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电脑游戏或政治倾向。公众成员往往是分散的，通常只能从远处影响事件，通过“软”说服的方式:通过表达和交流一种观点。

相反，群体总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巨大的物理破坏力和凶猛性。它是一种行动形式，它把许多个人的欲望淹没在一个单一的粗糙的意志之下。在像古雅典这样的直接民主制中，它可以说代表了主权人民的意志。而在其他任何地方，群众只能代表自己。然而，整合人群的人总是会提出更大的同一性要求:对于政治人群，这种要求往往反映了公众议程中更情绪化的方面。因此，一个群体可以把自己，也可以被他人看作是有血有肉的公众，是行动中的“人民”或“无产阶级”或“共同体”。

有时——想想华盛顿的民权游行或攻占巴士底狱—一群众已经获得了强大的象征意义，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人数，甚至远远超过其历史时刻。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交流的方式。

公众调解了人群向一种象征力量的转变。它可以抓住一个事件，比如伊斯坦布尔反对拆除公园的示威活动，然后动员其代表示威者的意见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可能在实际事件中不存在的情绪和意义。以这种方式使用，群众就变成了一种沟通民意的工具。但人群本身也可以结晶成一个新的兴趣焦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一一这实际上就是土耳其发生的事情，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伊斯坦布尔以外，并演变成一场政治起义。

如果说公众可以将人群重新创造为一种交流形式，那么同样正确的是，这样的人群一旦被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就会创造出自己的公众。

这种双向影响的一个决定性例子发生在1979年6月，当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他的祖国—一共产主义波兰。在教皇为期九天的行程中，每走一步都聚集着大量的人群，这些人群以其庞大的规模向分散在波兰的信徒传达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真理

反共反对派。

我当时和抵抗运动的朋友们一起在十周年纪念体育场。我们,还有其他一百万人。我第一次看到人山人海,亲眼所见。那时我们明白了,我们和我们的同类——这个国家的“弃儿”和“煽动者”——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一个目标，一切还没有结束,没有人能击垮我们,波兰人民。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最生动、最有力的示范效应。个人可能出于政治、宗教或爱国感情，或出于许多其他私人动机而加入到参加教皇的人群中。这都无关紧要。对于反对者来说，人群实际上是一种启示一一一种自我意识的闪光，它将一个小利益群体的同一性融合到一个比它想象的更大的公众中。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带着完全的诚意，披上了“我们波兰人民”的外衣，把教皇的人群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波兰内外的许多人都接受了这种解释。经过30年的统治，共产主义对东欧的控制似乎出奇地不稳定。

民众与群众相爱的历史，充满激情的狂欢和令人心碎的抛弃，是一个尚未被讲述的故事。然而，在这里，我所关心的只是注意到，与独立的公众一样，自发的人群在群众时代几乎消失了。它沦为了等级组织的附属物—一主要是政党和工会，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那么成熟的团体，鼓动禁酒令或民权。

该组织以泰勒式的关怀给人群写了脚本。这首先是通过为其提供口号，标语牌和适当的设置来实现的，但也象征性地，通过在事件发生之前宣布事件的意义来实现。这样的事件仅仅是对相关组织力量的考验:工业时代真实民意的摹本。

随着群众运动的出现，公众的疏远达到了高潮。群众运动的主要功能是把纪律严守的人群聚集在街上，他们通常穿着军装，以暴力告终。例如，在魏玛德国，当共产主义和纳粹的“群众”在巷战中互相残杀时，警察部队被推到了一边。在征服权力的过程中，这些团体用华丽的仪式来部署群众.以传达他们比对手教义的优越性。因此，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集会和斯大林的五一节游行。时至今日，我们仍能观察到这一制度残存的化石: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在节日场合仍会聚集群众享受他们的认可，并组织“拒绝派”人群骚扰反对派。

群众运动活埋了公众，剥夺了群众一切自发的生命和目的的独立性。一切都是照本宣读的，而这些照本宣读几乎是有意为之，显得不真诚—一这种倾向在朝鲜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强度，那里的群众被要求表演通常只有马戏团才能表演的杂技。在波兰，欢欣鼓舞的教皇人群所引起的震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与官方人群的对比。

在新的千年里，公众带着复仇的情绪回来了，它对信息领域的控制使得与公众的亲密关系比以前在结构上可能的要密切得多。公众可以邀请自己在Facebook上抗议，在Twitter上发表街头评论，并在博客、Tumblr、Reddit和其他开放平台上反思事件的更大意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众舆论可以一刻一刻地与人群的行动融合在一起。这种与公众的亲密关系，使人群能够摆脱可预测的脚本，通过在网络上发布手机视频，直接与世界沟通，赋予了反抗的传染以光速。这反过来又把街道变成了一个政治不确定性的领域，令所有形式的权威都感到恐惧。

人群的不可预测性反映了公众的网络结构和宗派脾气。我们从舍基“自组装”群体的无脊椎形象中看出:没有领袖，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程序，只有对一件事的共同兴趣，让公众活跃起来，把人群推到街上。对于胡斯尼·穆巴拉克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这样的专制统治者来说，千禧一代代表着太阳底下可怕的新事物。过去的镇压旨在削弱敌对的群众运动，比如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如果它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政权就拥有了街道。

现在人群自发地自我集结起来。这可以采取异想天开的形式，就像“快闪族”一样，他们通过奇怪的行为来表示对现有权威的不尊重。但它也可能反映出严肃的政治计划，这些计划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并在街头时刻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自发性”意味着由技术盲目性造成的政权意外。难怪独裁者的第一反应是让时光倒流，回到更简单的时代一一关闭埃及的网络，切断叙利亚城市的电网，比如德拉，这些都是反对派的据点。

进入全球信息领域扩大了群众行动产生的示范效应的范围和影响。公众成员仍然可以将人群视为个人启示，将不可能变为现实一一特别是在两代人以来从未见过任何规模的抗议活动的阿拉伯国家。1月25日，WaelGhonim到达解放广场后的反应与波兰活动人士看到约翰·保罗二世周围的人群时的惊讶和兴奋相呼应。

解放广场的景象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景象之一。大量的抗议者——即使没有数万人,也有数千人——占据了广场的大部分地面空间。这时我才意识到1月25日的抗议成功了。对埃及反对派运动来说,这将是历史性的一天。11

但1月25日的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突尼斯民众成功将本阿里赶下台的启发。穆罕默德·布瓦齐齐自焚的照片传到了埃及和突尼斯。两国民众都对他的死表示哀悼。突尼斯人群的成员用手机录像记录了他们的存在。在突尼斯，这些影片无法直接上传到网路上，但半岛电视台(A1Jazeera)取得这些影片，并将它们播送到埃及和世界其他地方，透过这种途径，影片进入网路，人们可以随意搜寻和观看。这就是信息领域发挥作用的地方。

解放广场的人群反过来又为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起义赋予了英雄气概。陷入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的交叉火力中，今天的埃及人谈论着对“解放精神”的渴望。在那一刻，人群超越了公众的易怒。像穆巴拉克支持者发动的骆驼冲锋失败这样的事件获得了一种病毒式的名声。半岛电视台24小时在解放广场进行直播。电视台毫不掩饰对人群的同情。其他国际新闻广播员虽然没有那么明目大胆，但也把解放广场的人群描绘成事件的英雄。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解放广场人群的命运，仿佛这是一场史诗般的冒险。像往常一样，示威的效果很难得出结论，但阿拉伯起义的时间顺序很有启发性。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逃离突尼斯。解放广场人群于1月25日首次聚集，并于2月11日说服穆巴拉克辞职。也门(2月3日)、巴林(2月14日)、利比亚(2月15日)、叙利亚(3月16日)等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示威。

没有哪个理智的分析人士会坚持认为，解放广场的人群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之间存在一条直线的因果关系。人类事务不像台球

球或行星的轨道。我以前说过。但是，示范效应虽然是间接的，但可能非常强大。新闻广播员和网络视频美化了解放广场的人群，他们的背景和政治环境与埃及抗议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也门和叙利亚的观众强烈认同埃及的人群:爱情现在可以在远距离和跨国界进行。几周内相继爆发的叛乱几乎不可能不受这些感受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彼此了解的影响。

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公众和老牌权威之间的政治冲突中，群众的形象具有了决定性的重要性。在手机摄像头前，人们愿意降服权力，甚至不惜牺牲，这使得这场冲突的不对称性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一个政府可以像在叙利亚所做的那样，用老式的蛮力来应对，但代价是撕毁社会契约，成为全球贱民。每一次殴打、每一次枪击都会被录成视频向全世界展示。每一个被杀害的年轻人都会在信息领域重新崛起，以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和哈立德·赛义德的方式，转变为反抗的有力论据。

如果说突尼斯和解放广场的示威效应帮助激发了阿拉伯人的起义，那么阿拉伯人群的英雄形象则激发了那些对政治变革感兴趣的西方人士。他们试图在民主的背景下重演解放广场的戏剧性事件。传染的媒介是信息领域，选择的武器是群众:由此产生的动荡应该有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但鉴于全球想象力在这一点上的失败，我将简单地称之为2011年。

章节注释

2011年相变

我重复一遍，我的故事关注的是不愿统治的公众与权力机构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我担心的是，在这种压力下，民主制度会被碾成碎片。巨大的心理距离将双方分隔开来，即使他们在冲突中走到一起。这个鸿沟充满了暗物质:不信任。

控制这些机构的精英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公众，他们认为公众是兽性的，容易产生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他们试图通过将公众聚集成一个群体，并将其依附于既定的等级制度，来阉割公众。今天在任何一个美国机场瞥一眼，就会证实，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种上层对底层的恐惧变得更加強烈了。

因此，改变的是公众对权威的不信任，以及在第五次浪潮时代，公众将这种不信任转化为行动的力量日益增强。

亨利·罗森瓦隆(Henri Rosanvallon)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有趣的政治分析家之一，他写过“不信任社会的兴起”。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公众必须依赖于专家、专家和政治代表等中介机构，这些机构是有制度和等级组织的。当专家失败时，公众只能求助于其他专家，而这些专家往往来自同一个失败的机构。这个过程类似于精英之间的相互保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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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通常被归咎于支持不足:例如，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后要求并得到了更大的预算。

愤怒的公众通过加大批评的力度和干预的频率来进行反击。有时，在一些地方，公众已经放弃了对现代社会的所有希望，陷入了一种永久的否定和抗议状态。

这一章讲的是2011年，当时不信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许多国家的公众走上街头要求变革。首先发生的是阿拉伯起义，其脚本似曾相识。大声疾呼要求自由的抗议者遭遇了试图镇压他们的独裁政权。在中东，信任的致命破裂可以在不扩展分析想象力的情况下得到解释:威权主义者欺骗和撒谎。

然而，到了春天，反抗的浪潮席卷了自由民主国家一一西班牙、以色列、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这些都是相对开放的社会，是个人和政治自由的堡垒，但那里的公众深深认同阿拉伯抗议者，羡慕他们的革命。

所以这就是我这一章的主题。在2011年的某个时刻，剧本出了差错。严重的不信任让民主政治感到恶心。人们开始动员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并否认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了他们。他们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但他们要求的是不同的东西。他们想要彻底的变革:而在2011年之后投下阴影的巨大谜团是，这种偏离当前民主实践的变革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关于方法的一句话。许多历史学家对任何年份或任何年份群都可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因果单位的想法嗤之以鼻。在学校里，我被教导一切都是流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形式的热爱，代表了一系列古典复兴中的一个时刻，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时代，一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林肯纪念堂。我确信，历史是在庄严的行列中前进的，而不是突飞猛进的。

当涉及到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现在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