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让我们花些时间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基本概念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将提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选择接受或拒绝我的观点。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可以基本被内化于不同的时空对象中。使用价值存在于事物的物理物质世界，可以用牛顿学说和笛卡儿哲学中的绝对空间和时间概念来描述。交换价值包含在运动的相对时空和商品交换中，而价值只能以世界市场的相关时空概念来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非物质的关联性价值存在于正在演变的、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时空中。)。但是正如马克思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没有交换价值，价值就无法存在，而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也就不能存在。这三个概念是被辩证地相互整合在一起的。

同样，绝对的、相对的和关联性的这三种时空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地理的动态变化中是辩证相关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的观点。一个主要后果是，资本主义的时空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如运输和通讯领域持续革命而造成的提速，造就了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我不能强制将这部分内容加入讨论日程！如果你想继续追踪资本主义时空动态的问题，你需要阅读其他文献①。

第四部分：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

马克思在这部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相当文学化的写作风格，充满了能引起感情共鸣的、具有深刻隐喻含义的，富于想象力和活泼感性的文字，文中许多地方带有强烈的暗示，并引用了大量具有魔力的、神秘的内容。这与前文出现的有些沉闷的会计风格明显不同。这大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论述时所使用的典型策略：他经常根据所思考的主题来调整他的语言风格。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风格的转换可能会造成一些混乱，例如，在马克思的整体论述中关于拜物教概念相关性的论述（造成的混乱是，这部分内容从《资本论》第一版的附录，被移到第二版，也是正式版的第三部分)。除马克思之外，那些有志于创建一种严格的政治经济理论的人，有时会将拜物教的概念当作不相干的、不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相反，那些更具有哲学和文学修养的人，则经常珍视其为黄金，认为它是马克思认识世界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部分内容与马克思整体论述的关系是怎样的？

一 商品与交换

① David Harvey,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 Vers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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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教概念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即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特点因“悖论”和“矛盾”而被“掩盖”或混淆了，比如，一方面是货币商品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幽灵般价值的普遍性。在文中已被展开论述的紧张、对立及矛盾，将在“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第163页)这一部分得到详细阐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资本论》的其他部分，拜物教概念作为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的神秘性的基本工具，将会多次出现(在更多情况下是以隐晦的而不是直接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认为，拜物教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像对于马克思更广泛的论述一样，是基础性的概念。实际上，它从根本上将两者结合了起来。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分两步进行。第一，他明确指出了拜物教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生活中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如何运行的。第二，他研究了这种拜物教在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特殊意义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是如何被错误地表现的。

通过观察，他开始写道，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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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第164—165页)

问题是“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我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愉悦享受与它的价值无关。所以，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结果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而且是这一条件确定了“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第165页)

他谈到，这是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只有在市场交换的行为中他们才知道，“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换句话说，直到生产者把商品带到市场并成功地对它进行了交换，他们才知道、而且才可能知道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请特别注意这一重要用词，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第165—166页）

所以，接下去会是什么呢？你走进一家超市，想买一根莴苣。为了购买莴苣，你必须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货币与莴苣间的物质关系表现了一种社会关系，因为价格的“高低”由社会决定，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在这种物品交换中所隐藏的，是在你、消费者和直接生产者，即那些为种植莴苣而付出劳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购买莴苣，你不仅不需要知道关于劳动或即将在莴苣中凝结价值的劳动者的任何情况，而且在高度复杂的交换体系中，你也不可能了解关于劳动或劳动者的任何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拜物教在世界市场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存在于其他人之间的劳动行为的社会关系，被存在于物之间的关系掩饰了。例如在超市中，你不能区分莴苣是由快乐的劳动者、痛苦的劳动者、奴隶、工薪阶层还是一些自耕农生产的。对于它们如何被种植和由谁种植的问题，莴苣沉默无言。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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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问题重要呢？当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地理学导论课程时，我经常从问学生他们的早餐是从哪里来的开始。他们回答，“哦，我是从熟食店买的。”但是，当我要求他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时，他们发现，需要考虑处于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的劳动世界，并且这一劳动世界处于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各不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就像学生们也不了解他们的早餐从原料到进入熟食店的整个过程。面包、糖、咖啡、牛奶，杯子、刀叉、烤面包机和塑料盘子，更不用说生产所有这些东西所需的机器和设备，所有这些要素将他们与世界各地上百万的劳动人口联系起来。地理课教学的任务之一，是传授处于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知识，其中包括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所体现的空间关联和劳动实践，甚至包括每天将早餐送上餐桌的空间关联和劳动实践。

学生们会认为，我在试图让他们为没有对那些多米尼加共和国收入微薄的、可怜的甘蔗采割者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感到内疚。每当我讲到这里，他们有时会说，“先生，我今天没吃早餐！”对于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这样回答他们，他们可以一周或更长时间不吃午餐、晚餐和任何正餐，或是了解到马克思格言中的基本真理，即为了活命就必须吃饭。

这类议题一定会引起有关道德问题的讨论。有这样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认为所有类型的道德行为规范都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随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能否以及如何将某种道德规范扩展应用到世界市场中的商品交换领域里。坚持一种“良好的”、直接的关系并对其邻人有所帮助，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对那些未曾谋面，并永远也不会相识但却会在提供我们每日所需的面包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完全采取漠然的态度，那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些议题有时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人们尝试通过推动“公平贸易”运动，以践行一种在商品交换领域实行的道德标准，或是反贫困运动，旨在使彼此间隔遥远的人们间的慈善捐助活动更有活力。但即使采用了这些做法，通常也无法从根本上对产生并维持全球不平等状况的社会关系提出挑战：无论是捐赠者的财富，还是其他人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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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思的重点并不在于其道德意味。他关注这一问题是要说明，市场体系和货币形式是如何通过物的交换掩盖真实的社会关系的。他并不是说，这种掩盖，即他所说的“拜物教”（而且请注意对这一名词的使用是技术上的，而且与其他一般使用方法有很大不同)，只是一个幻觉，只是一个人为编造的结构，只要我们想它就能够被消除。事实并非如此。你看到莴苣，你也看到你所持有的货币，以及货币的多少，你以上述信息为基础作出实质性的决定。这就是上述这段话“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的重要性所在：超市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它进行观察，虽然这一现象掩盖了隐含的社会关系。

这种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之一，而且它具有多重含义。例如，人们不“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第166页)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价值源于交换过程，甚至交换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将价值集中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生产者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第166—167页)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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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成与交换和非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神秘的”特质无法被更彻底地揭示出来。

但是，这种辩证关系是如何在思想中被复制的呢？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并继续)对它产生了误解，马克思认为，因为人们看到超市中标注的价格，认为这就是所有的内容，而且这就是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们构建他们理论所需要的唯一的物质凭证。他们只是简单地考察了与价格变动相关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然而，更具洞察力的其他学者，提出了“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第167页)古典政治经济学确实在逐步地关注隐藏在市场价格波动现象背后的、关于价值(通常指“自然价格”)的一些思考，并认识到人类劳动与价值之间存有某种关联。

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认识到，“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非物质性和货币的表现之间的差异，所以也就不能理解交换行为的扩大在强化价值形式作为资本主义历史特征中的作用。这种说法可以被假设为，价值是自明的普遍的事实，而看不到

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第167—168页)

这样，马克思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的攻击。市场中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它是一种拜物的幻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受抽象的调节力量的制约(就像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这种力量有效地调节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和选择。我可以生产出漂亮的东西，并拿到市场上，但如果我不能成功地交换它，那它就没有价值。而且，我就不会有足够的钱购买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市场的力量是我们任何个人都不能控制的，它调节着我们的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中提及并讨论了甚至在“产品偶然而波动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这种调节力量。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价格围绕一定标准进行波动，但这不能被解释为什么一双鞋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换四件衬衣。在所有的市场骚动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第168页)这种将重力和价值并提的说法是有趣的：它们都是关系而不是物，并且都必须被作为非物质的但是客观的关系而被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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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直接引出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是如何在交换关系扩大和货币形式兴起的关系中发展的批判：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第168—169页)

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是这样获得的，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引用了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以此作为一个从自然状态中产生的、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鲁宾逊被放逐到一座孤岛上，他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以自然状态定居的生活方式，并且逐步重构了一种市场经济的逻辑。但是，正如马克思乐意指出的那样，我们假设鲁宾逊不仅从实践中学到了知识，也方便地“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并径直“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第169—170页)换句话说，鲁宾逊把一种相当于市场经济的世界概念图景带到岛上，并在其中建构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武断地套用这个故事来让新兴资产阶级的实践显得更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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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家错选了笛福的故事。其实他的另一个故事《摩尔·弗兰德斯》才是解释商品生产和流通运行机制的更好范例。摩尔的行为是典型的商品销售行为。她不断揣摩别人的需求，别人也不断推测她的欲望(实际上当她身无分文时，佳期即至，她花尽身上最后一个便士用于购置华丽的装备，包括四轮马车、马匹和匹配的首饰，去参加一个舞会。她在那里迷上一位年轻贵族，并在当晚和他私奔，只是在隔天早晨才发现，原来这位年轻贵族也已身无分文。这时他们彼此都意识到了整件事情是多么讽刺，并友好地分手)。随后，她周游世界(甚至到了殖民地弗吉尼亚)，在负债者监狱中度过余生：她的命运跌宕起伏。她就像一个货币客体那样在商品交换的海洋中徜徉。摩尔·弗兰德斯的经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似乎更加吻合，特别对于在华尔街投机的各色人等而言，确实非常贴切。

坦率地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喜欢引用鲁宾逊漂流的故事，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让资本主义显得源出自然。但是，正如马克思所坚持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事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对这一历史的观察说明了资产阶级理论所假定的普遍真理的局限性。“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也许“在黑暗中”社会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强制劳役的社会体系下，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人们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关键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第169170页)对于一个由农村家庭创办的家族乡村企业也是如此：社会关系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谁正在做什么，并且他们是为谁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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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比较与拜物教分析，使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偶然性，而不是普遍的、自然的特性。“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第169页)我们甚至可以做出终极的设想，即想象社会关系被组织为“自由人联合体”，例如，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世界。在其中，“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第171—172页)通过提出“联合的概念”，马克思回应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普鲁东，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我们能够超越商品拜物教，并试图通过推动建立一种联合的形式，形成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对于任何一位马克思作品的读者而言，都是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但这部分内容，是《资本论》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很少出现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描述。

市场的拜物教引发了大量相关的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评论道，正在崛起的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宗教来说是最恰当的形式。他提出，我们的思维方式这里不仅指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拜物；但这是一个总的趋势。他对宗教以及宗教与政治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的评论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第173—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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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马克思加了一个大大的重要的脚注：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第174页，脚注34)

他提示，如果你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形式自然化，就会犯错，因为随后去构想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选项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会是十分困难的。

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做的事情：他们把价值当作自然产生的事实，而不是一种来自特殊生产方式的社会建构。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一种社会的革命性转型，这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去构建另一种价值结构，另一种不具有资本主义条件特性的价值体系。我不想对这一点过分强调，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经常被解释为是一种我们应该遵守的一般标准。我已经不记得听人们抱怨过多少次，马克思的问题是，他相信价值唯一有效的来源是劳动投入。并且，马克思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产物。所以，问题是，对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革命人士、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人而言，需要找到另一种价值形式，它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但是，通过引入拜物教的概念，马克思揭示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被自然化的价值概念如何主导了一种标准的形成，如果我们盲目地遵守这个标准并重复商品拜物教，那么，我们就排斥了爆发革命的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对此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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