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如果我的故事是虚构的，那么零假设一定是正确的

每一篇论文都只是对世界的一种描述。从这种描述中必然会出现一些东西，一些可证明的效果或变化—一否则，提出这个话题就没有意义了。影响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更远、更高层次的。因为一篇论文必须依赖于“公众”和“权威”这样的抽象概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引力”和“相对论”——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寻找对效果的支持和证伪。例如，Eddington在巴西和普林西比的发现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可预测结果是一致的。

确定人类事务中的影响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实例很少，原因相互作用相当令人困惑。分析人员必须忍受比物理科学家所能忍受的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精确性。我希望我能给你一个数字，比如爱因斯坦的光曲率，来证明或反驳我的故事，但我不能。如果我尝试了，那将是我屈服于数字命理学的工业谵妄的一个症状。

诚实的分析确实要求清楚地陈述论点，并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影响。

我的论文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变化，两种结构性力量在永久的碰撞中被发现:以网络组织起来的公众和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政府(权威)。

其总体效果是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在任何地方，现状都受到攻击和压力一一但没有一个地方是公众的反抗结晶为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结构和历史原因，这样一个整齐的终点不太可能很快到来，我预计埃及式的抗议活动会激增，这些抗议活动威胁或推翻了政权，但未能重组成一个新秩序。

一种一级效应可以从公众的性格中看出来。对政府和政策的反对是自组织的，而不是控制的，是由业余人士而不是专业人士进行的，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通常是反对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这些特征似乎是宗派网络所固有的。因此，我预计会有更多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出现在愤怒运动中

和茶党模式，在政治舞台上爆发一一民主和专制政权都是如此。我还预计.当期望的结果未能实现时，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现代晚期政府的行为也可以算作一级效应。今天的政府反应迟缓，不敢前进，不愿让步。在民主国家，政府习惯性地被有希望的结果所吸引，而它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公众对信息领域的征服让统治者感到茫然和困惑。他们知道，人们期待他们做出英雄般的行动，但也知道，每一项倡议都会受到质疑，每一次失败都会被放大。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是不变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期望民主政府对社会表面的干预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规律，给人一种有所作为、有所掌控的感觉。更广泛地说，我希望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做出更多承诺，同时承担更少风险。例如，法律和政策的长度将继续膨胀，使作者能够生成一些看似(无论多么模糊)注定了未来的词语。

我战战兢兢地转向更高层次的影响:这些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很难追踪，但恰好对我所讲述的特定故事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读者啊，我要摆在你面前的，是一种解读，一个从另一个故事衍生出来的故事，是关于我的论文在我看来最有力的间接影响。

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更高层次的影响是既有制度的合法性几乎致命的流失。我说“近乎致命”，是因为在民主国家，制度以活死人的模式存活了下来。它们确实存在，但只能在政治格局中笨拙地跌跌撞撞。在专制国家，情况有些不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和执政党已经死去，被埋葬了，但由大致相同的人管理的类似机构已经取代了旧政权。在利比亚、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制度性的混乱盛行。

我相信，在所有情况下，制度的微弱脉搏都可以追溯到公众造成的无情创伤。我希望这样的攻击能够

持续下去，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公众讨论中对该制度的否定和谴责程度上升，更多被泄露的文件被认为是对统治者的谴责，以及街头抗议活动的扩散。我会寻找政府之外的实体，如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来吸收传统上分配给脑死亡机构的许多职能。政府可以开始松绑。

其他更高层次的影响包括公众对当局的攻击逐渐失去抑制，反建制政治团体的兴起，以及潜伏在阴影中的虚无主义者及其毁灭的狂热梦想的可能性。因此，我预计，要求推翻政府、废除体制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频繁。像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这样的贱民政党，将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暴力随时可能爆发，尽管点燃导火索所需的确切情况我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

最后:在我论文所描述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必须把保护自己不受公众伤害作为优先事项。例如，我认为中国政权更关心的是对中国公众的监视和控制，而不是对外冒险一一在海外冒险主要是为了操纵国内舆论。这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联邦政府。它会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美国公众，对待外国敌人主要是为了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民主国家，民选官员会试图通过与民主进程保持距离来获得好感。我预计会有一些想要模仿奥巴马的人，他们寻求通过蔑视权力来统治，并领导他们自称厌恶的制度。我不确定对于那些缺乏总统那种矛盾天赋的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否可能实现:但我想，很多人会尝试。

我就说到这里。我已经尽可能详细地列出了我的分析可能被证伪的条件，但我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还需要再走一步。为了回答那位讨厌的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提出的问题，我需要把我的论文像煎饼一样倒过来。我必须提出一个“零假设”。

首先，我必须解释一下这句行话的意思。

假设我在本书中提交的证据是一系列随机的事故和巧合一一声音和愤怒，没有任何意义。例如，我相信，2011年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是公众反抗和权威危机的一个阶段变化:但假设我完全错了。假设这些事件在任何方面都彼此无关。如果我认为是信号的结果是噪音，那么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一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会从我对世界的描述中逻辑地产生出来，那就是零假设。这是关于现状持续存在的理论。

我的故事的零假设描述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等网络怀疑论者所生活的世界的某种版本。(但请注意，它不能完全符合格拉德威尔的论点:我坚持认为，这些论点已被事件所证伪。)在这个世界上，等级制度仍然统治着不受挑战的世界。正确解读的话，2011年其实是一系列地方性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强大的精英们制造出来的，或者至少是被他们利用模仿战术所吸纳的。公众及其弱纽带网络可能会激怒现代政府，但绝不会对其权威构成严重威胁。

零假设的总体影响是，在工业时代的进程中，政治环境安全地根深蒂固。政府的行动和政策披上了权威和说服力的外衣，而政府的失败涉及到特定的政治家或政党，而不是整个系统。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应该期待政治生活的特点是连续性而不是破坏性。抗议活动时有发生，但它们针对的是具体问题，而不是系统性问题。公众舆论将会更加宽容一一有时甚至会像在猪湾事件中对待肯尼迪总统那样温和。

第一级效应是反对派的本质:他们忠诚而不激进，与当权者分享许多基本假设，并舒适地坐在政治体系内。如果这是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党和工党将轮流管理政府，公众将以一种沉闷但还算成功的婚姻的方式接受这种单调。在零假设的世界里，也许会出现职业鼓动者的反等级制度，但受博主、喜剧演员或Facebook页面启发的古怪政治组织，永远不会侵占权力金字塔。

\* \* \*

零假设的一个关键的第一级效应与信息有关:信息属于机构，并有效地受到它们的影响。说服主要是由精英们实施的，他们的声音和短语在信息领域得到了公众的呼应。讨论的重点是“问题”和“解决方案”，而不是既定秩序的失败。你应该期待公众舆论与精英舆论保持一致，信息领域将成为体制的支柱，而不是颠覆体制的手段。

更高层次的效应将反映出工业组织模式的坚韧性。制度保留了全部的合法性:它们的统治没有争议。政府开始在国内外实施雄心勃勃的干预主义计划。公众及其所谓的爆发实际上是利益相关方的操纵，是内部人士在玩弄民粹主义。公众缺乏现实:它是一个幽灵，没有站在一边或反对的意愿。

在这种环境下，你应该期待对政府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很少泄露该死的官方文件，在政治纠纷中相互尊重和有限的否定。像现在这样，当每一种情况下的趋势似乎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你应该怀疑制度之间存在冲突，而不是假设是虚构的公众的反抗。

然而，即使在民主国家，首选的政府风格也将是命令和控制相结合的，对监督公众的兴趣降低。中国和美国政府将把民众的忠诚(至少是宽容)视为理所当然，并将把精力集中在投射权力上，以追求社会进步和国家利益。老牌政党将吸收新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倾向。他们将对事务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有时会受到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制约，这些领导人站在非常陡峭的金字塔顶端，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

这就是我的论文和零假设。如果事件类似于我对世界的描述，那么在任何最终意义上，我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如果它们似乎被零假设更准确地描述了，那么我的论点就是错误的。这取决于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你来决定。

在你这样做之前，我还有一点证据希望你考虑一下。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大学里，我选修了一门关于拉丁美洲社会革命的课程，授课的教授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智利的书。教授对智利革命有一句口头禅。“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政府可能不会长久，”他不止一次地说，“但它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 3在他的书中，他将偶然性从人类事件中剔除。他爱上了“不可逆”这个词。那是秋季学期。那年9月，在课程开始一周左右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智利军队推翻了阿连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并彻底而永久地推翻了他们所有的改革，历史永远不会停止，这让我们可以判断。

我那可怜的教授的书在学术上遭受了相当于婴儿床死亡的折磨。

我学到了一个教训一一一个与拉丁美洲社会革命毫无关系的教训。我学到了专家的盲目和预言的愚蠢。多年以后，菲利普·泰洛克在《专家政治判断》一书中以学术的完整性诠释了这一见解。在阅读泰洛克的数据时，我发现自己很着迷，但一点也不惊讶。

现在，我敏锐地意识到那堂课给我上了另一课。解释事件的书迟早会被事件伪造:你只是希望它是晚些时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带着一种非哲学式的超然，仔细审视着自己的信息流。

让我把信息流上的事件作为对我的论文和零假设的第一次粗略检验。出于必要，我将会简短而肤浅地进行说明。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我不想毫无理由地拖延下去。

但我不会忸怩作态。对昨天、今天、此时此刻的世界的描述，在我看来，与零假设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情况明天可能会改变，但我只能处理我站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

\* \* \*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当选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退出了与欧盟的联系国条约。此举

THE FUTURE’ S UNCERTAIN BUT THE PRESENT IS ALWAYS HERE

这激怒了很大一部分乌克兰公众，他们一直将EU视为反对政府滥用职权和腐败的保障。同一天，比瓦埃尔·高尼姆(WaelGhonim)大几个月的网络记者穆斯塔法·纳耶姆(Mustafa Nayem)在Facebook上发帖，号召乌克兰公众走上街头：“我们晚上10点30分在独立广场中央的独立纪念碑附近见面，”纳耶姆到达时，大约有50名抗议者已经在那里，但几天内人群就膨胀到10万人。最终，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甚至可能数百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

它后来被称为“亲欧盟运动”起义:三个月的抗议、政府镇压和政治暴力，在2014年2月22日达到高潮，当时亚努科维奇放弃战斗，逃往俄罗斯。我注意到，他是民选总统，但他的下台被叛乱分子认为是民主的胜利。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选举结果，而不是过程。

乌克兰的事件重复了第五次浪潮条件下公众反抗的模式。我对这件事的兴趣始于此，也止于此。

独立广场的抗议者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和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的抗议者相似。他们都很年轻，精通技术，属于一群意识形态相互矛盾、相互敌对的族群。例如，一些主要人物是会说俄语的。纳耶姆是一名出生在阿富汗的穆斯林。然而，反外国人的极右势力也给抗议活动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亚努科维奇将起义描述为一场“民族主义政变”-。3

叛军团结起来反对亚努科维奇。起义在一个否定的平台上获得了力量:就像2011年的先驱一样，乌克兰叛乱分子希望摆脱政治现状，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取代现状。当他们取得胜利，政府垮台时，乌克兰的政治局势一如既往:四分五裂。在一位观察家看来，亲欧盟运动的唯心主义构成了“一场经典的民众革命”。对另一个人来说，其后果仅仅是“政治精英的更迭”。”5

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乌克兰似乎被冻结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

旧秩序和激进变革之间的午夜。

信息技术并没有导致乌克兰革命，但如果没有手机和Facebook、YouTube等数字平台，这场革命很难组织起来，可能会取得不同的结果。隆冬时节的巷战，激发了全球公众的想象力。政府煽动的每一起流血事件都进入了信息领域，对舆论的影响可想而知。当政府生活在怀念苏联式镇压的过去时，年轻的抗议者明白信息的速度和示威效应的力量。

这一代人很少看电视,他们在网上获取新闻和信息....最近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就利用了这一点。Ustream和YouTube上的业余广播迅速传播了这一消息独立的、众筹的广播和电视网络使用同样的低成本流媒体技术,在基辅的一个阁楼上直播内容。不受欢迎的别尔库特(乌克兰特种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被密切关注:支持者被动员起来保卫抗议者搭起的帐篷。

乌克兰是一个无脊椎的国家:它缺乏强大的机构，一个真正的中心。亚努科维奇政府以黑手党家族的方式运作。然而，即便如此，在特定年龄的人手中，行动也过于缓慢，等级制度太多，无法有效应对网络化的公众反抗。纳耶姆称政府领导层“太老了”。“如果你问亚努科维奇或其他一些人有关Facebook的问题，”他写道，“他们不会理解它能做什么。 ,7

反叛者想要根除现存秩序的愿望使他们与民主的关系变得矛盾。他们想要的是他们想要的:消除政府，以EU国家为榜样的民主和法治。他们只是在否定中取得了成功。亲欧盟运动并非如亚努科维奇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政变。这是一场宗派起义。参与者渴望民主理想的纯洁，但不愿将精力投入到民主政府的混乱细节上。他们发现乌克兰就离开，任由事态发展摆布。

这位新总理是独立广场上的领军人物，他服从了欧盟的命令伴随着近乎虚无主义的绝望的经济改革。“我们是一群有自杀愿望的人一一欢迎来到地狱，”他说。他的话以诚实著称。他的政治环境甚至使他无法假装指挥和控制。

\* \* \*

2014年2月12日，在委内瑞拉，零星的抗议活动呈现出自觉的街头起义的特征。大学生挑起了这场事端，但很快反对党和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阶层也加入了进来。对犯罪、通货膨胀和糟糕的经济的具体抱怨加在一起，形成了对彻底变革的通常要求。抗议者希望总统Nicolás马杜罗政府下台。

与他的前任和导师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一样，马杜罗也是群众运动和自上而下控制时代的产物。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高位，街头抗议只能是“法西斯团体”煽动政变的行为。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对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给出了相同的解释，这表明了等级制度塑造观点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妥协是顺理成章的。面对公众对变革的要求，马杜罗和亚努科维奇一样，选择了展示武力。据说大约有40人在随后的巷战中丧生。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杜罗仍在执政，如果他能完成任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结果。但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暴力和破坏仍在继续。委内瑞拉的事件与零假设毫无相似之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生存。这个国家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徘徊。

《劝导》属于网络化的大众。查韦斯很久以前就迫使大众媒体保持沉默，但委内瑞拉人却深深沉迷于社交媒体，3000万人口中有1400万人拥有手机。抗议者使用智能手机对讲机应用Zello.1协调他们的行动，其他数字平台允许他们将大量反对派人群和政府暴力的图像淹没在信息领域。示威的效果是强大而有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54%的

委内瑞拉人认为他们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在另一项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不认为他们的政府是民主的。马杜罗保留了许多团体的支持，但一冲突的核心在于他的政府的失败，委内瑞拉统治精英无法实现他们自己雄心勃勃的言论。

叛乱分子的人口结构现在应该很熟悉了。他们很年轻，其中很多是大学生，几乎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与全球有联系的中产阶级。“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我是阿迪达斯眼镜在委内瑞拉的经销商，”一名抗议者告诉《纽约时报》据《时报》报道，其他叛乱者包括“一名美甲师、一名医疗用品销售员、一名商人和一名五金店员工”。反马杜罗的起义属于我们在多个环境中遇到的富裕的网络化公众，而且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是由对现有秩序的宗派排斥推动的。

委内瑞拉可能是突尼斯、埃及或乌克兰。公众在行动。一个半专制的政府挣扎着保持对街道的控制。结果无疑会因国而异，但我相信，事件之后的结构是由同样的构造力量塑造的。

泰国最近的动荡遵循了一种可识别的模式。2014年1月，大批抗议者成功“占领”了政府大楼。在2月份的大选期间，人群还扰乱了投票站。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暴力导致24人死亡。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春天，似乎已经把泰国的政治体系推向了瘫痪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