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第133页）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主题，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这些章节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交换经济中的简单分子的各方面到更加系统化的理解的变化。随后他偏离了检验有用劳动的一些一般属性关系的研究规则。这样做是因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有用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第133页）

这种将劳动作为人类存在与自然之间媒介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核心。虽然他并没有使这一观点相对成熟，但在《资本论》中，他在多处回归于这一观点。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典型的方法。他说，实际上，“请看，这里有某些你需要思考的重要的东西(在此，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并不准备研究其细节，但我在给予更直接的考虑前希望强调它的重要性。”“使用价值，”他写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所以，“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第133页)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符合自然规律。

(我们)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第133—134页）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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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带有性别意味的隐喻的帮助下(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马克思引出了在财富(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总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使用价值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分。

马克思随后又回到了价值问题，这是为了将它们的同质性(所有人类劳动的产品)与大量的使用价值和它的劳动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异质性进行对比。他写道，

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第134135页）

如上所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这种劳动的一般性与生产实际使用价值的大量的具体劳动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他只不过借鉴了由扩大的商品交换带来的一种抽象。

所以马克思用简单抽象劳动的单位将价值概念化，这种衡量标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这里我们再次面对了一个在《资本论》中经常被使用的策略。衡量标准随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不同，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它是已知的。而且，在这个例子中，他继续谈到，“复杂劳动，”例如，技术性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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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第135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从未明确他所说的这种“经验”，这使这一段论述引起了很大争议。这在文献中被认为是“简化问题”，因为在不考虑生产商品的价值的情况下，并不清楚熟练劳动是怎样而且将如何被简化为简单劳动。正像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一样，马克思这一观点的形成显得有些神秘，如果我们认为他不是草率为之的话；他没有解释如何做这种简化。他只是简单地假设了分析的目的就是这样，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论证。这意味着我们所经验的具体劳动、有用劳动和它的异质性的质的不同，在这里被简化为某种单纯量化的东西和它们的同质性。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抽象的(同质的)和具体的(异质的)方面在劳动的单一活动中被统一起来。并不是抽象劳动出现在工厂的一些地方，而具体劳动则发生在工厂的其他地方。劳动二重性存在于一个单一的劳动过程中：制作衬衣并体现它的价值。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制作衬衣的具体劳动，就没有价值的体现，而且，如果衬衣不与鞋、苹果、橘子和其他东西交换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它的价值。所以，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具体劳动的多样性是衡量抽象劳动出现的标杆。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第137页)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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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一观点反映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单一的商品内化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特别的劳动过程包含了商品中有用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或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商品是市场中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关于技术性劳动或“复杂”劳动如何简化为简单劳动问题的回答，将在下一部分内容中展开，在那部分中，马克思在市场中跟踪了商品，并着手研究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所以让我们接下来读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价值的形式，或交换价值

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包含了许多令人乏味的材料，它们会非常容易地掩盖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有时戴上了会计的帽子，后果是他阐述问题的方式显得极端乏味：当这个等于那个，那个等于这个，这个值三便士，而这个是十五便士时，结果就是另一种东西等于……如此等等，在后文中他也使用了数字说明的形式。关于在马克思的书写中经常出现的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问题，在这里是最严重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分清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好机会。我将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先简略带过那些通常是简单的、技术性的观点，然后对它们更深层次的重要性进行评论。

马克思的目的是要解释货币形式的起源。“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他(再次特别温和地！)提出。

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第139页)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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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控制的步骤来完成这一任务。我有一件商品，你有一件商品。我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将由你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投入的劳动)来表示。所以你的商品将是我的商品的价值的度量。将这种关系反过来，我的商品能够被看作是你的商品的等价物。在这种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情况下，持有商品的每个人都带有具有相对价值的某种东西，而且在寻找另一个商品中的它的等价物。由于存在的商品与持有它的人和交换行为同样多，所以等价物也与商品数量和交换行为同样多。马克思想要在这里表示的是，交换行为通常具有双重性，相对的和相等的形式之两极，在其中相等的商品意味着“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第150页)到目前为止，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内化在商品中，“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第153页)在一个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另一个在交换中代表它价值的商品之间。

在一个像市场这样复杂的交换环境中，我的商品将会具有多种潜在的等价物，而且与此相反，市场之外的每个人在与我单一等价物的潜在关系中具有相对价值。交换关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产生了一种变化到价值的“总的形式”的价值的“扩大的形式”。这最终结晶为一个“一般等价物”：某个商品充当了“货币商品”的唯一角色。货币商品产生于贸易体系，它并不是先于贸易体系产生的，所以交换关系的扩散和普遍化是货币形式结晶的重要的、必要的条件。

在马克思的时代，出现了像金和银这样的商品，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原则上讲，它也可以是贝壳、吞拿鱼罐头，或像有时在破坏性战争中出现的，香烟、巧克力或其他什么东西。一个市场体系需要某种货币商品有效发挥作用，但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的日益扩大，某种东西才会变成货币商品。货币不是外界强加于它的，也不是某人发明的。马克思认为，甚至是货币的象征性形式都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去理解。

这引起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多次出现：马克思是在做一个历史性的论证还是在做一个逻辑性的论证？我认为，支持他对货币商品之产生的解释的历史证据，现在看起来是相当薄弱的。准货币体系和商品、宗教偶像和象征性的标志等类似现象，已经长期存在，并且是对某些社会关系的表现，但这些都一直没有成为商品交换关系中必要的和首要的关系，甚至它们在这种交换中被逐渐融合的时候。如果我们参考考古学和相关的历史记录，就会发现，许多现象可能都支持货币形式以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方式而产生。我倾向于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但首先我会提出下述观点，而这又回归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的兴趣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形式必须被规制，并与马克思所描述的逻辑立场一致，这样货币形式反映了繁荣的交换关系体系的需要。但是根据相同的象征(而不管双关语)，是商品交换关系的繁荣将所有之前的象征形式规制为货币形式的，以要求促进商品市场的交换。货币形式的先兆，实际上可以从考古学和铸币历史记录中找到，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逻辑，即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吸收，并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同时应该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规制的发生，市场就不会进化。虽然其历史的论述是脆弱的，但逻辑性的观点是有力的。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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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一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确立了商品交换和货币商品，以及另一方发展中每个角色所起的相互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这一部分中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我们给予密切关注。在本部分的最开始，马克思谈到：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第138页）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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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绝对至关重要的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价值是非物质的，但是客观的。假定马克思是严格坚持唯物主义的，那么事实上，这一种令人惊奇的论述，对其含义我们得斟酌一番。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实际上你无法直接看到、摸到或感觉到社会关系；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地研究这种社会关系及其表现。

马克思提出了如下观点：价值，是非物质的，它无法在没有一种表现方式的情况下存在。所以，是货币体系的兴起，是货币形式自身作为一种有形的表现，使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交换关系的调节者。但是货币形式越来越将一步步地按照逻辑的论述价值仅仅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的繁荣。所以，在经过多年挣扎后，除了所谓的“价值”，没有其他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可以通过货币交换来表现。而且，在货币的兴起和价值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而相互演进的关系。货币交换的兴起导致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成为主导力量。所以，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讲是一种历史的特定现象。它只出现在市场交换成为必需的情形中。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并总结出一个主要问题。第一个结论是，交换关系，与一种深入的价值结构的附属表现不同，它存在于一种与价值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依赖与前者对后者的依赖程度相当。第二个结论，确定了价值概念是非物质的(像幽灵一样)，但也是客观的。所有直接度量价值的尝试都将失败。对于价值的货币表现如何可靠和准确我们会提出一个大的疑问，或者换句话说，非物质性(价值)和实际上展开的客观性(如通过货币表现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马克思用了许多步骤来解决这一问题。他评论道，

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第142页)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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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得到了如何将技术性的和复杂的人类劳动简化为简单的人类劳动的部分答案。但是，他随后提出：“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令人吃惊地频繁引出流动性的概念“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第142页)所以，需要在劳动过程和被生产的物品之间做一个区分。关于过程和物品之间关系的观点，以及流动性的观点，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这些观点的次数越多，他从作为形式逻辑的辩证法向作为历史进程哲学的辩证法的转变就越大。人类劳动是一个有形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的终点，你得到这样一种东西，商品，即“凝固的”或“凝结的”价值。因为现实的进程是重要的，所以这一事物就具有价值和客观性质。即：

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第142页)

问题是：价值，即“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是如何被表现的？答案蕴含在货币商品形式中。但是他注意到，在价值和它货币形式中的表现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些特殊性。“首先让我吃惊的特殊性”，他写道，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把自己的价值存在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个表现本身就“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第148—149页)

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才为他的资产阶级的短浅的眼光所注意。于是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企图以此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第149—150页）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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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物体，”他继续写道，“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第150页)这是指什么呢？例如，金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在一种特殊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将它用作所有人类劳动的表现手段—我们正在筛选出一种特别的使用价值，并将它作为所有社会劳动的替代物。而这又引出了复杂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对货币理论进行更深入讨论时将要看到的那样。

第二个特殊性是“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第三个特殊性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第150页)这不仅意味着货币商品，这一一般等价物，要服从于任何使用价值生产的定性和定量问题，而且，货币商品及其积累(将来作为资本)的生产和销售是受私人控制的，即使当它发挥一般社会功能的时候也是如此。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黄金仍然作为一种主要商品支撑全球货币时，两个主要的黄金生产国是南非和俄罗斯，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对国际资本主义表示特别的友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金融体系实行了去实体化和浮动汇率体系，与黄金脱钩，这对削弱黄金生产者的力量起了作用(虽然这不是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引导我们去解决各种矛盾，而且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特别是在第三卷，同时也会在本卷的第三章看到，这些特殊性和矛盾是如何在促使金融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无论如何，我们能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价值和其在货币形式中的表现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假设会存在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在价值和它们的表现形式之间的这种错配，正如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虽然隐藏着深刻的矛盾，但最终还是具有有利方面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

这把我们带向亚里士多德的一段重要的论述。“不存在没有平等的交换，”亚里士多德写道，“也不存在不可通约的平等。”价值的相对形式和一般等价形式之间的关系，事先规定了在进行交换的人们之间存在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将平等关系归属于市场体系中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把这作为理论层面上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也认同在交换关系中存在可通约性和平等性是必要的，但是他未能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深刻含义。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第152页)在一个奴隶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那种价值理论。再一次，请大家注意资本主义价值理论的历史特殊性。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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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马克思回到深入论述货币形式的三个特点上，从而可以确定出现了这样一种对立：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第153页）

这种在价值表现形式和全球商品之间存在的对立，是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必须把它作为一种存在于商品内部的、已经被内化的某种事物的外化来解释。一旦这种对立被外化，对立就变得十分明确了。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二分法的产物，我们最初就将其定位为存在于商品的内部。

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首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直接作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调节者，因为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将间接地通过货币形式的媒介起作用。更进一步讲，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指导原则，货币形式的兴起使价值开始凝结。而且，始终要记住，价值虽然是非物质的但也是客观的。所以，对于在一般意义上存在的逻辑来讲，可以假设价值是现实的并且是可度量的，这就带来了大量的疑问，甚至使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解释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个人的观点是：你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价值是非物质的，你就无法直接去度量它，而只能通过观察去发现商品的价值，就像尝试去确定一块石头的重力那样。价值只存在于商品间的关系中，而且它只在货币商品矛盾的、不确定的形式中被物质化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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