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这本书的重点是政治，因为我个人关心民主的未来，但也因为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分析政治事件。这是我自己的特殊领域。但我也可以把科学机构或大学不稳定的未来作为我书的首要主题。战场无处不在。对权威的攻击已经扩展到社会景观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在那里，既定的等级制度面对着控制新交流平台的公众。

在本章中，我的意图是说明这种更广泛冲突的某些方面，并反思其后果。一些权威领域——科学、金融机构、商业一—已经被用来代表其他领域。许多其他机构本可以在一出类似的失落与困惑的悲喜剧中扮演同样的角色。政府在这里是次要的，但从来没有完全缺席。它为科学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并对银行和企业进行了监管，但效果并不确定。权力和金钱永远不能被完全抛弃:这是阴谋论者满意的源泉。

另一方面，真正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阴谋来解释，如何解释权威的危机和制度的不稳定行为。

如果SCIENCE是THE的神，那么THE就站在了决定的边缘

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皮卡迪利大街召开会议，宣布了阿瑟·爱丁顿在巴西北部普林西比岛和索布拉尔市探险的发现，这是现代科学在公众中享有声望的划时代时刻。这关系到宇宙的形状。

爱丁顿是剑桥天文台的负责人，他在5月29日日食期间测量了光的引力曲率。牛顿的宇宙，以其绝对空间的概念，预测了0.87弧秒的曲率。然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抛弃了绝对空间。它假设了一个自我折叠的宇宙，有限但无限，并预测了引力曲率大约是旧模型的两倍。“恒星应该看起来从太阳向外偏移了1.7秒弧，

爱因斯坦在1916年写道

聚集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杰出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爱丁顿的测量结果显示，光的曲率略高于1.7弧秒。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爵士强调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它们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说着这些话，宇宙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形式。

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狂热。伦敦《时报》的标题是“SCIENCE革命”。“牛顿思想被推翻。”论文热情地表示，爱因斯坦的理论将“需要一种新的宇宙哲学，一种将扫除迄今为止所有被接受的哲学”。《纽约时报》也不甘示弱，称爱因斯坦预言的证实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一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第二天，它的标题是：“天空中的灯光都歪斜了。 ,,

这种反应只有放在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自18世纪以来，伏尔泰等知识分子感到有义务涉足化学实验，科学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知识中最严谨的领域。科学意味着说话具有极大的权威。我们已经看到，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给他的体系贴上了“科学管理”的标签。早在几十年前，马克思就把他的政治理想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乌托邦式的计划。

一般来说，科学家的声望来自于这样一种信仰，即他探索了神秘的领域，并为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利益。但这一事件的某些特殊条件有助于放大爱因斯坦成就的共鸣。

这是大众传媒时代的第一个重大科学突破，而且它发生在一个只有少数杰出专家才能理解的领域。当被告知人们相信世界上只有三位科学家能够理解广义相对论时，爱丁顿安静了下来。“我只是想知道第三个可能是谁，”他解释道。新闻媒体告诉公众，宇宙的结构已经被具有超人智慧的人以难以理解的方式改变了。科学家们被伪装成柏拉图式的守护者:高高在上、高高在上。

6.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20

这一事件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直接而痛苦的时期，但却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琐碎竞争。一个由英国赞助的考察队以牺牲一位英国天才为代价，证明了一位德国理论家是正确的。科学工作者是无私追求真理的旧观念似乎得到了证实。

爱因斯坦的公众形象有力地强化了这一点。他成为了第一位科学家媒体明星，他小心翼翼地努力符合曾经被应用于基督教圣人和古典时代哲学家的刻板印象:一个如此致力于真理和智慧的人，他把所有世俗的欲望都远远抛在脑后。爱因斯坦忧郁的眼睛、浓密的胡子和凌乱的头发，为两代公众具身了科学，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对人类对财富、权力和私利的正常激情的冷漠。

我觉得将1919年11月的那一刻与我们自己的时代进行比较很有启发意义。当时，科学家们的言论毫无疑问是权威的。他们所属的机构一一英国皇家学会、普鲁士科学院一一为他们的工作质量提供了保证。反过来，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个深奥的话题时，也找到了热切的听众。

工业时代的等级制度没有受到挑战。没有人怀疑爱丁顿的发现，也没有人要求看原始数据。奇怪的是，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科学工作是混乱的。爱丁顿并没有简单地提出光的引力曲率为1.7角秒的单一测量值。有很多测量结果，一些来自普林西比，一些来自巴西，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评估和平均。

向皇家学会公布的数字或多或少是通过任意排除异常值得出的。爱丁顿的发现被证明是有效的，但这些发现既基于他对爱因斯坦计算的信任，也基于他的考察所收集的数据。

在爱因斯坦取得胜利后的大约一个世纪里，科学的实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中:仅在美国就投入了大约4000亿美元

2009.富裕的代价是研究的集中化和制度化。政府、大学和企业界组成的铁三角控制着科学家个人的职业生涯。结果，追求真理的孤独而无私的理想被科学家官僚的理想所取代。尽管科学的各个领域差别很大，但一般来说，科学的成功与其说是由研究成果的质量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为机构带来“研究支持”的能力决定的。

从业人员通过忠实地、毫无疑虑地服务于他们的机构主人，从而上升到科学机构的顶端。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这一点不亚于在民主国家。政府对研究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上的考虑。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向癌症宣战”。如今，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气候变化的研究在政治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公众对具体结果的期望所产生的压力使诚实的科学行为变得复杂。

人们对科学方法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所有科学家都认同的唯一方法是同行评议过程。这一方法也面临着压力。同行评议的前提是有独立思考的专家来评估可管理的数据集。通常，在第五次浪潮时代，这两个条件都不适用。今天的科学家以团队为单位工作，研究的主题可能非常专业，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理解和回顾文献。作者和审稿人可以在一个相互欣赏和保护的亲密圈子里互换位置。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对知识的限制会导致一位分析人士所说的“研究卡特尔”，它会积极扼杀少数或非正统的观点。 5

与此同时，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必须审查的数据量激增，超出了现有机构的吸收能力。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已成为对数据进行排列和建模的必要条件，而且通常需要高级的统计技能来评估任何发现的有效性。包括审稿人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同行评议过程作为一个更简单时代的遗留物，因此越来越不能保证许多科学领域研究的完整性和合法性。6

总而言之，自1919年以来，科学实践从宗派边界(爱因斯坦的发源地)转移到一个由大型官僚机构主导的中心。从事科学实践的科学家们被吸收进了服从上级命令的等级制度中。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间的距离一一让我们回忆一下，爱因斯坦是后者中的一员一一极大地扩大了，通常的障碍被竖起来阻止入侵者进入权威的内部殿堂。例如，科学期刊的费用变得令人望而却步，因此只有机构才能付得起订阅费。头衔、终身职位和奖励激增。在这方面，科学机构的行为与政府、新闻行业和工业时代其他机构的行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机构都声称对信息拥有垄断地位，以证明自己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是合理的。

可以预期，不守规矩的公众最终会挑战现有秩序的这样一个支柱:事实就是如此。业余爱好者从许多方面涌入了科学领域。为了本章的目的，我只要稍微提一下两件发人深省的事情就足够了。

第一个事件始于一种熟悉的仪式:控制着信息领域的公众，以一种完全出乎权威意料的方式行事。2009年11月19日，有人入侵了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数千封电子邮件，并在一个不知名的俄罗斯服务器上向公众公布了这些邮件。电子邮件上的名字属于参与全球变暖研究的最杰出的气候学家，其中包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许多主要贡献者。这封邮件的发布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计划于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协调气候变化政策。

从这些电子邮件中，人们看到了气候学等级制度的一幅不太讨人喜欢的肖像，这是自然而然的。科学家们听起来虚荣、小气、偏狭、沉迷于媒体报道，对外人辱骂。当涉及到自己的数据集和计算机程序时，他们往往显得一窍不通。在这方面，他们面临着与爱丁顿相同的问题:地球过去的温度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而是对许多温度“代用物”的解释，比如树木年轮和冰芯。这些电子邮件清楚地表明，气候学家发表的断言超出了他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一一无论如何，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已经丢失了。在这里，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爱丁顿不知道，也可能无法想象:根据《信息自由法》(FOIA)，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求提供论文中引用的数据集。

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阿尔法官僚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University)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英国CRU负责人菲尔·琼斯(PhilJones)。这两个人互相提名对方获奖，并向同事施压，要求他们签署支持IPCC正统观点的请愿书。忠诚和不忠诚的问题，维持该组织的信息垄断的问题，充斥着他们的电子邮件。激怒这些机构看门人的威胁是那些闯入的局外人、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提出所有这些FOIA请求的“怀疑论者”和“反对者”。

曼恩、琼斯和他们周围的一群科学家把自己包裹在同行评议过程的斗篷里，而“怀疑论者”一直回避这种过程。他们是经过认证的科学专业人士，在合法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他们的信条，是他们权威的来源。但由于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他们所在领域的同行评议，而这些电子邮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让不同的声音远离期刊和媒体，因此他们的说法建立在一个循环逻辑之上。很明显，本应匿名的评审过程已经成为气候学领域的一个舒适俱乐部。以下是琼斯给曼恩的信：

你可能认为基思或我已经审阅了你的一些论文，但我们并没有。我审阅了雷和马尔科姆的论文,希望是建设性的,我认为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我也知道你非常有建设性地审阅了我和加比·海格尔的论文。8

当持不同意见的作者终于设法在《气候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同行评议的论文时，曼恩的反应是攻击并使该出版物失去合法性。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停止将《气候研究》视为合法的同行评议期刊。也许我们应该鼓励气候研究界的同事们不再向该杂志投稿或引用该杂志的论文。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的资深人士汤姆·威格利(Tom Wigley)对气候研究中的“垃圾科学”感到厌恶，他建议“直接去找出版商，指出他们的期刊被认为是一种垃圾。

在审稿工作的幌子下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介。威格利的想法是对《华尔街日报》进行一种驱魔，包括清除允许发表这篇违规论文的编辑。

迈克让编委会成员辞职的方法可能不会奏效——他必须把冯·Storch也除掉……我听说发行商对von Storch并不满意,所以上述方法可能也会消除这一障碍。11

曼恩似乎特别震惊的是，这篇相反的论文的作者之一是来自哈佛的有资格的天体物理学家。

这次最新的攻击使用了一个妥协的同行评议过程,作为一种工具，在明显合法的科学审查的幌子下发起一场科学虚假信息运动(通常是恶意和个人的),允许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哈佛”的绰号。12

这些电子邮件显示，世界领先的气候学家正忙着组织一个研究联盟。当同行评议过程支持他们的立场时，它就是一种合法的权威来源。当它为正统的批评者提供了一个平台时，它就受到了损害，如果不是恶意的。粉碎不同观点的愿望，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与追求真理变得难以区分。在这一尝试中，他们最终失败了，但电子邮件显示，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

在许多官僚主义的绝望背后，隐现着史蒂夫·麦金太尔的影子。我们以前听过他的故事:一个撞进权威内部圣殿的业余爱好者。麦金太尔是加拿大人，有数学天赋，2002年左右对气候科学产生了兴趣。他的博客“气候审计”(Climate Audit)成为气候数据怀疑论者组成的喧闹而重要的社区的中心参考点。几乎所有在电子邮件中抱怨的FOIA要求的数据都来自麦金太尔和他的支持者。

麦金太尔与气候科学的关系与瓦埃尔·高尼姆与穆巴拉克政权的关系是一样的。他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被颠覆性的新技术赋予了权力，他的行为方式让中心的官僚们感到震惊。

琼斯在早期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对网络没什么兴趣。
“……我会忽略那些所谓的怀疑论者，直到他们进入同行评议的舞台。

“我知道世界在变，我们做事的方式也在变，”很久以后，琼斯带着明显的遗憾回忆道，“但这些要求和各种简单的错误，不应该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妥善处理事情的方式。”他是那些伟大的工业机构的声音，看着他们的世界陷入混乱。

尽管气候学家在内部邮件中偶尔承认麦金太尔的计算是正确的，但在外部，他们觉得有必要在每一步都毫不妥协地诋毁和谴责麦金太尔。“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这个白痴做出任何让步，”曼恩告诫一位英国同事。在给琼斯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曼恩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我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我不会回复，甚至不会承认收到了他们的电子邮件。在我看来，没有理由给他们任何数据，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在自担风险!"16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本·桑特(Ben Santer)最好地表达了人们的共同信念，即麦金太尔代表了大门内的野蛮人：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再容忍麦金太尔先生和他的亲信的行为。…]在我看来,史蒂夫·麦金太尔是气候科学界自封的乔·麦卡锡。我不愿意接受他对我的科学研究进行麦卡锡式的调查…今后我将继续拒绝这样的数据要求。我也不会向麦金太尔提供计算机程序、电子邮件通信等。我对这些问题的感受非常强烈。我们不应该被科学上的操场恶霸所胁迫。17

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这种恐惧和厌恶的对象不是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arthy)这样的美国参议员，也不是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麦金太尔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博主，除了说服别人之外，没有别的力量。这是自爱因斯坦时代以来的新鲜事物，科学家们无法忍受的是被闯入者质疑的行为。在他们的交流中，气候学的主要实践者也不像爱因斯坦。他们听起来自私自利，思想封闭，与公众对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完全相反一一而且，在电子邮件公布后，他们被曝光

这个不讨人喜欢的方面，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对CRU邮件的报道以一种全球信息领域典型的不稳定方式进行。大众媒体不确定如何理解这个故事，一开始对它避而远之，但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在博客圈爆发，首先是围绕气候审计的重要社区。11月20日，《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气候门:人为气候变化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18就这样，这件事有了一个永久的、或许缺乏想象力的名字。新闻媒体现在蜂拥而至，报道的倾向性完全取决于消息来源在人为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编辑立场。CRU的科学家们同样毫无想象力地坚称，他们被断章取义了，这一事件暴露了“怀疑论者”发起的一场“人格诋毁”运动。19

后果难以预料。对气候科学信任的侵蚀可能是哥本哈根峰会失败的部分原因，但这很难证明一一而且，无论如何，这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涉及电子邮件的几位气候学家，包括曼恩和琼斯，都受到了他们所在机构的调查。虽然他们作为科学官僚领主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他们都被证明是清白的。考虑到是“中心”在调查“中心”，这样的判决是可以预见的。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公众如何判断这件事。

我相信公众对科学的评判比科学机构对自己的评判更为严格。我承认这一点也很难证明:据我所知，在气候门事件发生前后，没有任何公众对科学信任的衡量标准。也没有回溯到1919年的数据。现有的调查显示，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度显著下降，但我怀疑它们低估了事实:许多人在被问及科学时，仍然想到爱因斯坦，而不是东安格利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中心。他们深情地回忆起那个孤独的真理追求者，却看不到那个官僚主义大师。只有在关注具体问题时，公众才会承认，甚至是对自己承认，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有多大。

左派人士认为，科学是大企业的工具，科学家们愿意用转基因食品毒害我们，折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