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经济——但85%的人不赞成这位反对党领袖。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18%。

在意大利，过去十年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尽管他在监狱里度过一天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在两个月的政治僵局之后，政府是一个由猫狗混杂在一起的脆弱联盟。正在崛起的新政党“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由一名前喜剧演员出身的博主领导，他自称是Beppe Grillo-Jiminy Cricket。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下降到15%。

五星运动(Five Star)等反建制政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出现，表明公众对一如既往的民主政治感到愤怒。这些政党起源于政治光谱的两极边缘，或者是凭空而来，但它们都有着与主流右翼和左翼截然不同的一套主张:它们的承诺都是关于指责和惩罚。他们希望消灭的敌人是资本家、银行家、移民和外国人，也就是欧盟。一些造反的政党，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实际上在权力的门槛上徘徊。其他一些政党，如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实力雄厚，足以让精英们感到恐惧。在每一种情况下，高度现代主义的乌托邦项目和晚期现代主义的胆怯干预都被拒绝，而支持纯粹否定的政治。

在美国，政府的失败有时就像是对公众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监听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数十亿部手机和网络通信。2013年5月，美国国税局承认，在2012年大选前夕，它曾针对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对手进行审计，并一直拒绝给予与茶党(TeaParty)有关的团体免税待遇。在机场和联邦大楼，典型的互动将公众置于国家武装力量面前的嫌疑人和恳求者的角色。政府方面的紧张情绪可以通过军事化的冲动来衡量:教育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都资助了自己的特警队。“大政府”对美国人构成最大威胁的信仰绝不是茶党的怪癖:在2013年12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2%的人认为大政府是美国人的最大威胁

受访者都持这种观点。34

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普遍失灵。2013年10月，美国公众目睹了他们选出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官员未能就预算达成一致。在16天的时间里，直到最终拼凑出一份预算，联邦政府在一个半存在的僵尸状态中摇摇晃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经过三年的准备，总统医改法案的技术和程序要素在起飞的那一刻就崩溃了。2014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该计划的支持率直线下降，降至36%。其他传统的政府活动，如边境管制和邮政服务，似乎把失败当作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政治制度一一—让我们用恰当的名字来称呼它:代议制民主一一在不断失败的压力下正在崩溃。与此同时，政客们被指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党派偏见，据说选民们正在“成群结队地”抛弃民主党和共和党，一项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需要第三个主要政党。这些报告中没有矛盾之处。总之，他们准确地描述了公众和他们不断选举的人之间的裂痕。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70%到80%之间波动。到2013年，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开始时，民众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了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相当的水平:19%。 37

当我回顾这一连串令人沮丧的失败时，关键的问题是，情况是否本可以不是这样。即使政府的主张过于雄心勃勃，政府的能力也可能在困扰民主政治一个世纪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公众的高度期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民主政府的能力和诚信提出更尖锐的问题。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面临着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民主政治是围绕民主政府无力解决的问题而展开的斗争。

寻找政府行为的界限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事情。我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的向导是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他是一位具有统计分析天赋的英国经济学家。38岁

在《为什么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一书中，奥默罗德的持久兴趣是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下理解人类的行为。行动可以是个人的决定，也可以是政府的计划。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是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从分析的角度来说，都是一样的。对奥默罗德来说，问题的核心是演员的意图与他的行为结果的匹配程度。

他的片名给出了答案。奥默罗德发现，在复杂环境中，行为的结果与其所陈述的意图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一点适用于你和我，适用于苹果和b谷歌这样的公司，也适用于联邦政府。大多数事情都失败了，因为我们人类倾向于从狭义的问题角度思考问题，而通常很少注意到这些问题最重要的特征:它们所处的更广泛的背景。当我们认为自己在解决问题时，实际上是在破坏环境。大多数后果将是意想不到的。

奥默罗德的发现绝不是决定性的，但我认为它们极具说服力。他把关于政府边界条件的争论从意识形态领域—一也就是道德和政治领域——转移到了可能性领域，即对人类如何与世界互动的更现实的理解。道德和政治应该从奥默罗德的结论出发:从可能开始。

今天的情况远非如此。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围绕着雄心勃勃的意图和能力要求展开，而这些在第一次接触现实时必然会失败。

这同样适用于商业，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奥默罗德将公司的失败率与物种的灭绝率进行了比较：“描述公司灭绝的频率和规模之间联系的精确数学关系，”他写道，“……与化石记录中描述生物物种灭绝的数学关系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时间尺度不同。 39想想其中的含义。公司想要生存，甚至是蓬勃发展，并按照这些意图行事。他们研究市场环境，起草战略计划，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弱点。然而，最终，他们的失败率与动物灭绝的随机模式“几乎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失败的公司倒闭，被新公司取代，而政府累积失败，使其在系统上更加脆弱。

奥默罗德研究了民主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表现，这些问题一直与他们的野心有关:我称之为他们对能力的要求。失业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每一个当代政府都声称有能力减少失业。2009年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的设计者声称，该法案将挽救或创造350万个就业岗位，并显著降低失业率。这将通过花费大量资金来实现。这必然是政府选择的经济工具。奥默罗德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为了追求充分就业等有价值的目标，吸收了国民产出的更大一部分。在英国，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保存着出色的统计数据，自1946年以来，公共部门的规模占经济的比例比1870年至1938年期间翻了一番。然而，政府扩张前后平均失业率的差异在统计上可以忽略不计。

每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历史轨迹。公共部门大幅增长，而长期失业率未受影响。刺激计划耗资近8000亿美元，但其对失业率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奥默罗德总结说：“无论政府角色的大幅增加带来了什么好处，减少失业——贫困的主要原因一一都不是其中之一。， 40

另一个明确的问题是犯罪。自青铜时代以来，执法和维护人身和属性安全一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你可能会认为，随着政府财富和势力的增长，犯罪率会下降，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1960年至1980年间，美国的犯罪率增加了两倍。今天，在严格执行“三振出局法”和监狱人口空前增加之后，犯罪率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两倍。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涉及各种经济模式和对违法的态度，也出现了犯罪率的急剧上升。一位来自火星的分析师，不被意识形态所蒙蔽，可能会

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政府预防、减少或惩罚犯罪的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犯罪率脱节。 41

在贫困、收入不平等和按阶级、种族或宗教划分的地理隔离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脱节。几十年来，民主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使公民摆脱贫困，更公平地重新分配收入，并整合社区以促进凝聚力社区。尽管做出了这些不懈的努力，但收效甚微。充其量，贫穷、不平等和种族隔离没有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情况恶化了。结果与初衷不符。

对奥默罗德来说，政府的失败是人类状况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使是拥有智能设备和连接能力的信息人，在处理信息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生物。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参与者一一即使是拥有博士学位和大量科学研究成果、掌握着国家强大权力的专家参与者一一也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扰动视而不见。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以神秘的、从根本上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例如，个人层面上的轻微种族偏好可能导致系统层面上明显的种族隔离。42把制度的一部分单独挑出来作为需要政府行动解决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通常是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无论采用何种策略或技术，未来都继续隐藏在不确定的面纱后面。预言和控制都是幻觉。

人类,无论是作为个人行事,还是在公司或政府中做出集体决策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做出决定的目的是实现特定的、预期的结果。然而,我们对正在形成的世界的看法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在任何有意义的意义上预测决策的后果。我们可能想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即使在看似简单的情况下,似乎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决定未来。43

这种对现实的描述打乱了许多现代假设例如，科学技术可以穿透未来。或者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社会关系可以根据某种有远见的原则被理性化。如果奥默罗德是对的，那么今天的大多数民主竞选都是围绕虚幻的问题展开的，而民主政治家要想当选，就必须承诺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表现出了过度的党派之争，那可能是因为政治组织之间的团队合作——对输赢的统计—一保留了一种他们拼命坚持的现实，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会抓住一点漂浮的碎片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未来，政治参与者就会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把进步与对现状的否定和谴责混为一谈。这已经在宗派主义的公众身上体现出来了。从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到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公众拒绝承认现状的合法性，同时拒绝参与制定替代方案。

一种将否定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偏好，已经开始在那些负责维持政治现状的人中间蔓延。对于这种矛盾的发展，我认为大部分责任都落在奥巴马总统身上，他的宗派主义使他回到了我的故事。

贝拉克·奥巴马和否定的乐趣

公众反抗的假设如果成立，必将对政府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等级制度反应迟钝，容易出其不意，在信息领域的争论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了。那些以召集集体行动意志为己任的人，已经失去了信任和合法性。各地的统治者都面色苍白，战战兢兢地成为自己言辞的囚徒。出于纯粹的历史原因，民主统治者被谴责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并宣称自己有能力:这就是游戏的方式。但是，民主的游戏现在正与现实交战。结果是持续的失败。

民主派所面临的困境，其危险程度不亚于独裁者。政客们必须承诺不可能的事情才能当选。当选官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在肯尼迪时代，公众和精英们把目光从天皇身上移开裸体。相比之下，我们把布什总统在伊拉克的失败和奥巴马总统在经济刺激计划上的失败当作炫耀，就像战败的酋长在罗马人的胜利上炫耀一样。在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民主的生活已经被简化为展示和沉思皇帝的顽皮行为。需要一条摆脱现代民主乌托邦式野心的出路，民主政府才能得以维持。

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的崛起和复活。

这位总统曾因简历上有“社区组织者”的头衔而受到反对者的嘲笑，但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使他与叛逆公众的言辞和自我形象保持一致。社区组织者被期望揭露、谴责、激起义愤。他不断地纠结于现存秩序的诸多不公正.他以英雄的姿态要求变革。而变革本身则被推给了其他负责任的一方一一通常是政府机构。组织者进行否定，而不是行动。总统对民主政府的愿景也可以用类似的术语来描述。 44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作为一名来自边境的叛乱分子竞选总统，但很明显，他最初希望通过实施罗斯福和约翰逊传统的大项目，从中间派的角度进行治理。这是一个棘手的转向，而且，正如我所展示的，总统从未成功地完成它。他支持的项目拖累了他的人气。那些被落实为法律的措施，比如刺激计划，引发了茶党起义，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瓦解了他的执政联盟。

在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对形势的变化做出了衡量，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雄心。无论是出于计划，还是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出于气质，他恢复了一个正直的局外人对腐败的建制派喊冤的姿态。他在言辞上与自己办公室的权力、与中心保持距离，并放弃了那些导致b他的政府走向失败和失败的能力和英雄计划的主张。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很少有观察者能理解这种做法与历史的脉络是多么格格不入。美国总统被认为是实干家和成就家一一精通立法、政策和政治。奥巴马总统似乎对融入这种模式不感兴趣。他是在一股反对权威的浪潮中崛起的，而当他被打倒时，他也被打倒了

被认为是权威。公众对政府感到愤怒和厌恶。从此以后，他将成为这种愤怒和厌恶的代言人。这位经验丰富的社区组织者将拥抱并加强公众对现有秩序的不信任。

总统成了这个国家的主要控告者。由于国会的党派分歧，他不再需要追求积极的立法计划，他把自己裹在好斗言论的温暖毯子里，背弃了民主政治中激烈的妥协。

从2010年到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大量的问题和事件引起了奥巴马总统的谴责。所有这些都符合政治上分裂的“楔子”形象:特雷冯·马丁(Treyvon Martin)枪击案中的种族主义、经济上的不公正和市场体系的不平等、对妇女、移民、同性恋权利的推定侵犯。在一次引人注目的政治策略中，总统的连任竞选忽略了他在任期间的成就，并再次将他描绘成一个与现状抗争的叛乱分子。他的对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发现，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的职业生涯让他成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的百万富翁集团的一员。作为指控者，总统可以摆脱在位的负担。在茶党叛乱的灾难发生两年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相对轻松地赢得了连任。

2013年4月26日，奥巴马对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发表讲话，这是他连任六个月后的讲话，他可以像任何美国政治人物一样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中可以看出他风格的大致特征。总统首先选择了一个引起分歧的话题——在这次演讲中，是堕胎和计划生育。然后，他用模糊但强大的力量来框定这个问题，这些力量希望践踏普通公民的权利。

因此,事实是,经过几十年的进步,仍然有人想让时光倒流,采取更适合上世纪50年代的政策,而不是21世纪的政策。当涉及到妇女权利时,他们参与了一项精心策划的历史性努力,使基本权利倒退。

42个州已经出台法律,禁止或严重限制妇女选择的权利……

在北达科他州,他们刚刚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你选择的权利选择,早在6周就开始,即使女方被强奸。一个女人可能在怀孕六周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这太荒谬了。这是错误的。这是对女性权利的侵犯。45一

你可能会期望总统对这些令人震惊的不公正现象逐一进行详细的论证.指出罪魁祸首，并宣布白宫的一项战略，以击败那些希望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人。但这正是奥巴马总统不同于他的前任的地方。尽管对妇女权利的侵犯明显很严重，但他几乎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也没有提到行动计划。医疗保健法得到了肯定，并以社区组织者的方式向观众发出请求，希望他们“传播”有关该计划的消息，但没有提到这与推翻基本权利的努力有什么联系。总统以一种奇怪的超然的方式提出了他的指控，更多的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辩论性的。

他最后说：“我想让你们知道，你们还有一位总统，他会和你们一起走好每一步。”这场战斗，甚至是战场，似乎都是在夸夸其谈，但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如果没有他指责的声音，反女性势力就会在暗地里密谋并取得胜利。

2013年12月4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对另一群友好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表明了他对否定的支持。这次演讲的主题还是一个楔子问题:这一次是经济不平等。总统首先承认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国会共和党人为了废除《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Care Act)而鲁莽地关闭政府,再加上本届政府在实施新法案最新阶段的执行不力,在过去几个月里,没有人表现得太好。因此美国人民对华盛顿的不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46

然而，总统认为，公众的沮丧不仅仅是短暂的政治事件的结果。它们有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缺乏流动性导致了公众的愤怒和绝望。

总统指出，美国曾经是一片充满经济机会的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现代主义前辈们(从林肯到约翰逊)的庞大计划，他对这些计划给予了大量怀旧的赞美。“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接着说，“这种社会契约开始瓦解。 99

随着社区价值观的崩溃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企业游说华盛顿削弱工会和最低工资的价值。随着涓滴经济变得更加突出,对最富有人群的税收被大幅削减,而对学校和基础设施等能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富有的项目的投资却被允许萎缩。

……其结果是经济变得极其不平等,家庭更加没有安全感。

就像在计划生育协会的演讲中一样，奥巴马总统在不平等问题上的恶人仍然是模糊的、无名的。从总统的话中，我们看不出游说华盛顿的企业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需要，也没有解释社区价值观的衰落和涓滴思想的兴起。但是，自私的力量虽然模糊不清，却足以将美国人生活的主旋律从机遇变成堕落。一旦他的言辞进入指责模式，总统就变得具体起来:

因此,我们经济核心的基本协议已经磨损了……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国家最为明显,它挑战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本质....问题是,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我们看到近年来向上流动的水平有所下降。出生在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孩子,有三分之二的机会进入或接近收入最高的家庭。出生在底层20%的孩子有1/20的机会进入顶层....统计数据不仅显示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接近牙买加和阿根廷等国家,而且今天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比我们大多数富裕盟国的孩子更难,比如加拿大、德国或法国。他们比我们有更大的流动性,而不是更少....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变化伤害了所有群体:穷人和中产阶级;内城和农村的人;男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