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奥巴马总统代表了当权的宗派情绪。抗议活动使他能够对该国的统治机构提出批评，并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对其合法性的怀疑。

八月的伦敦，或者反复出现的虚无主义问题

2011年8月4日星期四下午6点15分，马克·达根在伦敦托特纳姆社区与警方发生冲突时被枪杀。由于英国警察枪杀事件的官僚作风令人难以理解，这一事件的细节直到今天仍不明朗。29岁的达根显然携带武器，据说参与了犯罪活动。

6日下午，120多人聚集在英国托特纳姆警察署前。一份政府委托的关于伦敦骚乱的报告说，该组织是由达根的“家人和支持者”组成的，但我想知道死者的个人关系是否真的延伸到那么远。有些人可能是被指责的乐趣所吸引。大多数人对警察都有一种真诚的厌恶。抗议活动最初是和平的，但到了晚上8点30分，发生了严重的骚乱，警车遭到袭击并被点燃。

于是，为期四天的骚乱和抢劫开始了，伦敦数十个社区遭受重创，并蔓延到英国其他城市。在流血和破坏中，达根枪击案很快就被遗忘了。它曾经是一个火花，但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不是一个事业。在结束之前，已经有5人死亡，数十人住院，无家可归，造成了价值5亿英镑的损失。

与解放广场和太阳门广场不同，伦敦骚乱没有收到Facebook的邀请。但参与者积极使用黑莓短信服务(BlackBerry Messaging Service，简称BMS)

受影响社区的年轻人。《经济学人》将这些骚乱命名为“黑莓骚乱”。
“352011年8月，全球信息领域在伦敦发挥作用。

与2011年其他事件不同的是，犯罪行为是骚乱的显著特征。许多被捕的人以前都有过违法经历，四分之一的人过去犯过10多次罪。36但是，这一事件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场快速推进的犯罪浪潮。这是法律及其执法者权威的崩溃:完全不是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伦敦罪犯的角色与祖科蒂公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相似。他们用行动展示了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找出骚乱的“原因”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两种宇宙叙事最终结晶并相互对峙。第一个讲述了一个社会压迫和剥夺的故事:它将骚乱归咎于政府削减开支和随之而来的服务缺失，以及失业、不平等和种族主义。第二种叙述谴责了英国人的道德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骚乱者是一种权利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容忍不当行为，却不要求任何责任或自我约束。

事实上，2011年的伦敦骚乱是一系列极其复杂的人际互动。我不知道如何去证明一个或几个原因导致了这次事件。我怀疑，对这种宇宙原因的探索，更多地是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热情的驱使，而不是出于分析的好奇心。

我不需要解释暴动，所以我就不解释了。我要做的是，把这一事件放在公众与权威之间的全球冲突的背景下进行框定。我还将表明，它增加了2011年一个阶段变化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有利于公众的重大战略逆转，公众现在占据了信息和传播的高度。

这一切似乎都没有特别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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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事犯罪行为，公众也是公众。英国各地约有1.5万人参与了骚乱。他们在一件特殊的事情上有着共同的兴趣:偷东西、砸东西却不受惩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效地废除现有的权威一一政府、属性的保护者、令人讨厌的警察。暴乱者在游戏的早期就做到了这一点。新闻媒体和网络上传播的图片显示，年轻人闯入商店抢劫，而警察站在一旁，看起来很困惑。在骚乱发生之初，英国当局就像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中一样无能为力，反应迟缓。

暴乱参与者在数量上的优势加上战术上的通讯指挥，使他们的优势更加明显。他们在伦敦不太富裕的地区肆意妄为，他们可能就住在那里，但他们也利用BMS组织袭击伦敦购物区的消费中心。

来自伦敦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伦敦中心牛津广场!!光秃秃的商店要被砸烂了,所以来拿点(免费的东西!!)去他妈的联邦政府，我们会把他们和我们的暴乱一起送回去!>:哦…37

牛津广场实际上成了骚乱的发生地。

BMS系统为暴徒提供的战术优势成为了警察的战略噩梦，他们可以窃听信息，但很快就会被大量可用信息所淹没。伦敦大都会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关于骚乱的报告在社交媒体这一主题上很有意思。

8月的事件表明,社交媒体如今被意图制造混乱的人广泛用作策划和沟通媒介。

[……]公安部无法全面实时监控社交媒体,因此无法走在事件的前面。

具体来说,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技术都没有足够的弹性来审查、捕获和下载大量的公开信息

这些文字可能是突尼斯、埃及、西班牙或以色列统治阶层中的官吏写的。他们被压抑的愤怒沸腾了。一个“意图制造混乱”的人竟然在沟通和智慧上胜过当局，这是对自然秩序的违反:是对神圣的践踏。信息海啸席卷了英国政府和伦敦警方的权力。

肇事者与2011年的政治叛乱分子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然而，他们并不是“黄金青年”，尽管他们对BMS系统的精通表明他们有能力购买同样类型的电子设备。对警察的仇恨是将街上的乌合之众融合成真正的公众的共同参考点之一。警察代表着一种他们希望从地球上消失的权威结构。否则，他们就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可言。当被问及他们为什么抢劫时，最常见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一位参与者把问题反过来问：“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获得新东西的机会?”39

暴力和犯罪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他们关注的是特定的对象:警察、专门销售数码产品的商店。通过YouTube的魔力，你仍然可以看到2011年的年轻掠夺者从伦敦的商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等离子电视，抱着电子游戏。他们想要享有盛誉的小玩意和娱乐，这些都是富裕阶层的产物。但是，像其他民主国家的反叛者一样，他们在他们所希望的生活和使这种生活成为可能的制度之间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精神分离。这种间接的自我毁灭的方法再次提出了虚无主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一会儿会多说一些。

现在应该很清楚的是，英国当局不仅在2011年的骚乱中没有尽到责任，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没有尽到责任。政府首脑、内政大臣、伦敦市长和反对党领袖都在国外度假，不得不匆忙赶回国内。官方安抚和控制局势的声明似乎与电视屏幕和笔记本电脑上铺天盖地的画面脱节。暴乱者所憎恶的警察，现在又招致了属性所有者的敌意。自保的平民团体自发形成，媒体略带贬义地给这些团体贴上了标签

source data which needed to be processed. 38

"义务警员"，但可以说是在接近自然状态的情况下表现出明智的行为。
在许多地方，在8月的那四天里，政府的合法职能失去了控制。

在暴乱后的震惊中，英国政府开始考虑自己在信息和通讯方面的劣势问题。它提出的解释，足以让穆巴拉克哈哈大笑。对图像和感知的控制——演示效果——是最重要的，正如2011年中心层级的典型情况一样。政府任命的专家组注意到了这一点

英国内政事务特别委员会(Home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表示，骚乱蔓延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电视和社交媒体传递的感知是,在一些地区,警方失去了对街道的控制。40

但失去控制并不是一种感知。这是地面上的现实。所以这里隐含着一个想法:如果电视描绘了一个不同的现实，真正的现实将不复存在。该小组建议，“广播媒体”应该“继续努力”，以提高其准确性和清晰度，并保持“最高的新闻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建议在公共骚乱期间，把购物中心里快乐的英国人的画面放在电视上，但事情的精神是一样的。

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态度也在意料之中。托特纳姆区议员提议关闭黑莓即时通讯服务。首相戴维·卡梅伦同意，合法当局需要对公众的数字表达能力施加限制。“当人们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暴力活动时，”他说，“我们需要阻止他们。41他没有说该怎么做，这番勇敢的讲话也没有带来什么成果。然而，他的心态却很能说明问题。认为政治权力可以关闭信息领域的信仰被证明不仅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独裁者的幻觉。这是中央政府持续存在的幻觉。

英国骚乱与2011年的其他事件不同，尽管差异并不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公众的观点和愿望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而不是犯罪行为。在托特纳姆和牛津广场上扰乱和平的年轻人厌恶权威，并相应地做出了行为。适当考虑的话，他们的行为也与政治抗议者的世界观相一致一一事实上，比抗议者的行为更一致。只有在英国，混乱才演变成暴力，因为只有骚乱者的行动才将2011年的否定推到了合乎逻辑的结论。

我可以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我的意思。它是这样的。

假设占领者长长的否定名单准确地描述了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民选政府不对人民负责,实际上是企业的独裁。在银行和企业剥削工人毒害自然的同时,它们所控制的政府却压制言论自由,在海外谋杀和折磨无辜者。民主游戏的规则是一种诡计，一种掩饰真相的诡计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最富有的1%对最底层的99人的压迫。

如果这真的描述了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下的生活,那么理性的反应会是什么?

2011年的政治反叛者们对这个问题含糊其辞。大多数人都是舒适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对当下的戏剧太感兴趣了，无法接受自己言论的含义。于是，他们占领了一个公共空间，抗议现状，希望某种外部力量一一大概就是他们如此鄙视的政府—一能带来改变。

英国暴徒的行为就好像政府、警察和法律都缺乏合法性一样。我坦率地承认，他们没有考虑清楚这一点。他们没有写宣言，也没有喊出聪明的政治口号。但他们的宣言也不是无声的呐喊:他们偷窃、焚烧，有时还杀人，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具身政治抗议者一直呼吁的变革。后者拒绝了他们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暴徒则将后果付诸行动。

暴徒们生活在一个无因无果的世界里。他们设想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斥着手机、视频游戏和等离子电视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破坏了使这种生活成为可能的过程。他们表现得好像理想的事物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他们脚下的草一样。可恨的权威制度只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我将英国政府对骚乱的笨拙反应与穆巴拉克政权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进行了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中央和等级制度的授权似乎比民主或威权主义更重要:这是民主国家抗议者的抱怨。但是，同样地，在某种程度上，公众的否定和否定必然会提出虚无主义的问题。英国的犯罪公众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公众最相似，都无视这一界限。

2011

福克斯的面具能告诉我们什么人的混乱

2011年的抗议者只在好莱坞版中通过他们的幻想生活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本书描述的几乎每次抗议活动中，你都会发现人们戴着2006年电影《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中流行的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这对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无法想象列宁、毛或卡斯特罗会允许他们的同志假扮一个虚构的人物。

对复仇情节剧的迷恋暗示了2011年的年轻违法者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以及他们想象自己在做什么。

1606年，盖伊·福克斯因参与火药阴谋炸毁议会而被处决。这个面具传统上是在“盖伊·福克斯之夜”戴着的，人们会用篝火庆祝阴谋的发现。好莱坞颠覆了这个故事。这部电影描绘了一个由狂热的宗教专制政府统治的未来英国，其迫害听起来就像占领华尔街的受害者目录：“移民、穆斯林、同性恋、恐怖分子、疾病缠身的堕落者……“V”是一个戴着福克斯面具的神秘人物，为了推翻政府，他实施了一场暴力狂欢。影片的结尾是，戴着V形面具的庞大人群压倒了安全部队，背景是国会大厦和大本钟爆炸的音乐声。

在对自己所处的地点和时代的厌恶中，V有时听起来像是一名愤怒者。“事实是，这个国家出了严重的问题，”他沉思着。但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动作英雄，在影片的132分钟里，他亲自屠杀了统治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这种对正义大乱斗的渴望，以优秀的电影风格，丝毫不受质疑。

虽然这很难说是2011年的政治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V字仇杀队》对参与者的影响。WaelGhonim用盖伊·福克斯的面具来强调他作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说过”Facebook页面管理员的匿名性:

2006年,我看了电影《V字仇杀队》(Vfor Vendetta),爱上了这个神秘战士与邪恶作斗争的故事。当我创建Facebook页面时,我仍然受到这个想法的影响:一个匿名哨兵的概念,他试图唤醒身边的人，激励他们反抗政府的不公正。为我的文章《你是谁,行政先生?》我用了电影主角所戴的与众不同的面具作为主要形象。44

“我认同V对改变的渴望，”温文尔雅的高尼姆解释说，“尽管我绝不赞同他的暴力手段。”对于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

这个面具最初是由黑客组织“匿名者”(Anonymous)引入的，用于抗议政治，该组织声称自己拥有与《V字仇杀队》(Vfor Vendetta)主角类似的巨大力量。“匿名者”只能被描述为第五波的变种后代，从最虚无主义的元素中衍生出来

，它在公众与权威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不确定的角色。它的成员有时说话像革命者，但通常表现得像伦敦的暴徒，窃取数据和破坏网站，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最终被确认身份后，他们都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激进政治活动。当他们夸口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lulz”时，他们是认真的。45

匿名者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YouTube上一系列以面具为主题的夸张视频中，黑客们做出了许多威胁一一比如，要和支持者一起“涌入曼哈顿下城”、宣布“向纽约警察局宣战”、利用黑客技术“抹掉”纽约证券交易所。事实证明，这更像是一出戏，而非现实。一段视频传播了向抗议者喷洒胡椒喷雾的警察的姓名和个人资料。拒绝服务攻击拖慢了纽交所的速度，并使其下线了几分钟。除此之外，黑客社区对2011年的动荡唯一持久的贡献，就是用V面具重新连接了它。46

我不想把这件事说得太过分。就像命名惯例一样，对《V字仇杀队》的迷恋是更大冲突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它揭示了抗议者的一种情感取向：他们在极端程度上是自我戏剧化者。他们的言语和行动之间的脱节，他们对结果的理解和对原因的冷漠之间的脱节，可以用这种特质来解释。

和V一样，他们的自我戏剧化表现在否定的姿态上一一否定、指责、毁灭、抹去历史、留下未来的空白。影片以对旧政权的摧毁作为结尾。剩下的事情自然会水到渠成。“只要有足够的人，炸毁一座大楼就能改变世界，”V曾宣称。但这只存在于小说中。

瓦埃尔·高尼姆得到了近乎完美地扮演V的机会。作为一股默默无闻的政治力量，他折磨穆巴拉克政权，集结反对者，并协助策划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然而，在胜利的那一刻，需要的不仅仅是否定。电影已经结束，但埃及的戏剧还在继续。高尼姆是现实生活中的V，一旦反对的姿态失去效力，他就缺乏一个可以遵循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