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马克思的反驳如下：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占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占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已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第 208—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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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充分论述，我抱歉地说，你必须要阅读第二卷和第三卷，同时还包括三卷本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在我们能够详细地解释危机来自何处前了解得更多。虽然，这里为了我们的目的，值得注意“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回应了来自第一卷中关于拜物教的观点。

在马克思反对萨伊定律的核心论述中包含了如下论点。我从C开始，走向M，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促使我直接花钱购买另一个商品。如果我愿意，我能够简单地持有货币。如果我觉得在经济中存在一些不安全性，对未来担心并想储蓄的话，我可能这样做。（在困难时期你更想在手中持有什么：一种特定的商品或一般等价物？)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突然决定持有货币，那么商品的总循环会怎样？商品的购买将会停止，而且循环将会终止，这就会导致一个总危机的爆发。如果世界上所有人突然决定三天不使用他们的信用卡，那么全球经济将处于严重的麻烦中。（回想一下在“9·11”事件爆发后我们所有人是如何被劝说使用信用卡，并重新进行购物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作出这么多努力来把我们钱包里的钱掏出来，并使这些货币不断处于流通状态。

在马克思的时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都接受了萨伊定律。并且部分地由于受李嘉图学派的影响，这一定律主导了19世纪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思想。随之(典型的，直到今天)所有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如果经济按照我的教科书所写的那样运行，就不会出现危机！”而大萧条的事实促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否认出现总危机的可能性是站不住脚的经济理论。

随后，在1936年，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完全抛弃了萨伊定律。在他的《凯恩斯散文选》中，凯恩斯重新检验了萨伊定律的历史发展，而且他还反思了经济理论造成的可悲的后果。凯恩斯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了他所称的“流动性陷阱”，在其中一些市场上发生，使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感到紧张，所以他们更愿意继续持有货币而不是用于投资或花掉它，从而造成了对商品需求的下降。突然间人们不能卖掉他们的商品。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市场，而且更多的人也都紧紧抓住他们手中的货币，这是他们安全的保证。其后，整体经济就呈螺旋状下降。凯恩斯的观点是，政府必须介入经济，并通过创造不同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扭转这一进程。随后私人储藏的货币将被引诱回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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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将萨伊定律作为一种愚蠢、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抛弃，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关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经济理论之间关系的对话。马克思明确地站在那些认为存在总危机爆发可能性的政治经济学家一边，在这段时间的文献中，这些经济学家被称为“一般供大于求”的理论家，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很少。法国人西斯蒙第就是其中之一；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人口理论而著名)是另外一个，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他在某些方面是不幸的，因为马克思没有遵从马尔萨斯的观点。

另一方面，凯恩斯在《凯恩斯散文选》中突出地表扬了马尔萨斯，但很少提到马克思，这可能是由于政治原因。实际上，凯恩斯承认他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我怀疑他读过，但即使没读过，他也被像琼·罗宾逊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包围，而他们肯定读过马克思的作品，而且肯定告诉了凯恩斯马克思是反对萨伊定律的。凯恩斯的理论主导了战后时期的经济思想；随后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反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主导当今的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萨伊定律的接纳更加贴近。所以，如何确定萨伊定律的恰当地位的问题是有趣的，值得进一步研究。虽然在这里，对我们的研究目标有影响的是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断然拒绝。

马克思下一步的讨论陷入了对货币流通的分析中。我不想在这一问题的细节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回顾了当时关于货币主义的文献。他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为了一定量商品的循环，需要多少货币？他接受了被称为“货币数量理论”的版本，这与李嘉图的观点相似。在几页详细讨论后，他得出了一个预想的定律：循环媒介的数量“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第219页)(货币流通的速度只是对货币流通率的衡量，例如，一天内一美元货币转手多少次。)然而，他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第218页)这样，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就会有很大差异，它取决于这三个变量如何变化。如果你能发现一些加速流通的方法，那么货币的速度就会加速，正像通过使用信用卡和电子银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例如：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我们需要的货币越少，相反也一样。坦率地说，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是重要的，而且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了获得准确控制它的方法也正在绞尽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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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考虑，将他带回到我在这一章开始时提出的观点在商品流通时，小数量的黄金是没有效率的。更有效的是使用金属代币、铸币、纸币，或像现在这样，计算机屏幕上的数字。但是，马克思说道，“正像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第221—222页)所以国家在用符号形式的金属代币替换金属货币商品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提供了他形象的描述：

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第222页)

这种关于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的重要性的论述在这一章的末尾再次出现。

从地方上讲，货币的有效形式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第224页)这导致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有国家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一旦货币符号出现，许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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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和问题也就会出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第225页)

马克思还注意到“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第224页)货币商品，黄金，被所有其他支付手段所替代，如铸币、纸币和信用。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一定重量的黄金不足以作为流通手段来使用。放弃黄金，而使用其他象征性形式的货币，成为“社会必需”。

对于这一带有逻辑性的论点，可以称为是一种历史的观点或者二者兼有？当然，不同货币形式的历史和国家权力的历史是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的。但这种情况是否是必然的，而且这些关联是否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形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多数的纸币被认为是可以兑换为黄金的。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带给纸币稳定性的地方，或者，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述的，它们与价值的关联性。然而，将货币兑换成黄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许多国家对于私人而言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国家间经常性账户结算领域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整个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崩溃了，而且目前我们还拥有一个不具清晰物质基础、纯粹象征性的系统，一种通用的货币商品。

那么，在当今，不同的纸币(例如，美元、欧元、比索、日元)和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虽然黄金仍然扮演着一个有趣的角色，然而它不再发挥代表价值的基础性作用了。货币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甚至对黄金来讲都有问题，而且问题已经变得更加深入和令人难以捉摸了。但是，虽然它隐含、深入而且难以捉摸，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存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混乱与不同国家经济体中的物质生产率的不同有关。马克思所提出的现有的货币形式和商品价值之间存有问题的关系，目前仍伴随着我们，而且他率先提出的分析提纲是非常开放的，虽然当代的表现形式与当时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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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货币

马克思已经对货币的价值尺度进行了研究，并揭示了其中的一些矛盾，特别是它作为价格的“理想的”功能方面和随后出现的在价格和价值之间关系的“不一致”方面。他已经从流通的角度研究了货币，并且揭示了另外一组矛盾(包括爆发普遍危机的可能性)。这是马克思的典型做法，他回到了我们这里并且说，好，最终只存在一种货币。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的媒介之间存在矛盾，必须存在“移动的空间”，或者这一矛盾甚至可能已经解决了。

这样，他从重申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开始，即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第227页）所以我们回到了这一单一的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要研究在早期已经被明确的矛盾是如何在其内部运行的。价值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松散联系为人们的操作提供了空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与一个实际和稳固的货币基础相联系为基础。从这一点看，马克思深入探究了将货币体系进化的形式特性化这一矛盾。他从考虑贮藏现象开始：

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第22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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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预示着另一种流通过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中C-M-C被作为M-C-M来看待，同时货币的实现处于流通过程本身的一端。)

但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做?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包括两方面考虑的有意思的答案：一方面，存在一种对货币力量的热烈渴求，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社会需要。为什么要储存对商品交换的社会需求？这里他提出了协调不同商品的销售和采购的时间性问题，即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来生产它们并带到市场上。一位农民以手工为基础进行生产，但他也以日常为基础去购买；所以他需要从每一次收获中储存一部分以备下一季使用。除非存在一个信用系统，否则任何一个想要购买贵重物品(如一幢房子或一辆车)的人，都需要先储存货币。“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第229页)

但是持有交换手段的能力(在与萨伊定律的对抗中)也唤醒了一种热情，一种“求金欲”。他谈到，“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这证明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说法：“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第229—230页)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哥伦布的话，回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旦你对某些事物标上了价格标签，你就可以对任何东西标价，甚至是一个人的灵魂，正如他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声名狼藉、出卖赦免的做法的影射那样(例如，许诺进入天堂的罗马教皇的赦免）：

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文集》第五卷，第229页）

对赦免的出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第一次重要高潮。这无疑为所有在梵蒂冈积累财富的人们奠定了基础。讨论良心和荣誉的商品化！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和货币等同；在商品的流通中，它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第229页)这种关于货币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的观点非常重要。它标志着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的民主，一种在货币中存在的平等主义：在我口袋中的一美元与在你口袋中的一美元价值相当。拥有足够的货币，你就可以购买到通往天堂的道路，而不管你犯下了多大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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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第229—230页)这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一个关键的步骤。注意这一步是如何回应关于相对价值和等价形式部分所揭示的货币形式的第三个“特殊性”的，也就是说，货币向私人劳动提供一种表现社会劳动的手段的倾向。通过这一步骤，马克思颠倒了货币和劳动的逻辑关系的初步形成顺序。这里的问题是，私人活动被包含在一般等价物的生产中。在此，他描述了私人能够将一般等价物用于他们私人目的的方法，而且，我们逐步看到了私人的、将来会变成阶级的权力在货币形式中集中的可能性。

但是情况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第230页)这是一个马克思在《大纲》中用了大量篇幅研究的主题，在那里他写道，货币是如何通过形成自己的共同体，即货币的共同体，来摧毁古代的共同体的。①这就是我们正身处的世界。我们可能会想象我们属于这个或那个文化的共同体，但实际上，马克思论述道，我们基本的共同体是由货币的共同体提供的，即，将我们的早餐放到餐桌上的，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普遍的流通体系：

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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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Grundrisse,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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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在货币上的社会权力是不受限制的。虽然贮藏的动机可能无穷，但对于贮藏者来说，他在任一给定时间所拥有的货币，还是存在适度限制的。“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第231页)这是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提到积累，而且我们注意到马克思通过揭示贮藏货币的行为中内在的矛盾而得出了这个概念。

货币积累的无限潜在性引发人们思考。使用价值的积累存在一个物理限制。但是这一巨大的数量仍然是一个确定的数额。你能拥有多少辆法拉利，或者多少幢豪宅？如果考虑货币的力量，那么广阔的天空都似乎是有限的。无论他们挣多少钱，所有的首席执行官和百万富翁都想而且能够得到更多。2005年，美国业绩优异的对冲基金经理的个人收入达到约两亿五千万美元，但是到了2008年，他们中的少数几个，包括乔治·索罗斯，收入了近三十亿美元。作为无限制的社会权力，货币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当人们试图积累这种社会权力时，他们会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一旦一般等价物被作为所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代表时，进一步积累的潜在性就变得有限了。

这带来了大量的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是以无限的积累和无限的增长为基础的。另一种社会形式的形成会在某些历史的或地理的时点上达到极限，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们就崩溃了。但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虽然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干扰阶段，但它仍带有稳定性并且似乎具有无限增长的特性。数学的增长曲线从总收入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它对总财富和总货币流通的思考也令人惊奇(伴随着它们所暗含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激进的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如果资本主义的价值表现不会以看起来无限的方式积累到私人手中，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增长的综合征就不可能出现。这些内容《资本论》都未明确涉及，但它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联系。马克思确立了他关于在货币力量积累的无限潜在性和使用价值积累的有限可能性之间存在矛盾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和扩张的本性的解释的前兆。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只是站在贮藏者的角度，对于他们来讲，以货币为形式的社会权力积累的无限性，是最大的激励(除了附着在美丽的白银和黄金物品上的具有美感的价值)。马克思注意到，贮藏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的媒介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中，具有一种潜在的有用的功能。贮藏的货币形成一种储备，当商品生产出现高峰时，它可以被投入流通，但当流通需要的货币数量缩减时(例如，由于速度的提高)，它也可以被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储备的形成对于减轻在流通中的货币的“低潮和流动”变得非常重要。(第231页)然而，贮藏发挥这一作用的范围，取决于它是否被恰当地使用。当需要的时候，贮藏的货币是如何被吸引回流通领域的？例如，提高黄金和白银的相对价格，能够诱使人们购买价格变得相对便宜的商品。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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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随后考虑了正在作为支付手段被使用的货币的含义。这里的问题又一次出现在分解不同商品生产的时间性上。农民生产粮食，在9月份可以投放到市场上。那么农民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如何生存？他们会持续不断地需要货币，但他们在一年中只能一次得到所有的货币。如果不贮藏，那么唯一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这在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之间形成了一个时间差；需要确定一个未来结算日期。(在英国，米迦勒日成为一个传统的结算日，它反映了那里的农业周期。)商品靠“标记”流通。货币成为一种账面货币，它是写在账本上的。由于在结算日前，没有货币会发生实际地运动，所以只需要较少的累积货币用于商品流通，而且这有助于缓解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的媒介之间存在的紧张状况。(第232—233页)

结果是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造成了一种不同的经济交易和一种不同的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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