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或者，尽管有政客，而不是因为他们，经济也可能繁荣起来。这是一个民主的公众。他们愿意相信政府夸大的说法。在丰收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街头抗议。

1996年至2004年间，保守党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雄心勃勃但毫无成果的外交政策上。2004年至2008年间，社会主义政府主要关注同性婚姻等社会问题。2007年到西班牙旅游的人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政府赞助的广告，其中一个是人们真的拥抱一棵树，另一个是两个女人接吻。2006年5月，社会党在议会中提议授予四种类人猿某些“权利”。精英们心照不宣的假设是，他们已经把战争与和平、财富与贫穷等基本问题远远抛在脑后，现在面临着把国家提升到更高道德层面的任务。

当经济开始摇摆不定时，政府否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公众对此表示赞同。在2008年3月的选举中，在经济灾难的边缘，社会党赢得了创纪录的选票，并以比2004年更大的多数票重新执政。

回想一下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对中间派等级制度的观察:它常常令人惊讶。现代政府可以盯着一千个活动的部分，但他们无法预测不连续性。他们无法理解相变。当危机到来时，他们对危机的规模把握得很慢。当危机的影响变得明显时，他们会条件反射性地动用手中的粗糙工具，不管这些工具是否会改善局势。从本质上讲，政府可以把钱砸在不想要的变化上，也可以投掷炸弹和警察。

尽管后来人们抱怨紧缩政策，但西班牙政府还是在经济危机中投入了大量资金。总统豪尔赫·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承诺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投资能力”，他说到做到。资金被用于促进公共工程，用于自治区，用于银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持续恶化，政府强化了其能力的主张。萨帕特罗坚持认为，这场危机证明了政府相对于市场的重要性。“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在2008年11月说。“公民和企业

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安宁。”13-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听起来一定像是在未来燃烧的时候摆弄。在萨帕特罗发表声明之前的12个月里，失业率飙升了37%。到2011年，总失业率超过21%，年轻人失业率接近50%。不受保护的工人阶级自然是受害最深的，但即使是公共雇员也经历了工资和福利的削减。放眼望去，前景一片黯淡。

从根本上说，问题在于，这场灾难是仅仅反映了精英阶层的无能，还是反映了腐败和犯罪疏忽。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与统治者之间先前建立的信任纽带:而信任是不存在的。只有一方继续宣称自己有能力，而另一方则在经济上日益痛苦和绝望。不信任毒害了公众对政治和政治家的感知。年轻人青睐的数字平台助长了阴谋论。相信最坏的情况是很自然的。

西班牙的精英阶层和他们所居住的机构，除了繁荣之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过多的理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失败了。在他们的经历和其他许多人的经历中，权威原来并不是那么权威。在第五次浪潮的条件下，他们的失败对人类的影响不能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愤怒者诞生于Facebook,Twitter将他们的不满全球化。因此，这场经济危机更像是一场飞机失事，一场公开的大灾难，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政府无处可藏。

在动荡的2011年，来自西班牙下层的观点关注的是上层的人，统治精英，他们空洞的主张，似乎是既定制度在履行社会契约方面的决定性失败。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破灭了。对许多人来说，对信任的违背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政党或政策，变成了僵化僵化的“党派独裁”。毕竟，社会主义者已经被扫地出局，而保守派却保留了许多相同的旧政策。

出于数字化表达的绝望，一个对废除整个制度感兴趣的公众已经形成。的“关键信息”

该运动的学生和参与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写道，抗议者“是对决定人们生活的整个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拒绝。””14这无异于消灭代议制民主和资本主义。如果这些现代世界的偶像能够被推翻，社会就会清除剥削和不信任，个人就会再次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存在。愤怒者们就是这样相信的。

从上面看一—我的意思是，从历史的奥林匹斯山看—一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这些信仰是否基于现实。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不可能发现的。几乎立刻，你就会碰到另一种历史或实验历史所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历史。愤怒者想象，如果没有“整个政治和经济机构”，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以及西班牙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都会过得更好。但问题依然存在:与什么相比?

与西班牙近代史相比，“愤怒者”的诉求听起来奇怪地格格不入。以摒弃代议制民主为例。1975年之前的40年间，西班牙一直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这个政权不容忍异议，更不容忍公众抗议。一场以街头抗议和占领公共场所为基础的运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自由民主所保障的言论权利，而自由民主是运动希望废除的。我猜想，愤怒者们并不想让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Franco)从坟墓里复活。但考虑到埃及抗议民众与军方之间的联盟是在反对民主结果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可能性也不应被视为一种俏皮话。

类似的不和谐也适用于经济问题。在人们的记忆中，西班牙一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如果“资本主义”指的是自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实践和制度，那么它的成就是非凡的。2011年，也就是危机爆发的第三年，人均GDP是1980年的五倍:约为3.2万美元，而1980年仅略高于6000美元。根据这些事情的标准定义，西班牙现在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是衡量财富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11年的31%，几乎翻了一番。同期，西班牙股市的市值从910亿美元跃升至逾1万亿美元。2012年，也就是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西班牙股市出现了

西班牙的人均手机和汽车数量超过了美国

财富的积累产生了可以预见的有益的社会影响。例如，1980年至2011年间，预期寿命增加了7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从1980年的千分之18下降到2011年的千分之4。各级教育入学率显著提高。2011年，互联网普及率接近70%。那一年，西班牙在Facebook普及率方面排名世界第九，拥有近900万用户。15

我不相信说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创造了愤怒者和他们的抗议活动所产生的阶级是在造句。尽管抗议者们有着深切的不满情绪，但他们博览群书，受过高等教育，行动灵活，足够富裕，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并且非常擅长动员在线社交网络，而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在这些网络上开始的。他们把民主保护和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他们对待自己呼吸的空气一样。

从上面看，愤怒者似乎是在反抗两个截然不同的敌人:西班牙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产生他们的历史力量一一抗议者。考虑到这场运动的宗派主义特征，反抗精英的失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条战线的结果就不那么明朗了。舆论的浪潮需要时间才能膨胀成一场合法性危机:西班牙的民主，或者资本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可能已经被2011年的事件致命地动摇了，现在只等着一些政治震动崩溃。在它发生之前，我们无从知晓。

但这样的胜利只会弄巧成拙。如果愤怒者们以某种方式成功地摧毁了他们深深鄙视的制度，他们将通过消除使两者成为可能的条件来消灭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运动。这不是一个谜题，也不是一个悖论，而是在第五次浪潮之后经常遇到的政治病理。

西班牙抗议者不愿提供替代现状的方案，这让他们陷入了否定的泥潭。他们只能嘲笑、谴责、拒绝。这完全符合他们的思维模式。他们制作的文件显示出很少的历史意识。他们为数不多的积极建议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只有一种否定暗示着可怕的事情

现在，还有充满活力的过去，愤怒者找到了他们真正的声音。

纯粹的否定是虚无的，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像童话里的诅咒，因为它是开放式的。在它的魔咒下，革命者永远无法宣布胜利，甚至无法从高处瞥见应许之地。他只能痛击既有的秩序，直到把历史的痕迹从社会生活中抹去。然后，他作为历史的孩子，也会消失。

所以我在这里，第一次，在西班牙街头反抗的背景下，提出虚无主义的问题。我用这个词指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毁灭的意志，包括自我毁灭的意志。具体地说，我指的是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否定，轻率地无视其后果。从上面看，愤慨者和他们的运动，至少在某些情绪上，被描绘成革命愿望和社会自杀协议的超自然混合体。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一代，当面对生存的挑战时，他们选择割断和撕裂自己的根。而且，他们并非无能为力或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掌握着全球信息领域的巨大说服力，而且，根据民意调查，他们得到了广大公众的大力支持。即使他们没能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也能够而且确实削弱了它的合法性一一正如我所说，可能会达到致命的程度。

现在提出的虚无主义问题，将像一个忧郁的幽灵，盘旋在2011年的政治版图上。

特拉维夫的帐篷城如何变成了中产阶级不满的马戏团

2011年夏天席卷以色列的帐篷城抗议活动与西班牙以及更早的埃及和突尼斯的事件有着强烈的家族相似性。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意外。信息产生了湍流。示范效应在起作用。在他们的电视和笔记本电脑上，不安的以色列公众目睹了群众的力量，甚至可以使无情的独裁者屈服。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这些公众不满的爆发彼此相似，因为它们都是我的故事中巨大的地下碰撞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本章主题——铰链转动的例证。

以色列的抗议活动表面上是在特拉维夫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埃及和西班牙爆发骚乱的同一个地方:Facebook。在同样的人口群体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使用数字网络的人。25岁的视频编辑、电影学院毕业生达芙妮·利夫(Daphni Leef)扮演了瓦埃尔·高尼姆(Wael ghonim)这个角色——尽管我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从很多方面来看，她都是一个普通人。她没有领导任何政党或社会组织，也没有作为公众人物在她的国家激起任何涟漪。她只代表自己。

7月初，利夫得知她在特拉维夫公寓的租约不会续签。当她发现自己在市区内买不起另一套公寓时，利夫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份活动邀请:在时尚的罗斯柴尔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搭帐篷，抗议高昂的房价。

这一举动取得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成功。7月14日，利夫和几个朋友在罗斯柴尔德大道过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学生和劳工组织加入了抗议活动。到7月23日，一个帐篷城在林荫大道的商店和咖啡馆之间蔓延开来，3万人高呼“人民要求社会正义”的口号，游行到艺术博物馆。第二天，帐篷城和示威活动在耶路撒冷和十几个以色列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包括工人阶级聚居的城镇内盖夫和霍伦。就像在埃及和西班牙一样，抗议活动的规模扩大得比当局理解所发生事情的能力快得多。第一次示威游行两周后，超过30万人走上街头，据说这是以色列短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特拉维夫的游行者展开了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埃及在这里！16

抗议者传达的信息是对亲市场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的野蛮批评，以及对自己的温和赞赏:他们到处抛出“觉醒”、“更新”和“重生”这样的词语，试图描述他们想象中自己带来的超然变革。并不是只有他们在为自己的行为鼓掌。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抗议活动的支持率非常高——在一次民意调查中高达88%。17

帐篷城的居民虽然出生在网络上，但很快就成了以色列新闻媒体的宠儿。有时，似乎所有人都能清晰地表达一个

在这个能言能语的国家里，一种事业或一种思想把他们的希望投射到反叛者身上，就像投射在一块空白的屏幕上一样。阅读对2011年“以色列之夏”的早期报道和分析，就像是在一厢情愿的想法迷宫中漫步。 18

以色列抗议者因为其定义的模糊性而吸引了相互矛盾的政治幻想。这重复了在埃及和西班牙建立的模式。领导者、计划和组织结构的缺乏是最明显的。那些定期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比如利夫，很有魅力，也很聪明，但他们缺乏指挥或决定的权力，而且他们之间经常争吵。在是否与政府谈判的问题上，抗议者之间产生了分歧。社会正义的目标一一被认为是起义的北极星一一对他们和他们的媒体崇拜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释放出了巨大的动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颠覆了以色列稳定的政治格局。为了解释这种盲目的压力激增一一为了把握以色列事件与我关于2011年阶段变化的假设之间的关系——我需要澄清，帐篷城抗议者到底是谁，以及他们最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谁”这个问题很清楚。抗议者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并受益于一些工人阶级分子的积极参与一一但这不是他们。他们并不代表以色列人民或其无产阶级。几乎所有的组织者和大多数示威者都来自特拉维夫富裕的世俗德系犹太人家庭。这是中产阶级潮人的反抗，而不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比如达芙妮·利夫(DaphniLeef)，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有着她所属的艺术界所青睐的一般左派态度。她拒绝在军队服役，显然是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在这一点上，利夫与她的原型一一更传统、政治上矛盾的韦尔·高尼姆——不同。

从参加帐篷抗议的团体来看，左翼人士在以色列发挥了比在西班牙更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一些右翼人士认为整个事件是左翼政党操纵的结果。这让我觉得不太可能，原因有很多一—尤其是，如果以色列垂死的政治左派知道如何召唤大批群众，他们早在2011年夏天之前就会做到了。左翼未能在抗议活动中注入任何组织力量或明确的纲领。如果左翼分子

网民的宗派精神对年轻的反叛者的影响要大得多。

因此，他们的要求是无忧无虑的不连贯。举个例子:有人提议取消大学学费，增加教职员工的福利。19

作为一个阶级，以色列人的年轻一代甚至比他们的西班牙同龄人更受其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成功的影响。以色列成功地避免了2008年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人均GDP从2008年的27,600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31,000美元以上。失业率为5.6%，不是问题。大多数示威者要么保住了工作，要么完全期望毕业后能找到工作。他们不是没有未来的青年。从某些方面来看，以色列的不平等加剧了，但抗议者的人口结构一直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之一。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贫困率最高的阿拉伯以色列人和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在最底层挣扎，而且这两个群体都没有参加2011年的抗议活动。 20

走上街头的是以色列的黄金青年。这是从上面看的，也是从地面看的。然而，就像愤怒者一样，他们希望砍掉自己的根。他们希望成为另一个自己。他们深深地感到，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以色列社会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们的集体优先事项出了问题。”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的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东西。他们的国家出了问题。“这与住房无关，”一位年轻记者解释道。“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弑父行为。在对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己的否定中存在着反抗的跳动的心脏。

这种感觉给对社会正义的模糊呼唤注入了生命力和紧迫感。抗议者用这句话表达了许多含义。在制度层面上，它意味着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猪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否定，以及对十多年来选民支持的市场导向政策的逆转。自2001年以来，以色列左翼势力遭到重创。受人尊敬的工党在建国后的史诗般的岁月里为这个国家助产，现在已经支离破碎，成了一片废墟。罗斯柴尔德大道的年轻人经常表达对旧时代唯心主义的渴望。尽管他们喜欢玩革命一一一种嘲弄

断头台在帐篷里拔地而起—一他们用过去来想象未来，要求的只不过是福利国家的回归。

社会公正也意味着要解决特拉维夫高昂的生活成本。达芙妮·利夫的不满在变成政治之前是针对个人的，但它在她这个年龄和阶级的许多人身上引起了共鸣。年轻人要求经济适用房。学生希望降低学费。家长们发起了一场反对托儿费用的“婴儿车抗议”。医生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人们难免会怀疑，这一群体“弑父”的热情，与其丧失赚钱能力成正比。

从罗斯柴尔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的帐篷城中，很少有人呼吁消除这种制度，或民主，甚至是非奴性的资本主义。但人们对现代政府寄予了奇妙的、近乎弥赛亚式的期望。

以色列叛逆的年轻人真正想要的是这个。他们希望政府纠正错误。他们希望政府在一个平等、友爱、当然还有负担得起的社会里为他们立法，让他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甚至没有对其含义的定义，但这并不重要。这也是政府的工作一一倾听那些被政治化的人群，那些要求社会正义的“人民”的声音，然后以某种方式实现它。利夫断言，以色列公民“明白，我们都应该得到更多;要明白他们有权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 22

内塔尼亚胡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偏好与他们自己随意要求国家干预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困扰。他们不是革命者，但他们也不崇拜代议制民主一一而且，在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大道可以对耶路撒冷发号施令。“从现在开始，年轻人将塑造政府的愿景， 931岁的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s’Union)主席、利夫(Leef)的竞争对手之一伊茨克·什穆里(Itzik Shmuli)宣称，他是抗议活动的媒体面孔。23

在这次事件中，政府虽然被起义的规模所动摇，但反应比在西班牙类似情况下更为敏捷。帐篷城首次搭建三周后，内塔尼亚胡任命了一个由经济学教授曼纽尔·特拉滕贝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并对其进行了授权

他要求在一个月内提出具体的政策改革，以解决抗议活动背后的不满。在承认代议制民主机制在这次事件中失败的情况下，该委员会被要求充当政府与“公众内部不同团体和部门”之间的中间人。24这是对帐篷城人民的暗号。

特拉滕贝格委员会的建议包括住房补贴、对低收入者减税以及对富人和企业增税。这些措施违背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意愿，但它们在2011年10月获得了批准一一这是朝着许多年轻抗议者所期望的福利国家迈出的一小步，也是试探性的一步。示威活动的规模和规模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不可抗力，政府对此做出了回应，因为它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无论是抗议者声称的遮羞布，还是真诚的妥协，如果没有帐篷城的反抗，受特拉滕贝格启发的法律永远不会得到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代表了反叛者的胜利。

这并不是他们的看法。对于那些对政府权力抱有无限信心的人来说，小步前进似乎是懦弱的蓄意阻挠。对于那些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手段实现个人转变的人来说，提供经济支持看起来像是贿赂一一而且是微不足道的贿赂。对于被一边倒的否定所激励的公众来说，任何积极的、任何具体的东西都被视为威胁。

示威者不准备以任何条件宣布胜利。西班牙的愤怒者们就是这样，解放广场上的人群也是这样，尽管有一些地方差异。事实证明，2011年的多次起义不可能超越否定，与现实达成和解。在以色列，达芙妮·利夫周围的组织直接拒绝与政府谈判代表谈判。他们在宗派美德方面仍然固执己见。但即使是那些向政府伸出援手的人，比如施穆里和他的学生会，也否认了这一结果。

到那时，抗议活动已经达到了高潮。最后一次大规模示威是在9月3日。10月3日，警方拆除了罗斯柴尔德大道的帐篷城。零星的示威活动持续到2012年，但人数减少了，媒体的关注也减少了。政治力量集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