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在任何层面上，他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当选总统，给了这个阶层最后一次救赎的机会。候选人奥巴马称这场危机是“一种陈旧和被误导的哲学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哲学在华盛顿主导了太长时间。”46奥巴马总统一上台，就重申了“失败的经济理论”导致了这场危机的论点。“我反对那些理论，”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位新总统认为，在布什执政时期，政治考虑败坏了专家的判断。一个没有这种动物精神并以健全的经济理论为指导的新团队将使国家恢复繁荣。

由政府专家起草并于2009年2月由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实现了总统的理论。为了帮助推销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两位白宫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和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对该措施将如何降低失业率做出了切实的预测。我想他们的报告反映了奥巴马总统的诚意，但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误判。

截至2008年12月，失业率为7.3%。罗默和伯恩斯坦计算出，如果没有刺激措施，到2010年初，失业率将攀升至9%左右，但有了刺激措施，失业率将达到8%的峰值，到2009年年中，失业率将下降得更快。这是新专家团队大胆的预言:结果是，这一预测过于乐观了。在刺激法案通过后，失业率达到了10.1%的峰值，直到2012年底才触及8%——比没有刺激的最坏情况预测还要糟糕得多。从人的角度来看，白宫的数字忽略了300多万失业美国人的困境。

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为罗默和伯恩斯坦在预测方面令人不安的失败提出了两个原因，但这两个原因似乎都没有取悦专家阶层。第一个原因是对实际经济状况的无知。2009年的经济状况碰巧比专家们所意识到的要糟糕得多，尽管他们在统计上有很多神奇之处。第二个原因是对追踪失业轨迹的过度自信。像罗默和伯恩斯坦所宣称的小数点精度那样预测主要经济指标(如失业率)的变动，从来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怀疑，同样不可能的是，在权力结构中处于高位的人士一一一位现任总统，一位白宫经济学家—一在公开场合承认预言的不可能性。在这种矛盾中，很多关于机构权威危机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

事实证明，新政府中的专家们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声名狼藉的前任们好。在实现预期结果方面，新经济理论并不比失败的旧经济理论更成功。专家阶层的破产是两党之间的事情。奥巴马白宫通过发布硬性预测，押注于其专家型官僚与前几任官僚之间的质的差异。如果能效仿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刻意模糊，效果会更好。

并不是说格林斯潘的声誉在海难中幸存了下来。这位曾经无可非议的前主席，在2008年10月被拖到国会面前，被拼命寻找替罪羊的政客们纠缠不休。格林斯潘本人，如此善于让别人认为他是绝对正确的，现在承认自己“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状态”，并犯了一个“错误”—一他发现了“模型中的一个缺陷……”这就定义了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52

格林斯潘总结道：“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的一个关键支柱确实崩溃了。 9他补充道：“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句话可能被认为是他帮助提升到影响力高度的这一阶层的墓志铭。53岁

2008年精英阶层的失败，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因此加剧了对未来的普遍恐惧。当然，公众默许了强加在专家官僚身上的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公众认为会有人掌权，要求繁荣的机构顺利运作，但把肮脏的细节留给中央的阴谋诡计。在丰年里，很少有人抱怨，但当崩溃来临的时候，一种不可战胜的宗派主义使公众没有任何责任感，并允许它把责任完全推到当权者的肩上。

人们的指责遵循着可以预见的模式。左翼人士将危机归咎于对银行业放松管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是这样

正确。右翼人士指责大规模的政治于预经济活动。他们也有很好的理由。但这两种批评，以及其他涉及“贪婪”和更精心策划的阴谋的批评，都没有抓住更大的要点。一方认为只有立法者和监管者才能控制未来，另一方则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从2008年的证据来看，金融机构所宣称的能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而深刻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寻找罪魁祸首的分歧要小于寻找原因。所有在灾难发生时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都被谴责为骗子和恶棍。所有支撑政治和经济现状的理由都受到质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跌至历史最低点。布什政府颜面尽失，共和党在2008年大选中失去了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刺激计划失败后，不信任的浪潮转而对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不利，他们的执政联盟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遭到粉碎。

银行、股市和企业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许多人向政府施压，要求起诉对危机负有责任的银行家—一这种对失败的定罪与意大利拉奎拉地震事件大致相似。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美联储进行公开审计，而另一项针对美国投资者的调查显示，他们对美联储的信任度最低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这位专家型官僚已经名誉扫地，被赶下台。然而，专家的替代品总是另一位专家:伯南克代替格林斯潘，珍妮特耶伦代替伯南克。精英们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败，面对的是除了谴责和惩罚之外，不愿做更多事情的公众。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的非经济后果是一场否定的盛宴，在大众和社交媒体上罕见地一致庆祝。

A CORPORATE BUM' S RUSH, OR THE ECONOMIC RAMIFICATIONS OF

第五次浪潮

如果你想挑战我的假设，可以进入任何大型购物中心。例如，进入泰森百货公司(Tyson)的百货商场(Galleria)，这是高档购物者的黄金消费殿堂，我有时会在下雨天去看看。它建于1988年，1997年进行了扩建，设计师们相信，它看起来“像欧洲的街景”。实际上，它看起来有点像艺术家m·c·埃舍尔(M. C. Escher)的幻觉。

在这里，你将与2008年苦涩的否定绝缘。2011年的大规模叛乱不会给你们带来明显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公众对各个领域权威中心的创伤性攻击:与此同时，泰森的Galleria继续前进，泰然自若地炫耀。商店来来去去，但体制却岿然不动，毫发无损。一个自上而下的、实体的、等级分明的结构—一购物中心—一在一个网络时代似乎还在生存，实际上还在蓬勃发展。

如果你继续这样追问下去，你很快就会陷入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境地。2008年的灾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失败。那些在灾难后名誉扫地、一扫而空的当权者，可以用资本主义精英来形容。他们曾声称对繁荣之源拥有权威，但事实证明，他们既无能又不稳定。资本主义界最接近教皇的人物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现在承认，这一体系未能把握世界的真正运行方式。

然而，现在你来到了泰森的Galleria，这是资本主义教堂里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教堂。你还不如在2008年之前的繁荣期来过这里:没什么变化。看起来，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与我们同在。

因此，我的困境是，如何将公众的反抗和制度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明显生存联系起来。请注意，通过我自己的方法，我无法声称未来会发生清算。我拒绝预言式的分析。我讲的故事必须与经验证据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一般来说，要谈论现在和过去。

因为我发现这种困境被层层卷起，就像洋葱一样，我会试着把它们剥开，一次剥一层。

如果问题是资本主义能否挺过2008年的创伤，答案一定是，“是的，到目前为止。”它可能遭受了可怕的创伤，这将是其灭亡的原因。也许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会意识到2008年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这是不可知的。眼下，在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没有其他选择，没有人呼吁革命，泰森的Galleria向富裕的消费者敞开大门，而不是向抗议者敞开大门。

如果问题是公众的反抗是否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威胁，答案肯定是，“不完全是”。左派人士在2011年谴责了资本主义，但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西班牙愤怒者和美国占领者的宣言中夹杂着反资本主义和反“制度”的言辞，就连以色列帐篷城的抗议者——他们中最温和的——也感到有必要攻击“卑鄙的资本主义”。然而，如果我对2011年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反资本主义只是街头起义者巨大乌托邦野心中的一个元素，他们的目标是废除历史，即决定论

因果的，最终是他们自己的，代表着一个纯化的未来。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这符合反叛者的宗派主义脾气:他们想要抗议，而不是取代。反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它是通往否定的另一条道路一—如果推得够狠，就会通往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互联网人用强大的个性化技术描绘了完美的未来，赞美风险资本家，尤其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样的科技潮人，是他们让这些技术成为可能。

泰森Galleria的繁荣，以及全球各地类似的镀金场所，表明反抗的公众并没有明显地反资本主义，反商业，甚至反对任何特定的公司，无论多么不受欢迎或强大。2010年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件期间，没有发生针对英国石油公司的抗议活动。谷歌和微软引发了欧洲政治阶层的焦虑，但欧洲公众一直乐于利用这些公司提供的平台来逃避和滥用他们的精英。同样，在美国，针对沃尔玛的运动是由有组织的压力团体和民选官员发起的，而不是自下而上反抗的结果。

当公众感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可以以光速猛烈地抨击一家公司。GoDaddy在宣布支持《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Act，简称SOPA)后遭到强烈反对就是一个例子。该法案旨在扩大版权法对网络内容的管辖范围。网上组织的抵制活动非常成功，在24小时内，GoDaddy就屈服了，宣布反对SOPA。这一事件很短暂：一旦GoDaddy改变立场，抗议活动就结束了。但它证明了公众有能力在市场上制造混乱，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进入下一层:如果问题是网络化的公众是否影响了商业行为，答案一定是“是的，毫无疑问”。公众对企业施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像它对政府、政治家、教育者、媒体和服务提供商施加的要求一样:每一笔交易都要把顾客当作一个有积极品味和兴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把顾客当作一个被动的、无差别的群体中的一员。

记住那个难听的词，“分解”。意思是:拆开，拆包一—拆开。就像在政治上一样，群众的解体是一个革命性的经济事件。它标志着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新工业国家”(new industrial state)的终结，在这个国家里，大企业和大劳工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瓜分现代经济的战利品。今天，大企业面临着预期寿命急剧缩短的问题，大劳工正在全面撤退，而消费者——叛逆的公众一—正在掌控局面。

迎合特殊口味的公司蓬勃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亚马逊(Amazon)，它拥有庞大的库存和“像你一样的人”算法，尽管许多在线商店也符合这一要求。(1.4万亿美元商业网络的发展轨迹可以作为公众对反资本主义圣战缺乏兴趣的证据。)要说实体店的成功故事，我推荐星巴克(Starbucks)，在那里你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啜饮着加了肉桂和焦糖的“拿铁”，但没有一丝牛奶，如果这是你碰巧渴望的。

但这些都是暂时的胜利者，他们可能—一其中许多人肯定会一—明天就会被击败和取代。对主体化处理的需求所带来的革命性经济影响，并不存在于“长尾效应”或数字集市的增长中，而是存在于这种需求必然引起的市场动荡中—一在创新和生产的搅动中，在企业组织和企业消亡的搅动中。将其生产系统的僵化强加于公众的工业巨头正在被推翻:经济上相当于穆巴拉克政权的肯定是通用汽车。然而，他们的继任者将在一个被矛盾冲动席卷的景观中领导一种短暂的存在。

遵循流水线的逻辑。我们看到，大众向网络化公众的转变，只有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和全球信息领域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现在，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似乎在起作用一一创新导致了需求的原子化，而原子化的需求又在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领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创新速度。今天的生活感觉就像在一个令人眩晕的变化循环中与一个又一个新事物进行连续的搏斗，这并不是一种幻觉。

在《与机器赛跑》一书中，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迈克菲推测.这种疯狂的创新是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我们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我们正处于大衰退或大停滞之中，而在于我们正处于大重组的早期阵痛之中。”“我们的技术在飞速发展，但我们的许多技能和组织却落后了。”这些作者写道，正常情况下，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会适应当前消费模式的转变。

然而,当变化发生的速度快于预期和/或制度的调整能力时,这种转变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过去十年中,技术的加速发展不仅颠覆了一个行业,而且几乎颠覆了所有行业。59

我觉得布林约尔松和迈克菲的论点有些投机。但请稍作思考，看看上面的图表。对于专门生产旧产品的公司来说，新产品的大量涌现肯定是灾难性的，这不仅仅是猜测。1999年被列入《财富》500强的公司中，有一半到2009年已经退出。根据理查德·福斯特的说法，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20世纪20年代的67年下降到今天的15年。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