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资本主义无法在其自身的基石上铭刻内在的、“自然的”价值。“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例如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例如，错误地相信“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第176页）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关注事物的表面现象。在这个层面上它包含劳动价值论的内容，但它从未深入探究劳动价值论的含义以及它产生的历史环境。我们的艰巨任务是要超越拜物教，不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幻觉，而是要分析它的客观现实性。对这一任务的一种回应是采取“公平交易”的路径。另一种回应是设计一套科学的路径，形成一种批判的理论：采取一种调查研究的模式，使其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并以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物质关系为基础，提出不同的价值体系。

这两种选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可以说，以全球现状为基础的、关于劳动条件的政治学，已经掀起了一场旨在反抗血汗工厂的运动，这一实践可以直接将我们引导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精彩展示和深入的理论探讨的领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虽然是拜物的，但通常也反映了一个客观的现实。我回想到，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们穿着LizClaiborne和Gap品牌特色的服装上演时装秀时，就会出现人们对服装式样及其生产相关的劳动条件的单方评论。这是一种讨论拜物教的有效方式，提高了人们对全球状况的意识，同时也指出了对这种状况采取某些行动的重要性。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肩负的使命是，超越简单的拜物教，建立一种科学体系并不忽视其现实性。他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而且，他揭示了我们的行为被抽象的市场力量所控制的程度，以及我们长期处于拜物所建构的统治风险中的机制，这种拜物的建构蒙蔽了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解放的自由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必须戳穿对自由主义乌托邦式社会秩序的幻想：那只是一种对拜物教的重复，它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替换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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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交换过程

第二章不仅篇幅更加简短，而且内容也更加容易理解。马克思的目的是明确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社会必要条件，并为随后第三章中的对货币出现的思考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由于商品不会自己走向市场，所以，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商品和把它们带向市场之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关系。马克思设想了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商品的“监护人”“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请注意这里对拜物教的反应，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这使他进行了更宽泛的论述。在《资本论》中，“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和它的“承担者”(bearers)—请注意这个词的重复出现，“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第178—179页)比起个人的作用，马克思更关注人群所起的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将考察买者和卖者、债务人和债权人、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角色而不是人，并认识到个人不仅能够而且会经常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甚至有时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例如，在现代社会中，一名工人可能会持有投入股票市场的养老基金)。这种对角色的关注而不是对个人的关注，就像我们分析曼哈顿大街上的司机和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相应地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并由此改变了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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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色被严格定义。个人是对他们所占有的商品享有私有权的合法主体，他们在非强迫性的合约条件下进行贸易活动。人们之间存在对合法权利的相互尊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市场交换对等性原则是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对于适当发挥作用的市场来说，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就像在自由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常规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因为“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所有者有意愿处理掉手中的商品，购买者则愿意获得：“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但“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第179—180页)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结构的运行的讨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资产阶级关于权利和义务概念的历史特殊性，就会导致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做了一个大篇幅的脚注，这是对普鲁东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控诉，

普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第178页，脚注2)

普鲁东实际上抓住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的特点，并将它们作为另一种公正的社会经济体系得以发展而普遍使用的基础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其他选择，因为这只是在一个人们想象的新的社会形态下，重新规定了资产阶级的价值概念。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不仅因为当代存在普鲁东思想复兴的趋势，而且因为，作为一种人们所设想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痼疾的解救措施、有更广泛基础的自由人权政治的兴起。马克思对普鲁东的批判对当代的政治也直接适用。1948年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基础性文件，而且就其本身而论，它没有对自由和新自由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坚持资本家的政治秩序符合其自身的基本原则的做法，是否具有政治有用性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幻想这种政治学能够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激进式的替代，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想法。随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重述，马克思经常以某种不同的语言表述重申他早期的观点，即，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当他把货币描述成“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时，他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回应：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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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这个需要将一直存在。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第181页)

这里没有出现前文所没有涉及的新内容，但是，马克思解释了在物与物之间存在的这种经济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他谈到，在这种市场交换经济中，我们正在与“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打交道，而这反过来说明我们都“彼此当作独立的人”。“可以让渡的”是指“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例如，它们是可自由交换的。这意味着在物的交换者与他们所拥有的物品之间，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或限制。这也意味着，社会关系“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第182页)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而且是商品法律所有权的伴生物。

这种情况无论在“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并不盛行；交换关系必然要瓦解这些早已存在的社会结构。这种情况是逐渐发生的，马克思指出，这就像在共同体之间发生的、偶然的贸易，演变到“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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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第183页）

我已经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令人质疑的历史观点，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扩大和货币形式的增多，前期存在的社会形式就逐渐面临解体。但这个观点的逻辑内容对于说明社会必须是“价值的适当表现形式”的观点是重要的，而且这种要求通过贵金属如金和银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而得到满足。但是，正如马克思早期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货币商品内化了一个二重性，因为它既是在一般意义上作为一种劳动产品的商品，而且也具有“由它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在它正式的社会功能中，“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第183页)

而且，在这一社会功能中，很可能“用它本身单纯的符号”来代替货币商品。然而，只有在“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时，这种替换能力的存在才不奇怪。(第185—186页)马克思在这里可以充分论述与现在经常提到的“符号经济”(symbolic economy)相关的方方面面，并直接置于他的分析中。但他并没有去尝试这样做，而且这无疑会要求他对表达方式进行调整。但是我认为，认识到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象征性方面已经被包含在他的论点之内是重要的。那些因为符号资本和符号经济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资本主义随后会自动纠正内部错误的人，应该清楚地明白，其实并非必然如此。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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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纯粹想象的或“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危险隐含在如何对待这些象征性的性质中，这非常重要。马克思在这里想要推动的是，如果货币商品不作一般等价物，甚至作为与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时它所扮演的对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就不能实现其特定价值。他谈到，“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如何、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第186页）

一种商品成为(appears)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是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第187页）

换句话说，一旦货币存在，商品就找到了一种简单地衡量它们价值的方法，就像黄金“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他声明，这是需要揭示的“货币的魔术”。“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第187页)

但是在这一章中，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带有货币的“魔术”和“拜物”的性质，

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已的生产关系具有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第187页）

这似乎是一个对亚当·斯密观点的隐含求助，他认为，在一个充分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私人部门运行。没有任何个体发挥指挥功能，每个人都必须按照马克思后来所称的“竞争的强制规律”来发挥各自的作用。(第433页）

在斯密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中，国家为充分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建立制度框架，并负责看管好快速积累的国家财富和公民财富。同时，个人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也会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这样带来的结果将对所有人有利。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斯密认为，个人的倾向和主动性(在个人贪婪到社会使命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起作用，因为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会发挥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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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会提出如下难题。一方面，马克思着力重点标注了一个脚注，以谴责普鲁东对资产阶级权利及其合法性观点的接受，并且反感他完全没有提供一种革命性的、有选择的构建。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一章的主要部分中，马克思似乎又接受了自由财产所有权的理论，接受了在法律意义上个人之间的、非强制的市场交换的相互性和均等性，甚至接受了由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这样的观点。我们如何调解这些似乎存在的矛盾呢？我想答案应该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资本论》的其他部分来讲，答案仍然存在重要分歧。

马克思致力于对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以，他发现有必要接受某些自由主义思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思想演变为新自由主义），以便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错误的，甚至在这些思想的某些概念层面上是错误的。所以，与其说承认充分的市场经济的手永远不可能发挥作用，而且市场通常被政治力量所扭曲，不如说，他接受了自由乌托邦主义关于充分的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是为了说明上述机制不能对每个人带来有利的结果，相反会使资本家阶级变得出奇的富有，同时造成众所周知的其他所有人群的相对贫困。

这转变成一个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假设：越是按照这种乌托邦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进行建构和组织，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而且，即使我们不明确指出，也会继续存在大量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关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花言巧语，以及它们所虚构的普遍的社会福利，即我们在过去三十年所遭受的境遇，已经确切地带来了马克思所预见的后果：在全社会范围内，一个极端是财富和权力的大量集中，另一个极端是其他所有人贫困程度的加剧。但是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必须接受自由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制度基础，而这正是他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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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所阐述的内容。

这对我们如何阅读《资本论》提出了一个重要警示。我们必须小心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即，马克思谈论并批判处于完美状态下的自由乌托邦观点的情况，和他试图利用所有的市场不完全、权力失衡和制度瑕疵来解剖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情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个任务有时是相互混淆的。有些混乱的解释就源于这种混淆。所以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尝试说明，他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并准确地指出那些偶然出现的混乱部分，包括那些马克思自己的分析中，他原本的期望是完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实却妨碍了他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动力理解的其他任务。

但在大部分内容中，马克思采用了一种灵巧的方法，即利用对存在于不同政治经济假象中的自由乌托邦主义理论的批判，从而对他所处时代中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于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回响的世界中，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也是对自由主义的深化，因为马克思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当时、当地的资本主义和我们现下的资本主义，同样的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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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到目前为止，很清楚的是，关于货币的特定的观点已经从马克思对商品交换的叙述中被概括出来。无疑，在价值的相对形式和绝对形式之间存在对立，随着交换逐渐扩展到一般社会活动范围，就出现了以一种有形货币商品为形式的一般等价物，虽然它掩盖了价值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起源，但它代表了价值。我们现在就要更加仔细地研究这种货币形式。

第三章篇幅很长，而且非常难懂。虽然它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因为这应该是现在每个人都熟悉的情况。货币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但是它内化了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正像曾经发生的那样，作为黄金的代表，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起作用。在这种角色中，它必须具有特殊的性质，以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价值尺度准确而有效的标准。另一方面，货币也必须保证交换行为顺畅地扩大，并通过设置最小的麻烦和困难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仅仅是作为一种媒介和手段，使处于我们身边的日益增多、大范围的商品运动起来。

在货币的这两种功能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和矛盾。例如，黄金作为价值尺度非常适合。它性质稳定且能够被永久保存；人们可以定量地分析它的质量；人们可以了解并控制它的生产和流通。所以黄金作为价值尺度是非常好的。但是，假设你每次去买一杯咖啡，都必须用一粒黄金去付款(就不现实了)。从大量小额商品流通的角度看，黄金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货币形式。可以想象每个人都带着装有黄金颗粒的袋子，而如果某人在数金粒时打喷嚏，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虽然黄金作为价值尺度非常适合，但它是一种低效的流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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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克思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第一部分)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或媒介(第二部分)做了对比。那么，最终只存在一种货币(第三部分)。解决货币作为一种有效的价值尺度和有效的流通手段之间存在的对立，存在部分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一种必要性，即，另一种形式的流通即信用货币的存在，而且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在此之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开启了资本另一种流通形式的可能性，而且也开启了其必要性。换言之，在这一章出现的不仅是资本概念的可能性，同时也包括资本的现实性。同样，就像货币是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可能性一样，也存在资本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可能性。这些内容在如此庞大篇幅的章节中是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在头脑中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就更容易关注许多难懂而且有时甚至是混乱的细节。

第一部分：价值尺度

“货币”和“货币商品”之间存在一种区分。马克思为了强化他早期的观点，也就是说，价值本身在物质上是不可衡量的，而是一种调节交换关系的表现，于是从假设黄金是单一的货币商品开始。这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第188页)在货币商品作为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所有商品都和它进行交换的关系中，价值被表现出来(或者我们能够称为“存在于”)。如果没有这种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就不会被认识到并且被人们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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