衡地缘发展的动态变化，与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展现所存在的全部问题一起，都是极具压力的，因为资本寻求形成一个适应其在某一时点上的动态变化的地缘环境(实物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而只需在随后的时点上将其摧毁，重新建立另一个地缘环境。世界舞台上城市化不断演变的动态变化就明显地昭示了这一过程。地缘冲突的充斥(包括灾难性的战争)，而且正像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源自国家权力的特质(这需要一种对国家充分的理论解释，虽然在第一卷中曾多次提及一系列的制度和实践，但是，像信用体系一样，其理论解释还不够充分)，但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它不能完全符合持续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要求。生产的全球迁移和去工业化的近代史，已经带来了大量的创造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说，有时是通过地方性的危机发生作用的，但在其他情况下是因为大洲范围的危机而发生作用的(就像在1997—1998年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打击一样)。更近一步，我们也不能忽略触发危机的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包括飓风和地震)。“9.11”事件后，当美国特别是纽约在总体上几乎停止了全部活动时，流通活动的中止是极具威胁力的，以至于在一周内，曾经无所不在的势力督促人们拿出他们的信用卡去购物！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危机史实的精髓，应该是对所有这些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我对凯恩斯基本正确地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解释为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持怀疑态度(尽管可能是由于阶级原因，他没有指出这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被历史性地重复曾经由于工资压缩而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危机)。这种情况由于人们对可持续的积累能力感到担忧从而开始紧紧地持有货币的事实而进一步恶化。而且，有越多的人紧紧地持有货币，经济体系的情况就越糟糕。这就是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人们必须找出将处于隐藏状态的货币引诱出来的方法，答案之一是通过负债的政府支出以重振资本循环(另一个解决方法是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我认为，AndrewGlyn和其他人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重重困难中存在一个强大的利润挤压因素是基本正确的，在那里，劳动的稀缺和强大的劳动组织显然对积累的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过度的垄断同时有助于减缓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这与国家的财政危机一起(与在越南爆发的美国战争相关)酿成了一个长期的滞胀阶段，而且这种滞胀局面只能通过加强对劳动的管制和放松竞争的强制规律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就会从一个障碍节点传递到另一个障碍节点，然后再重新返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影响利润率，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租金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像利息这一范畴在第一卷中没有被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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