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第233页)

但是，仔细注意：“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角色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但是这也有可能出现短暂的变化，偶尔“更牢固地结晶起来”，通过上述论述，他提出了一个更加确定的阶级关系。他将这种动力与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和中世纪的争斗“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相比较。(第233页)所以，在债券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存在一种权力关系，虽然其性质还需进一步确定。

那么，在一般商品流通中，信用的作用如何？假如我是一个债权人。你需要货币，我把钱借给你，同时认定我随后将钱要回。流通的形式是M-C-M，这与C-M-C有很大不同。为什么我为了稍后取回同样数额的货币而流通货币呢？在这种流通方式中，对我没有任何好处，除非我最终得到的比我开始时拿出的货币更多(可能读者已经很清楚这一分析内容在书中什么地方处于主导地位了。)

随后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而这段话的重要性太容易部分地因为马克思用了复杂的语言表述方法而被人们错过了。我几乎引用了这段话的全部内容：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物—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中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第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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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可以被解释为，这意味着，需要一种流通形式，其中货币将会被交换以获得货币：M-C-M。这是有关不同的世界观点的转变。如果目标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获得其他的使用价值，那么，虽然是以货币为媒介，我们正在做的仍然是C-M-C。相反，M-C-M是以货币而不是以商品为目标的流通形式。为了找到这种做法的根本原因，就需要我将会比开始投入更多。这是我们在《资本论》中第一次看到的，资本的流通以货币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为媒介，从商品的流通中结晶出来的地方。在作为商品的交换媒介的货币流通，与货币被用于资本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不是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货币化的社会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所有问题都以C-M-C流通过程为中心，那么，货币将只是作为一个媒介，而没有其他的作用。当货币被投入流通以获得更多货币时，资本就出现了。

现在我想暂时停下来，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所具有的特点。此时，我们可以说，商品交换的扩大必然导致货币形式的出现，而且，在货币形式之间存在内部矛盾，反过来，也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的出现，在其中货币被用于得到更多的货币。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粗略总结出的《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

我们首先需要决定的是，这是一个历史的还是一个逻辑的观点。如果是前者，就会在一般意义上存在一个历史的目的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本主义历史：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阶段，它的出现源于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这一历史论观点的论述，而且他经常使用“必须”一词，以肯定支持他的这样一种解释。我自己对此并不信服，如果马克思确实相信这一点，那么我认为他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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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留给我们逻辑的合理性的问题，我发现这种说法更具说服力。它集中在对展开的论点所使用的方法上：作为体现在商品中，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辩证和关联性的对立；作为一种对价值的表现方式和保证商品交换的手段，在货币不同形式之间的对立的外部化；在货币形式同时作为流通媒介和价值尺度之间存在的矛盾的内化；通过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出现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矛盾的解决。目前，我们站在一个立场，去理解作为一个特殊的循环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的货币，它们可以被称为资本。马克思的论点的逻辑，揭示了内化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描绘了一种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特性，特别是在16世纪后的英国，这种生产方式出现了逐渐的演化(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

当然，我们也许需要通过简单地将“必须”这样的语言，转化为“可能”或者甚至是“也许”或“好像”，以对历史的合理性做出某些妥协。我们还会认为，货币形式中存在的矛盾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流通方式产生的可能，这甚至可能指的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那些矛盾中释放出来的压力变得具有主导地位，以至于直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突破。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更多地归于“社会必须”的那部分内容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指那些在“传统的”社会中已经得到发展、以阻止资本主义流通方式成为社会主导的严密的障碍，以及由于受商品贸易或黄金白银供给、阶段性的富足或缺乏所制约的那些社会所经历的不稳定。不同的社会秩序(例如，中国)，在不同的时期，已经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克服了这些矛盾，而没有陷入受资本统治的状态。然而，当代中国是否已陷入资本主义阵营，或是否可以持续驾驭资本主义这只老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主题。然而，现在我必须总结对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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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谈到了一些更加特殊的问题。他提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

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第235页）

那就是说，当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去解决这种不均衡性时，一些拥有一般等价物的人有目的地将它投入市场，为了某些原因，而且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原因可能是什么。如果不是出于好心，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对其他人需求或是对市场需要更多货币供给的回应。但是，一般等价物的“独立性”，和它与日常商品流通的分离，会产生深远的后果。

自此，马克思的论述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转变：

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第236页)

换句话说，你不能用更多的欠条来结账；你必须去找到流通的现金，即一般等价物，来支付它们。这就造成了一般性的社会问题：流通的现金将从哪里来？马克思继续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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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第236—237页)

让我们回到2005年，那时存在一种共识，即在世界市场上游荡着大量的流动性剩余。银行家持有剩余的基金，几乎向所有人出借，甚至包括那些没有信誉的人，正如我们在之后所发现的那样，借给了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等等。没有收入的人能够去购买一所房子？当然他们会这么做，为什么不呢？这件事情与钱没有关系，因为像房子这样的商品是一种安全的赌博。但是，后来房子的价格不再上升了，而且当债务到期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无力偿债。在那个时候，流动性突然枯竭。钱在哪里？美联储突然间不得不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基金，因为现在“货币是唯一的商品”。

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曾经有趣地指出的那样，在繁荣的经济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像一个新教徒，他们都凭借纯粹的宗教信仰做事。虽然，当衰退期到来时，每个人又都潜入以真实的黄金为基础货币的“天主教教义”保护中。但是，正是在这些时候，实际价值和可靠的货币形式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纽约正在实行的对所有这些债务控制的计划和实际生产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否正在处理纯粹虚拟的价值？现在仍然存在马克思为我们提出的，那些在繁荣时期被人们遗忘，而在危机时刻却有规律地返回来干扰我们的问题。一旦货币体系变得越来越依附于价值体系，而不是黄金标准，那么对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各种激烈的伴随着潜在破坏性后果的可能性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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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历史时刻，流动媒介的突然短缺，同样也会引起危机。从市场上收回短期信用，可能引起商品生产的萎缩。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97年和1998年的东亚和东南亚。一个业绩非常令人满意的生产商品的公司却债务累累，要是不出现一个突然的对短期流动性的收回，他们就能够轻易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从沉重的债务中摆脱出来。但是银行家收回了流动性，造成了经济衰退，能够存活的公司也倒闭了，它们由于缺乏获得支付手段的渠道而不得不出售公司。西方资本和银行随后进入并以几乎免费的成本全部收购了这些公司。流动性随后得到恢复，经济状况重获新生，而短期内倒闭的公司又获得了重生。它们现在属于银行和华尔街(没有其他差别)，这些人可以将它们再次出卖并获得巨额利润。在19世纪，曾经爆发了几次这种流动性危机，马克思对此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在1848年，他发现了某次流动性危机中隐含的一个深层因素。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变得非常富有并拥有权力，猜猜是哪些人？是那些控制黄金的人，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轻易地颠覆了政府的统治，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们控制了黄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这种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在货币体系的运动中以矛盾的方式无所不在。(第236页)

这后来导致了马克思坚持认为，越是需要较少的货币，相互间就会存在更多的支付平衡，而且会有更多的货币将会变得仅仅是一种支付手段，从而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修改。“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目前这种做法在华尔街被制度化为债务抵押债券(CDOs)。(第237—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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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第238页)

根据这一理论，马克思预见了将来所有事物都将被货币化，以及信用和金融将以一种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方式不断扩散开来。

其底线是，“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第240页)这又一次说明积累和贮藏是相伴的，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第240页）

这导致马克思修改了他早期提出的货币数量理论：流通中需要的货币数量总额是商品的总和，乘以它们的价格，而且受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和支付手段发展的影响。现在对此还必须加入一个储备基金(一种贮藏)，这可以保证流动期间更具灵活性。(第240页)(当然，在当代条件下，这种储备基金不是由私人持有，而是存在于一个公共机构的特权中，在美国这就被相应地设计为联邦储备局。)

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世界货币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保证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任何货币体系都需要作为一个铸币和货币符号的调节者，并且作为货币质量和数量的监督者，深层次地参与国家的部分功能(而且在我们的时代，还要作为储备基金经理)。独立的国家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典型地管理自己的货币体系，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大量的周密考量。然而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免除国家对跨越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的流动所起的规制性的影响。所以，当国家处于其地理边界内，在本国的货币体系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时，它也与世界市场相连，并服从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动力。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贵金属扮演的角色；正如以前一样，黄金或白银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通用语。这一金属性的基础无论对于国内关系还是对于外部(国际)关系都非常重要。(第24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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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源自它的这种金属性的基础和货币形式(特别是铸币)的安全对全球资本主义变得非常重要。有趣的是要注意到，在同一时代，约翰·洛克认为宗教应具有宽容度，并谴责将异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做法，与此同时，他亲密的同事艾萨克·牛顿却被召去作为皇家铸币厂的专家来维护货币的质量。他不得不面对货币贬值的问题，这种贬值是通过削薄银币上的一些白银，以制造更多的硬币达到的(如果你认真考虑，这确实是一种制作货币的简易方法)。被定罪的制作者在泰伯恩刑场被公开吊死对上帝的冒犯可以被原谅，而对资本和财富的冒犯却招致了最重的惩罚！

所以这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即使没有货币商品、没有金银基础其金融体系也能运行的世界中，正像自1971年以来所发生的那样，马克思的观点又是如何与此相关的。你将会注意到，黄金仍然是重要的，而且可能会怀有疑虑，即在这种混乱的国际货币市场的困难时期，你是否愿意持有黄金、美元、欧元或日元。所以黄金没有完全从现实中消失，有些人提出回归黄金标准，以对付经常困扰国际金融交易的不稳定性和混乱的投机行为。如果我们回想黄金的角色，可以发现它曾被马克思简单地描述为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代表。1973年以后出现的所有现象是黄金代表形式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本人也注意到了铸币、纸币、信用和其他代表形式的多种变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可以挑战他已提出的分析方式。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情况是，在面对其他所有货币时，一种特殊的货币的价值决定于一个国家内部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总价值。简单地说，经济整体中的总生产率，在它的所有部分中是重要的变量；所以，应该将重点放在公共政策中有关生产率和效率的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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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坚持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应该马上能观察到从这一逻辑中产生的矛盾。一开始，存在一种对国家经济的虚构，它与国家货币的“国家统一”相吻合。这种经济是一种“理想”，一种通过收集大量的关于生产、消费、交换、福利和其他项目的统计资料，而变成了现实的虚构。这些统计数据对于评价民族国家至关重要，而且在影响货币间汇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统计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和就业状况良好时，货币就会升值。实际上，当现实不存在这种情况时，这些数据就形成了国家经济的虚构：用马克思的话，这是一种拜物的建构。但是，投机者可能会随后进入，并对这些数据提出挑战(很多数据是在十分不稳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并且提出一些比其他指标更重要的指标，如果他们的说法占据优势，那么他们就能够对货币的运动进行巨额赌博。例如，乔治·索罗斯，在与欧洲汇率机制相关的英镑的赌博中，仅在几天内就赚了十亿美元，他就是通过说服市场相信他对国家经济持有更加乐观的态度做到的。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模式中所建构的说服方式，是为理解存在于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货币体系代表的那种价值的方式之间令人担忧和有问题的联系。他剖析了这些表现以及它们所造成的矛盾的神秘和想象，并且说明了，如果不存在这些理想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运行的原因。正如他之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铲除拜物教，而且人们都在责备，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混乱和颠倒的世界中。前进的道路就是要对内在矛盾作出分析，了解它们运动的方向并为发展(就像信用体系那样)开启新的可能的方式，以及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甚至对于我们用它来理解我们目前的危险处境都是有示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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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关于货币这一章，内容丰富而复杂，第一次阅读后很难充分吸收。由于这一原因，正如我在开头所提到的，许多人放弃了《资本论》第三章。我希望你已经发现了足够继续和它相伴的吸引力。但你也将会很高兴地了解到，为了继续读下去，你不需要理解这一章中的所有内容。这里所要表达的更多的意思是，它与下一卷的关系比与第一卷其他部分的关系更紧密。以这一章中观点的一些基本的但是精华的知识作为武装，你可能在没有太多困难的情况下，掌握其他的材料。从这里开始，马克思论述将会变得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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