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动物为他们的老板赚取更大的利润。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这是足够准确的。不可否认，企业支付并控制了所有科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

对于右翼人士来说，科学已经成为大政府的使女，引发气候和环境恐慌，为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施越来越严格的政治控制辩护。这种说法虽然言过其实，但总体上是正确的。政府的支持是当今科学研究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权力和政治利益，就会给予这样的优待，那就太虚伪了。

CRU邮件中披露的信息可能会促使公众在一条彻底改变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感知的道路上又迈出一步。这位善良的真理守护者，往好了说，已经变成了偏远精英的自私自利的盟友，往坏了说，已经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不道德的走狗。这种转变是不完全的、不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把受青睐的科学领域排除在外。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并不重要。合法性和婚姻一样，是一个非是即否的命题。你不能部分结婚，也不能部分合法。

我可以间接地把科学界权威的危机追溯到1919年的那一刻，以及公众心中对科学的力量和科学家的本质所形成的期望。这些期望是完全不现实的，但缺乏现实主义是公众与大机构关系的特点。在过去，这抬高了大机构的威望。如今，这让它们暴露在阴谋和欺诈的指控之下。这位科学家辜负了自己崇高形象的失败，侵蚀了他地位的合法性，我怀疑这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

我的最后一件事让我得以一窥这种失宠对科学家个人可能产生的影响。

2009年4月6日，意大利古城拉奎拉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拉奎拉的新老建筑像火柴棍一样倒塌，造成300多人死亡，65000多人无家可归。事后，意大利公众的愤怒转向了国家重大风险预测和预防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这个机构的不幸名字被认为与它的表现背道而驰。检察官起诉了7名科学家

委员会成员被控过失杀人罪，指控他们提供了关于致命地震风险的“不准确、不完整和相互矛盾的信息”。21b>2012年10月，这7人被定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多万美元。

这似乎是一个意大利式的离谱期望落空的案例一一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这一事件包含了许多层次的冲突和困惑。

拉奎拉和加州一样，位于一条主要的断层线上，在4月6日的灾难发生之前，它经历了几次较小的地震。在悲剧发生前几天，风险委员会的科学家官僚们在该市开会评估情况。然而，他们的注意力被两个话题分散了。一个是该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另一件事是一个业余爱好者闯入了他们的特殊领域，这个人就是乔阿基诺·朱利安尼。

当地人朱利安尼声称发明了一种方法，通过使用非常规的指标来预测地震，比如氡水平。他既不是地震学家，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科学家:《经济学人》略带嘲讽地将他描述为核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技术员”。但是，他预测3月29日附近的苏莫纳镇将会发生一场严重的地震，这使他为自己吸引了相当多的注意力，并在公众中引起了一些恐慌。结果证明这是一场虚惊。

在拉奎拉开会的风险委员会成员们担心的，是朱利安尼和他对合法权威的践踏，以及地震灾难的威胁。在闭门讨论科学的过程中，他们多次承认不能排除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然而，当他们面对媒体时，他们似乎对反驳朱利安尼危言耸听的言论更感兴趣。

意大利政府科学官僚机构的高级官员贝尔纳多·德·贝尔纳迪尼斯(Bernardo De Bernardinis)肯定地说：“科学界继续向我证实，事实上这是一个有利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持续的能量释放。”贝尔纳多·德·贝尔纳迪尼斯是七人中唯一一个实际上不是科学家的人。

当被问及公众是否应该喝杯葡萄酒放松一下时，德伯纳迪尼斯回答说:“当然，当然”，并推荐了当地的葡萄酒。24六天后，拉奎拉成了一片废墟。

公众需要对风险进行评估。它合理地得出结论，风险委员会正在这样做。公众听到了一位专家的预测:较小的地震“持续释放能量”意味着发生危险地震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但委员会的专家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做预测。科学家官僚们认为，他们是在反对伪科学，是在重申他们对非法从业者一—非法侵入者的权威。正如一位敏锐的分析师所观察到的，风险委员会的声明“根本不是专门针对地震的，而是关于公众应该将哪些人视为合法和权威的，哪些人不应该被视为合法和权威的。

公众对察觉到的制度失败的愤怒推动了刑事起诉，而定罪则引起了公众的满意。但对科学家们来说，整个事件令人费解。其中一名地球物理学家在被判刑后惊呼：“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26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以回答这个问题来结束我对科学作为一种权威机构的简短考察。

风险委员会的专家们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公开承认科学强加给他们的不确定性程度。他们不愿意公开地说：“我们不知道短期内拉奎拉是否会发生大地震。”在这种不情愿中，他们表现出了典型的中央等级制度。CRU的气候学家也认为，公布他们研究结果的统计不确定性水平会妨碍他们传达信息。“忽视不确定性是不对的，而仅仅以武断的方式表达不确定性是不对的……使不确定性淹没了时间变化的规模， 2基思·布里法抱怨道。28

风险委员会(Risk Commission)等机构代表权威，换句话说，它们的处理方式是确定的。他们声称自己在各自的领域里对真理和谬误都有能力。任何怀疑的迹象都破坏了这一主张。公众

不确定性为不择手段的局外人创造了机会一一像乔阿基诺·朱利安尼和史蒂夫·麦金太尔这样的人——用“垃圾科学”污染公众的思想。

然而，要摆出万无一失的姿态，需要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成功水平，以及对说服手段的垄断。结果，这两个条件都远远没有满足。

意大利专家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们在科学家的抱负和权威官僚的权力之间跌入了沟渠。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成为风险委员会的成员，但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把精力集中在赶走朱利安尼这样的入侵者上，而不是集中在他们专业知识的实体上。

最终，这七人被判有罪，因为意大利公众对科学的过高期望迟早只会导致幻想破灭和感知失败。科学永远不会成为上帝。科学家既不是对抗癌症战争的指挥官，也不是地球对抗气候变化的救世主一一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预见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先知。事实证明，爱因斯坦的预测能力并没有超出他的特殊研究领域。在一个信息过剩、制度障碍崩溃的时代，在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社会里，其结果必然是一种背叛感和惩罚欲。

这些都不能成为起诉的理由，更不用说监禁了。这不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我的论点是这样的:公众与权威之间的深刻冲突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全面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机构被原谅，即使是曾经最受尊崇的科学。在意大利的背景下，对风险委员会(RiskCommission)科学家的起诉，必须被视为一场针对精英的更大反抗的一部分。2013年，这场反抗让一个不知名的政党——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赢得了选举胜利。

掌控着信息领域的公众发现，中央处处存在腐败现象，并利用其新的说服力攻击每一个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将科学错误定罪，只是这场世界大战中的一场冲突。趋势一直是

把这段插曲视为某种意大利特有的，但我再说一遍，冲突是结构性的、全球性的。意大利政府可能特别软弱，很容易被公众吓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2009年的意大利或许可以让我们窥见其他民主政府的未来。

专家们的恐慌，或者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是如何不知道的

如果亨利·罗森瓦隆(Henri Rosanvallon)的“不信任社会”有一个正式的诞生日期，那就是2008年9月15日，周一: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投资银行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终于在这一天破产了。在随后的经济大屠杀中，专家和政治精英们暴露出了惊人的无知程度，而且是在整个世界都能看到的舞台中央。银行家和监管者、政客和官僚一一结果证明，他们都对未来下了醉醺醺的赌注，实际上是在帮助把美国经济推下流动性不足和坏账的悬崖。其后果是立竿见影的、毁灭性的。全世界的普通民众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失业率升至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

六年后的2014年初，受影响的经济体尚未从2008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人们对经济专家的信任已经消失，可能是永远消失了。

当然，我的故事关注的是专家阶层的这场沉船，而不是危机本身。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生平和时代说起是一个合适的起点，正是他把一位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

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主席——这是美国中央银行的一个不祥的名字，通常被不带任何意味地称为“美联储”。根据法律，美联储的使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同时，维持物价的稳定。这些目标背后的主张，我只能用一种神奇的品质来形容。它们预设了一种完全脱离经济现实的预言和控制能力。美联储主席就像《天方夜谭》中的精灵一样，被期望驯服这股旋风。

格林斯潘是在8月份被任命的。两个月后的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超过500点。一万亿美元的持有财富一夜之间消失了。22%的单日跌幅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一相比之下，大萧条之前的股市崩盘的跌幅还不到12%。第二天——“可怕的星期二”——许多著名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他们找不到买家。

无论是美联储内部还是外部，没有人知道市场暴跌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如何扭转自由落体一一或者如何防止一场金融灾难吞噬整个经济。新主席收到了惊慌失措、自相矛盾的建议。尽管美联储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技术性声明来安抚市场，但格林斯潘选择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联邦储备委员会，与它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责一致，今天确认它准备作为流动性的来源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这标志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向低息化转变。

到可怕的星期二结束时，市场已经反弹到创纪录的涨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股市恢复了向上攀升的势头。经济复苏的原因和最初的崩溃一样难以理解，但格林斯潘获得了很大的功劳。30松了一口气的民选官员和新闻媒体都认定，危机期间肯定有人在掌权，而美联储主席，这个职务描述暗示着超人的力量，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这一事件为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18年任期奠定了模式。在此期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通胀和失业率都很低。由于他的地位，格林斯潘被认为应该为持续的繁荣赢得最大的掌声。格林斯潘本人避免提出这种说法。像每一位优秀的分析师一样，他明白未来是不可知的，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影响经济的能力有限。 31

但他是美联储主席，他站在一个巨大的权力等级体系的顶端，我怀疑他认为自己必须被视为有先见之明、能掌控局面的人。他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怀疑，

他形成了一种折磨人的沟通方式，使得不同的观察者对他所说的话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把这种方式称为“建设性的模棱两可”。格林斯潘在公开场合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圣典一样被解读。甚至他的沉默也被解读为阴谋。

格林斯潘因在1995-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而受到赞誉:对许多人来说，他似乎已经废除了商业周期的铁的必要性。在一个难得的骄傲时刻格林斯潘将软着陆理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比较，将他自己对有意义的经济数据的探索与爱丁顿对普林西比和巴西的短途旅行进行了比较。格林斯潘就像爱因斯坦一样，在他的领域里成为了一个高耸的人物，一个专家中的专家，这是肯定的，但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名人。鲍勃·伍德沃德2000年为这位美联储主席写的传记，书名就叫《大师》，让人联想到天才指挥家的形象，他一挥指挥棒，就把经济引向了完美无瑕的表现。

2006年1月，79岁的格林斯潘从美联储退休，《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暗指他“近乎神一般的地位”，并指出他经常被称为“这个国家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艾伦·格林斯潘主导了美国经济政策二十年，”文章反映道。“谁能接替他的位置?一旦他走了，联邦储备会发生什么？”格林斯潘最重要的成就是说服了精英和公众，追求物质幸福需要一位杰出的专家来监督。

格林斯潘代表了一种相对新型的公众人物。他是某种程度上的经济权威，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官僚大师。这种混合体，即专家官僚，与记者、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学行政人员，实际上还有科学家官僚，属于同一阶层。他们似乎都是事物永恒秩序的一部分，但实际上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直到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还在庆祝“受过特殊训练的人”的到来，他们“追求比业余爱好者头脑中自发产生的更广泛的真理体系”。李普曼指出，越来越多的“更开明的指导思想已经聘请了受过训练的专家，或者

他们训练自己，使管理这个伟大社会的人能够理解这个社会的某些部分。简单地说:政府渴望控制，而专家们，作为在等级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换，提出示范如何实施控制。

现代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漩涡。在20世纪，政府中“更开明的指导思想”与他们的专家手挽着手，围绕这一模糊的交易建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威结构。美联储占据了这一高度，并被授予独立的权力，以避免民主进程的污染。但在经济官僚机构中也有许多豪宅。请看下面这张2008年金融危机时联邦政府维持的非常不完整的经济机构名单：

货币监理署(成立于1863年)、联邦储备系统(1913年)、证券交易委员会(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34年)、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1934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1936年)、联邦全国抵押贷款协会(1938年)、金融行业监管局(1939年)、联邦贷款住房抵押公司(1970年)、经济分析局(1972年)、劳动分析局(1972年)、金融犯罪执法网络(1990年)。38

这些机构的专家官僚们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们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大量业余爱好者经常屈服于一种紊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格林斯潘称之为“非理性繁荣”。原始的情绪蒙蔽了公众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大局和共同利益。然而，这位专家是一位无私的知识追求者。如果给他一定的政治权力，让他变成一个专家型官僚，他就会预测经济的运行轨迹，并取得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一一比如更高的就业率，或者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这是体现在美联储使命中的内在信念。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成功的职业生涯似乎证实了这些说法。

把金融体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它在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困惑，往往会导致恐慌，在痛苦中被伪造，并失去了它所声称的能力。体系中的每一个机构都灾难性地失败了，首先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它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宽松货币，助长了一种赌场氛围。像雷曼(LehmanBrothers)这样的投资公司把这些钱拿来“杠杆化”，用手中实际持有的每一美元押注30美元。由政府指定评估投资风险的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给这种复杂的、未经测试的次级证券的评级为AAA:当一切都说了并做了之后，穆迪已经偏离了20倍的标准。白宫和国会向监管机构施压，要求他们接受风险越来越大的抵押贷款，从而吹大了房地产泡沫。

这是精英们的彻底破产二一只有公众来买单。

当金融体系崩溃时，当权者的反应是不可理解的震惊。“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总统感到纳闷。他没有得到答复。“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他妈的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投资金融家彼得·温伯格(Peter Weinberg)在纽约一次疯狂的会议上问道，“政府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雷曼董事会的一名成员问道，在极端情况下，他背叛了对专家官僚理想的坚定信念。 42

之后，这场经济闹剧中的大多数参与者坚持认为，未能预测到经济崩溃是普遍现象。标准普尔负责人在国会作证时说：“对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的急剧下滑感到意外的，并非只有标准普尔一家。”实际上，无论是房主、金融机构、评级机构、监管机构还是投资者，都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在股市下跌之前，关于房地产泡沫的警告比比皆是，但发出警告的人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边缘化。44

无论这场危机是被预测到还是可以被预测到，还是所有的经济预言家，无论对还是错，都只是像n·n·塔勒布(N.N.Taleb)所描述的那样，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之上利用了一股稀薄的随机性，我都没有资格说:谢天谢地，我不是一名经济分析师。 但是，如果我说没有一个是专家阶层的表现，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