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所有固定的、快速冻结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一系列古老而可敬的偏见和观点,都被一扫而空,所有新形成的关系在僵化之前就已经过时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融化成空气，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虚无主义者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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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制度仍然与工业组织模式捆绑在一起，它们有可能成为一场巨大的文化灭绝事件的一部分。

我不得不补充说，这场灾难的时间线甚至必然性都是不确定的。在辩解故事大规模灭绝的背后，在政府的失败和民主的死亡背后，公众与权威的缓慢碰撞，既是表面戏剧的原因，也是后果，仍在继续。精英们无法维持公众不愿改变的现状。动荡席卷大地，却永远不会到达下一阶段，仿佛世界历史的时钟，人类事件的大本钟，已经在午夜停止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

因此，我也不得不问，在我们疲惫不堪的时代和尚未成形的未来之间这一失去的时刻，屈服的程度和偶然性是多少。如果像马克思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我们就像困在历史坚硬琥珀中的虫子，那么写这本书就是一件愉快但最终毫无意义的工作。然而，我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是如此命定，我也不相信必然性。即使我承认社会和政治结构构成了一种命运，它们也恰恰是今天在起作用的东西。

否则，我还不如耸耸肩，像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餐厅里的决定论者那样说：“我想我还是坐在这里等着看我点什么好了。 99

请允许我，为了讨论的缘故，历史并没有凝固—一至少没有完全凝固。那么，公众与权威之间的冲突又是怎样的呢?它一定会爆发出来

从深处迸发出来，变得个人化。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充满偶然结果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将被一个致命的问题所包裹。

这些选择是显而易见的:选边站队，参与还是不参与。这个问题将涉及到发生冲突的庞大系统，以及每个人的渺小。如果现代政府，尽管拥有财富和权力，都不能决定复杂系统的未来，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小范围内，是支持一方还是另一方，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这个颓废时代的所有受伤的虚荣心，都将在这一个问题中结集起来。

我承认，我现在已经脱离了分析，陷入了猜测的领域，但我们就在这里。这就是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前几章的分析，无论多么粗糙，都是试图描绘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环境既前所未有，又未被注意到。但地图只是一种工具。对于像我这样仍然是代议制民主的顽固支持者的人来说，到达正确的地方仍然是一个问题—一导航到地图上的“x”，这标志着与这个环境的正确关系。

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章节注释

选择和系统

这一章比前几章更具思辨性，分析性更少。你受到警告。改变的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需要兑现我的分析。如果世界如我所描述的那样，一些事情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改变什么，或者摆脱我们以前的理解。否则，我只不过是在今天压倒民主政治的否定的巨大重量上加了一根骆驼的稻草。

我的故事以一场信息海啸开始，以那头粗野的野兽一一虚无主义者结束，以实际实践的民主跌跌撞撞地走进失败和自我怀疑的迷宫告终。现在，我想分析一下，在这个动荡的环境中，参与者—一公众、政府、你和我—一所能做出的选择。最终，我脑海中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选择的组合可以划出一条走出迷宫，进入开阔阳光的道路。

我原本把这一章的标题定为“该做什么”，太明目张胆地传达了我的意图。在描绘了一个被无情而又难以理解的力量所扭曲的体系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我认识到，我不愿意摆出预言家甚至倡导者的姿态。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一一当然，除非你一开始就受到与我相似的动机和理想的驱使。

我不会假装发现了我们这个衰弱的时代的逃生口，我也不会沉湎于无所事事的否定。因此，我决定做明确的选择。它们将在新的景观中被发现。你，读者，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至于我的，我会告诉大家。

有些选择导致混乱，有些选择导致中国，但真正让人困惑的分析问题是，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分辨出一个和另一个。保罗·奥默罗德(PaulOrmerod)的观点说服了我:即使是现代政府的庞大机器也无法决定未来。民主的危机源于对这一事实的否认。我们想要一次又一次地建设巴西利亚，跨越50年，进入一个永远比现在更理性的未来。至少，我们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说话时，表现得好像他们可以利用政府的权力来改善人类状况，而自1991年以来，我们就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奥默罗德解释的现实中，大多数事情都必须失败，包括雄心勃勃的政府项目，因为世界太不可预测和非线性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的选择又能带来什么不同呢?聪明的读者会立刻明白，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个人选择能产生影响?寻找答案是本章的一条主线。

高度现代主义的习惯导致了某些默认假设:例如，只有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强加有意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因此，只有政府的最高层才有能力选择前方的道路。我们其余的人则属于惰性的大众。这些假设在精神上一直是不民主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已被过去50年的经验所证伪。英雄式的自上而下的倡议，习惯性地、按自己的方式都失败了。群众在不守规矩的公众中觉醒到政治生活，第五次浪潮释放的巨大能量完全是从下面涌起的。为社会的等级控制辩护的意识形态摇摇欲坠，衰落，并开始走向灭绝。

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一直是高、低两个世界的战争，但这也导致了角色的彻底逆转，业余爱好者，不知从哪里来的人，蜂拥到金字塔的斜坡上，践踏被选中的少数人的保护区。大众的简单世界，现在网络化和在线化，已经

彻底扰乱了由精英管理的复杂体系，无论好坏。我的问题是，从代议制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领域能否更好地协调一致。

可以把这一章看作是对个人和政治选择如何影响民主运作的反思。

如果结构是命运，那么个人选择将胜过政治选择

深入到使公众能够混淆权威的网络中，你很快就会到达我所说的个人领域。这是日常生活的圈子，直接体验到它所有的地方特殊性。在这里产生了对个人有意义的选择:配偶、孩子、朋友、事业、信仰。政府和高层政治成为背景。想象他们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规定或立法幸福，是一种现代的幻想。

因为个人领域是紧密聚集的，信息很少会偏离行动的一两个因果联系。一个朋友提到他公司有个职位空缺，你就去申请了。这就相当于看到一辆卡车正向你驶来，然后利用这个信息让开。这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与更远的熟人或朋友的朋友之间的一些较长的链接，使个人参与大规模集群(网络)成为可能。

信息人(Homo informaticus)的进化引发了公众与政治权威关系的巨大相变，当他们对某件事感兴趣时，就会部署数字设备，与数百万人组成的网络进行个人互动。

如果说公众的反抗有时类似于个人对官方和绝对权威的斗争，那么同样真实的是，工业时代似乎往往有意将每一个个人、地方或历史特征从景观中推平。20世纪的政府调查了个人领域，发现它难以达到其目的，并试图将对称和统一强加于其上。

现代国家,通过其官员,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试图创造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地形和人口

这些特征将最容易被监控、计数、评估和管理。现代国家乌托邦式的、内在的、不断受挫的目标,是将其之下混乱、无序、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简化为更接近于其观察到的行政网格的东西。

在民主国家，标准化的冲动通常会导致某种版本的巴西利亚一一没有人行道或社区的几何城市，建在荒野中以逃避过去非理性的混乱。政府，以高度现代主义的模式，向沉默的大众强加了一项交易:放弃你的个人领域.以换取社会的完美。这种冒险一直是我经历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知，它的结局很糟糕，但政府失败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我提到的不平等、失业等重大问题。选择被抽离了个人领域，在那里，因果关系是短暂而有效的。它们一路飞到一个非常高的金字塔顶端，被精英们吸收，而精英们每走一步都必须与复杂系统内因果关系的非线性和意外后果作斗争。

卡布里尼格林的破坏行为和帮派暴力让我们得以一窥，当个人选择被一种标准化的逻辑所阻碍时，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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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一代人之前，结构上的必要性决定了等级制度必须变得更陡峭、更有控制力、更有效率。当时有两个政党，两个汽车制造商，三个电视网络，每个城市有一份报纸，所有这些都是在几乎没有能量的情况下运作的，也没有来自下层的投入。泰勒主义精神统治着整个社会。上层可以在微小的细节上指挥下层。底层是一团无形的、不动的东西，完全由上层的命令激活。这就是工业时代的结构性命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可能了。公众的选择范围很窄—一共和党或民主党，雪佛兰或福特—一除非他们希望退出这个体系和它的所有福利。

今天，两极分化被逆转了。公众有了选择:这是第五次浪潮的唯一特征。公众有选择权，各地都把选择权兑换成现金，把精英拉下来，降低政治金字塔的高度。普通民众已经扭转了标准化的局面

官僚机构，现在坚持把他们的品味和利益强加于更大的系统。他们要求个性化的服务。他们渴望不加牛奶的拿铁一一不仅来自星巴克，也来自他们的政府。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直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动弹而不撞到对方。达芙妮·利夫(Daphni Leef)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前者有着通勤者的反抗精神，后者则脱离了体制权力，这是个人向政治靠拢的新例证。古老而庄严的金字塔正在崩塌。它的墙壁看起来很脆弱。虚无主义者等待时机。这似乎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性命运。

但命运是以历史选择的名义出现的。我们有选择一一不只是我们中间的虚无主义者，而是所有人，包括像我这样从未放弃代议制民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包括分析性评估。由于历史的偶然，我们的民主变得工业化和泰勒化。这就是它目前的形式，它在公众心目中的样子。但是，历史的潮流现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作为纯粹等级制度和权威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很多合法性，并在许多方面受到攻击。

分析性的问题是，民主是否必须保持工业化才能持久。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陡峭的权力金字塔坍塌成一个更紧密的结构，民主是会受到损害，还是会繁荣。或者从个人角度来说: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政府制度的简单捍卫者，是否永远注定要捍卫目前形式的制度，反对历史的掠夺。

网络乌托邦主义者和网络悲观主义者一直在争论新媒体对民主行动主义的重要性。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仍然没有定论，但无论如何，我都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问题。我的问题涉及工业组织模式对民主政府的内在必要性，以及乘着信息海啸在数字网络中组织起来的公共组织的内在破坏性。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难解的难题。如果我暂时把公众的否定和矛盾放在一边，答案就会从这本书中呈现的大量证据中浮现出来。政府的失败并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现代政府英雄主义主张的结果，而且

这些主张所引发的期望不断受挫。产业组织崇尚专家和自上而下的于预主义，与民主精神相去甚远，并已被证明对代议制民主的实际实践是灾难性的。它以自己的方式失败了，也被视为失败了，它以一种对公众的瘫痪恐惧和对颓废的绝望感染了民主政府。

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危险，部分原因在于他是正确的。当萨帕特罗认为2008年的西班牙没有陷入经济危机时，他大错特错了。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问题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奥巴马总统在刺激计划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是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拥护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在一个关键方面是相似的: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主宰未来。他们具身一个与现实脱节的体系。如果要用他们的表现来评判民主，那就很难不陷入否定。

因此，这归结为替代方案。工业化民主的陡峭金字塔最有效的替代方案不是雅典模式的直接民主，也不是Wael Ghonim Facebook页面风格的网络民主。而是个人领域:信息和决策沿着最短的因果联系移动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从政治回归到个人，它们可以直接处理，根据当地知识，作为一系列可观察到的试验和错误的一部分。个人的成功可以被模仿和复制。个人的失败不会牵连到整个系统。

我注意到，目前的轨迹主要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公众希望把个人的东西强加于政治，就像它把个人的经商模式强加于资本主义一样。这里有一个矛盾:尽管公众对政客不屑一顾，但他们的行为往往表现得好像幸福确实是总统赐予的礼物。“占领者”和“愤怒者”的末日愤怒，是一种混乱的乌托邦愿景的阴暗面，这种愿景要求当局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连信奉自由意志主义的茶党也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角色是“保护”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我的意思是说，公众完全是政府失败的同谋。替代方案的问题必须超越民主的正式组织，延伸到我们对民主政府所能提供的东西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