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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对这一集的一个方面感兴趣。泰国的叛乱者再一次不是穷人,而是城市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事业不是社会革命,而是要废除政治现状。代表这一群体的候选人在选举中经常未能赢得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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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选举。对此的反应是对选举程序的拒绝。
抗议者要求成立一个不受选举影响的“人民委员会”来管理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成没有明确规定,但其目的却足够明确。人们期望它能实现民主无法实现的目标:清算执政党,否定既定秩序。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坚称,街头抗议活动将持续下去,直到“政权被消灭”。他说的是选举产生的政府。
把想要的政治结果看得比单纯的民主程序更重要,这自然源于公众对现有制度的蔑视。
在土耳其,我们的老朋友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与泰国政府相同。它不断赢得选举并失去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是因为与信息领域的破坏性关系。埃尔多安对他所说的社交媒体的“诅咒”感到愤怒。他已经驯服了土耳其的大众媒体,在他看来,公众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交流,显然是不自然的,是对神圣的践踏。但公众确实在Twitter、YouTube和其他地方进行了沟通,埃尔多安尽管抱有控制的幻想,但却成为了公众的目标。
2014年2月25日,一段电话录音被泄露到YouTube上,据称显示埃尔多安指示他的一个儿子在埃尔多安家中的保险箱中“取出”钱,并在腐败调查之前“解散”它。随后又发布了16个电话记录——罪责虽少,但对总理来说仍然不太讨人喜欢。埃尔多安的反应和你所期望的一样,他是一个身居高层的官员。他给儿子打了一个“捏造”的电话,对其他的不予理会,集中精力惩罚那些冒犯他的媒体,主要是YouTube和Twitter。对他来说,丑闻不是他在明显的录音中说了什么,而是对他尊严的侮辱,以及社交媒体在这一行为中的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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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卷入了一场针对社交媒体的法律和政治战争。他发誓要“根除”推特,并在土耳其封锁了该平台以及YouTube。在推特的指导下,用户很容易绕过审查,这些指导是该公司在马杜罗政府实施禁令期间为委内瑞拉人发布的。在西方看来,曾经是穆斯林世界自由典范的土耳其政府,现在似乎成了“世界上最坚决的互联网审查者之一”。在土耳其国内,埃尔多安和他的政党继续轻松赢得选举,但街头抗议活动正在积聚势头:3月12日,超过10万人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了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推特上被召集起来的。图19在事实发生之前,答案是不可知的。然而,如果我的论文所描述的世界与现实有任何联系,我预计埃尔多安的行动主要是由政治生存的需要来指导的。在第五次浪潮的危险条件下,政府更多的是依附而不是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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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和军方以人民的名义推翻了民选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基本上放弃了合法性的伪装。他们转而把精力集中在镇压政治反对派上。数百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判处死刑,导致塞西吹嘘兄弟会“完蛋了”。就像埃尔多安威胁要根除推特一样,这段带有现代主义虚张声势的言论更多地说明了军事政权的妄想,而不是它的能力。
那些组织反穆巴拉克抗议活动的网民们发现,他们受到了来自新政权的巨大压力。博客Alaa Abd El Fatah在家中被人打耳光,随后被“20名男子”逮捕,其中一些人戴着面具,携带重型武器。瓦埃尔·高尼姆2011年的合作伙伴、“4月6日运动”Facebook群组背后的指导精神艾哈迈德·马赫也被拘留。高尼姆本人已离开埃及,他说:“埃及不再欢迎像我这样的人。22
从各方面来看,情况与2011年1月25日之前完全一样。表面之下,一切都不同了。信息人打破了埃及权威的神秘感。没有回头路可走一一没有回到被动服从的文盲、地方村民的状态。公众知道这一点,政权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迫害网络活动人士背后的理由。
塞西渴望成为总统,他的命运将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主张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如果他能够按照纳赛尔和穆巴拉克的模式,通过压制进入一个稳定而持久的王朝,我的分析就会被证伪。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结果。未来一一问问我的老教授就知道了—一是未知的。
但是,当我从远处观察最近发生在埃及、乌克兰、委内瑞拉、泰国和土耳其的事件时,我承认我对民主的未来有很多疑虑,更不用说对公众的不安或权威危机的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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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民主制度和新的信息结构
最后,我想以老牌民主国家:欧洲和美国作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在物质上的成功将其政府制度的声望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是在这里发明的,科学管理也是如此—一由于高明的自上而下的计划,他们显然有能力超越前几代人的梦想致富。数字世界在这里诞生:信息海啸可以说发源于旧金山湾以南和以东那个不稳定的地震带。
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公众不只是乌合之众的理想在这里也最为强烈,是国内政治DNA的一部分。
20世纪见证了致力于摧毁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每一场运动,都依次被击败到灭绝的地步。随着1991年共产主义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再也没有其他制度可以与民主制度相抗衡。它们以历史上罕见的完满程度取得了胜利。早在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就在他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可以推测出一个完全由民主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
我们可能正在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是战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这并不是说再也不会有事件填满《外交》杂志每年一期的国际关系总结,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主要发生在思想或意识领域,在现实或物质世界中尚未完成。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长远来看,理想主义将统治物质世界。23
在911恐怖事件之后,福山和他的思想被嘲笑为必胜主义的胡说八道。但他只说错了一半。黑格尔学派的福山认为,西方民主已经耗尽了“矛盾”:也就是说,缺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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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选择。1989年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福山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没有矛盾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还有一种他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性。
历史很可能是由否定而不是矛盾推动的。它可以依靠对既定秩序的虚无主义的拒绝,而不顾其他选择或后果。这并非没有先例。罗马帝国并不是被所谓的“封建主义”所推翻的一一它是在自己沉重的负担下崩溃的,这让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惊讶。这场灾难之后的几个世纪缺乏意识形态的形式。同样,建立在否定基础上的历史将是无形的、无名的:一个真实时代与另一个真实时代之间的阴影时刻,不管有多长。
福山在冷战结束时看到了民主的千禧年胜利,事后看来,这似乎是民主制度声望和合法性的高潮。一旦共产主义施加的外部压力被移除,民主国家就失去了内部凝聚力,开始缓慢地走向否定。当脱离了生死斗争的史诗画布,高度现代主义的失败就变得痛苦而明显。工业化的组织模式,加上对等级的军国主义式的尊重,使民主政府与被统治者相距甚远。由于缺乏共同的敌人和战争准备的紧迫性,公众和当局发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站在对立面。
随后,第五次浪潮席卷了政治版图,让公众坚持的否定获得了话语权、形象和说服力。其结果,如果我的分析有任何正确性的话,就是许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失血而亡。
欧洲最近发生的事件符合这种模式。以法国为例,连续三届总统选举都推翻了之前的授权,但差别微乎其微,共同点是失败。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当选总统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针对其经济和税收政策的抗议活动,而奥朗德本人的支持率也创下了历史新低。242014年3月,社会党人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奥朗德解雇了他的总理。另一项授权似乎正在走向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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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政党的无能为力使宗派主义的公众转向了在谴责体制时不那么受约束的政治团体。从左翼来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等反叛政党一如既往地攻击资本主义和政治,从而增加了他们的选票份额。被《经济学人》称为“欧洲茶党”的右翼叛乱政党也在民意调查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他们的反对范围从法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的反移民和反欧盟倾向,到希腊金色黎明党公开的新纳粹主义言论。
欧洲民主的病态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自己也普遍承认。这种疾病的毒性似乎不那么明显。部分困难在于,复杂的系统往往在崩溃之前看起来坚不可摧。例如,苏联和穆巴拉克政权就是如此。相比之下,欧洲的民主看起来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有一种既定宗教的感觉,每个人都因习惯的力量而归属于它,但在内心深处,很少有人再相信它。闲着去猜测怎样才能把它扫到一边。然而,记住历史总是有用的:就在不久之前,欧洲还是世界上反民主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主要输出国。
最近美国政治的主题再次是失败:具体地说,是新医疗保健计划的不顺利推出和奥巴马总统从后果中恢复过来的努力。
我已经提到了医疗保险网站的拙劣交付。以下是克莱·舍基对政府开发这个耗资4亿美元的网站的规划过程的看法:
在尝试任何新事物时,管理问题是“什么时候现实胜过规划?”对于监管Healthcare.gov网站的官员来说,答案是“永远不会”。每次有机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公共实验,甚至只是对其方法和目标进行一些澄清时,当务之急就是不让反对派有任何可批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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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似乎是一种避免早期失败的方法。但项目经理并没有避免这些失败。他们是在积累失败的经验。26
奥巴马总统以其独特的辩证修辞风格回应了批评者。一方面,他似乎愿意承担责任,并表示了某种程度的道歉。“我们在医改法案的推出上搞砸了,”他说。“我完全理解这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多么令人不安。”这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讲话。
但是,奥巴马这位与政府撇清关系、蔑视政府工作的宗派主义先知,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没有被直接告知网站将无法运行…我不认为我蠢到到处说这将像在亚马逊或Travelocity购物一样,在网站开放前一周,如果我认为它不会起作用。“联邦政府在很多事情上做得很好。”“它做得不好的一件事,”总统指出,“是信息技术采购。 27
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天赋在于谴责错误。当奥巴马竭力应对医改法案中出现问题的部分时,他显然对必须倡导一个积极的项目感到不安。“……我希望大多数人也认识到,”他抱怨道,“当你试图做一些像改善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这样的大事时,沿途会有问题,即使你所做的最终会让很多人过得更好。28
一旦新医保项目的注册人数攀升至800万,总统就断言:“废除医保的辩论已经结束,也应该结束。”这是一份了不起的声明,既有宗派主义的肯定,也有中间派的盲目。就像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在伦敦骚乱后面对互联网和英国当局一样,奥巴马总统似乎也在寻找能让争吵不休的公众安静下来的开关。
他不太可能找到它。医疗保健计划仍然不受欢迎。不出所料,预计共和党会在中期选举中利用这个问题。积极政府的负担不会很快从总统的肩上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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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最近的困境延续了第五次浪潮时代民主政治的两极化命运逆转模式。自2008年以来,美国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推翻之前的选择。我们在法国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在过去几年里,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从左翼转向右翼,或者从右翼转向左翼。可能只有意大利是个例外,该国年轻的总理被称为该国的“最后机会”,这些国家的选民对当前的当权者产生了腐蚀性的不信任。30
作为临别赠言,请允许我对怀疑论者提出警告:民主进程正处于自我否定的危险之中。公众的情绪波动是由政府的失败所驱动的,而不是对变革的希望。每一次失败都会使体制的合法性流失,侵蚀人们对民主机制的信心,并为相反的极端铺平道路。作为一种理想和意识形态,民主在今天缺乏真正的对手。福山确实说对了一半。但在某些历史时刻,存在着一种颓废,一种由内在动力推动的系统熵,在解体开始之前,不需要其他的理想或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失败成为最终的结果。
民主的失败在零假设中没有任何作用,而是在我的论文框架中成为一种可能性。叛逆的公众,脾气宗派主义,期望乌托邦,到处与默认统治和错误(似乎是习惯)的制度发生冲突。在一个被信息海啸席卷到地平线的世界里,工业等级制度不再能够成功地治理。崇尚平等主义的公众不愿在任何条件下承担责任。在这些不可调和的力量施加的压力下,民主所必需的混乱的半步和妥协可能会变得站不住脚。
民主并非注定要失败。作为一名分析人士,我拒绝把预言和命运当作交易的工具。读者,我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比你更清晰。但是,今天、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进程,如果继续下去,很可能导致一直以来脆弱的政府体系崩溃。
奇怪的是,这种可能性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讨论过一一只是间接地谈到中国或停止一些政策辩论。我写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邀请讨论。我这样做的方式,就像一个人注意到一间上锁的房间的角落里有火在燃烧一样:我不想引起恐慌,只想让房间里的人就如何最好地扑灭大火进行一些理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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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注释
14 From posted tweet, https://twitter.com/JorgeJelipe/status/442434719721209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