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舍基走在街道向阳的一面，但他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更喜欢乐观的轶事，这激怒了脾气乖戾的人，但在这本令人反感的书中，他把社交媒体的分享——比如Flickr上的照片——和维基百科模式上的合作归功于社交媒体，同时承认，由数字工具激发的集体行动的例子“仍然相对罕见”。2008年的情况确实如此。8

他传达的信息是，新的数字平台使群体“自我集结”变得容易，而这种自发群体的兴起迟早必然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变革。与格拉德威尔非常不同的是，舍基预见到了2011年事件的可能性，以及与信息领域相连的网络化公众在革命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就在突尼斯起义爆发之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事实上,认为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带来政治变革的最佳现实理由是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都认为自己可以。在世界各地,活动人士都相信这些工具的效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使用它们。而与他们对抗的政府也认为社交媒体工具很强大,并愿意骚扰、逮捕、流放或杀害用户作为回应。

今天，我们知道这首政治小步舞曲中的双方都是正确的。数字媒体可以被自我组装的网络所利用，用来集结力量，宣传自己的事业，对抗掌握权力杠杆的人的抵抗。

但这低估了新旧之间的距离。一个翻腾的、高度冗余的信息领域已经在普通人身边形成，而现代政府却无法触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深层构造中，权力的平衡已经在权威与服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英与公众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每一方都可以对另一方造成损害，但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优势。这就是本书的非乌托邦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通过对克莱·舍基(Clay Shirky)首先提出的新媒体的性质和后果的分析线索而得出的。

HOMO INFORMATICUS, OR HOW CHOICE CAN BRING DOWN

政府

信息是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这是我论文的核心问题。答案并不是凭直觉得出的。信息是柔软而抽象的。权力就像警察的子弹一样坚硬而真实。然而，正如舍基对新媒体所观察到的那样，权力的掌权者总是与信息保持着密切而警惕的关系。政府一直在努力控制关于现状的报道一一也就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报道。

在那些已经控制枪支的人身上，这种控制信息的焦虑应该提醒我们，政治权力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坚硬”，而且更加无形。

在我们看来，权力是精英的意志与公众的行动和意见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结盟：一种信任、信仰和恐惧的问题，虽然分配方式不同，但双方都参与其中。蛮力发挥了作用，但正如残暴的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倒台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仅仅依靠杀死对手而长久存在。一定有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现状是可以接受的，真正相信现状的人越多，一个政权的基础就越牢固。因此，信息对政治权力的潜在影响更多地来自于它与合法性故事的契合，而不是来自调查性报道或实用知识的传授。

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集中在一种不安分的、破坏性的有机体的崛起上，我大胆地将其命名为信息人属(Homo informaticus)，即信息人。你和我，可能还有今天的大多数人类，都是他:一个进化过程的最终产物，这个过程涉及到教育的普及、财富和安全水平的提高，以及通信手段的改进。我们的特征只能用祖先的环境来解释一一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干涸的信息景观。这就是进化的逻辑。所以在我介绍信息人之前，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下他不幸的前辈，我将用通俗的英语称他为，无中介人。

顾名思义，无中介人缺乏接触任何媒体的途径。他很可能是文盲，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兴趣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他唯一的信息渠道就是身边的人。虽然他可能听起来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说，无中介人描述了典型的

1980年的埃及人，代表了大多数人与信息的关系，从我们这个物种的黎明到最近。

在事物的本质上，无中介人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生存和死亡的: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拥有强大但不是绝对的权力来控制信息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面临的问题是沟通问题，而不是控制问题。为了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无中介人，它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在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故事的背景下，向他传达细节。

当然，在现实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经过中介的。问题是，中介是直接、面对面地进行，还是通过印刷品和电子来源间接进行。无中介人依赖于他的社区获取信息:大家庭、朋友、邻居、当地宗教和政治当局、老板、下属、同事、屠夫、理发师、“街道”。这种信息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几乎没有什么是新的。兴趣范围很窄，信息源也很少。无中介人每天早上醒来，期待着一个与一天完全不同的世界

之前。

因此，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要与无中介人进行有利于其合法性的交流和互动，它只需要控制社区—一当然，它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政权任命地方当局，包括政治首领、警察、军队、税务和土地评估员、营业执照颁发者、卫生检查员、人口普查员、教师等。每个接触过《无中介人》的人都知道他对该政权合法性的描述，而那些做得不够出色的人则被驱逐并噤声。

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无中介人没有办法想象出另一个故事来证明他目前的生活方式是合理的。他可能会抗议，甚至是暴力地抗议当地的条件，但他永远不会试图推翻政治制度。

在这样的约束下，来自下层的反馈极其有限。“无中介人”的个人恐惧和沮丧可能没有传到政府的耳朵里。这意味着政府可以(事实上也必须)表现得好像公众不存在。出于政治目的，公众变成了政府让他们成为的任何样子。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新进化的英雄登场了。信息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公众群体:他有文化，可以接触报纸、广播、电影和TV。他接触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超越了眼前的社区。

他的到来给这个政权带来了新的威胁: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公众可能会获得颠覆其合法性故事的信息。在该政权最可怕的噩梦中，公众实际上设想了另一种政府形式，并采取行动实现它。

为了掩盖这种威胁，该政权必须部署一个昂贵而精心设计的国家媒体机构。它积极拥有或至少控制大众传播手段:报纸、广播、TV、书籍、电影等。国家媒体的内容和谐地播放着该政权正当性故事的主题和变体。

该政权的理想是在受控制的媒体中重建类似于当地社区的声音，通过这些声音来处理无中介人。在许多方面，大众媒体的结构很好地适应了政权的控制方案:它是自上而下的、一对多的、垄断的，它需要一种无差别的、被动的大众受众。

然而，纯粹的体积使得小世界的重建变得不可能。即使在最受控制的媒体中，信息的数量也远远大于无中介人的村庄所能获得的信息。太多的内容是新鲜而令人不安的，太多的内容涵盖了遥远而陌生的情况。随着信息和图像的激增，人们越来越难以确切地确定它们与该政权辩解的故事之间的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介被使用，不和谐被引入信息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公众对世界的感知与该政权的合法性故事之间那种简单而完美的契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些条件下，对政权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公众接受世界也是如此

复杂得难以理解，但又太危险，不能放任不管，必须交给那些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来处理。通过调解接受现状的例子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今天的朝鲜。

从其结构和构成来看，国家大众传媒所允许的反馈路径比“无中介人”(unintermediaticusMan)的地方社群更为狭窄。中介人的存在增加了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距离。

随着独立信息渠道的引入，H. informaticus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一个这样的频道—一比如一家私人拥有的报纸，或者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卫星电视台—一就能极大地改变公众对世界的感知。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回到信息效应这个棘手的话题上来。回想一下，信息要么是直接感知的，要么是由他人中介的。再回想一下，复杂性造就了中介信息的积极效应

无法确定。我不能说“我们都是哈立德说”的Facebook页面引起了埃及的革命。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证明这样一个命题。

但就负面影响而言，我们站在坚实的分析基础上。如果公众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都表明，政治制度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永远是固定不变的，那么革命就变成了一种荒谬。如果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使我相信除了现状之外没有其他选择，那么我可能会绝望，甚至诉诸暴力，但我不能寻求我不知道的东西一一政治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就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站在街上，迎面驶来一辆卡车。负面影响引导人类的信仰，并以这种方式塑造人类的行为。它们是直观而强大的。

因此，这一单一的独立信息渠道具有彻底改变的潜力。它拓宽了信息人的视野，使其涵盖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最重要的是，它粉碎了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可避免和注定的错觉，这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革命最终是否会发生，当然要看一个

许多因素，其中许多与信息关系不大。从负面影响到正面影响的转变必然以非线性结束，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除非向公众展示一个不同秩序的世界:一种选择，否则它不会被触发。

信息可以通过揭示一些迄今为止不知道或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影响行动。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示范效应。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是一种新型改良洗碗机洗涤剂的电视广告。一个政治上的例子是，突尼斯本阿里倒台后，埃及反对派经历了希望的冲击。阿拉伯独裁者总是死在权力和床上。他们的统治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直到第一个独裁者垮台。在本阿里逃跑后不久，Wael高尼姆在他的网站上写道，我们可以从他的话中感受到新的可能性带来的兴奋：

在突尼斯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的立场改变了。现在，埃及发生

真正政治变革的希望要高得多。我们所需要的是大量准备为之

奋斗的人。我们的声音不仅要响亮,而且要震耳欲聋。11

事实上，埃及没有任何改变。高尼姆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

大量的信息颠覆了任何叙述:替代方案被展示出来。国家控制的媒体产生了太多的信息，太多的新信息，但当它有效时，它使信息人相信，除了目前的状况，没有其他安全的选择。

必要时，一个独立的渠道将以同样合理的解释，传递与政权的正当故事相矛盾的示范效应。

当判断他的政府时，H. informaticus可以根据不同的可能性来判断——对同一政策或事件的不同看法，对某一行动或不作为所援引的不同价值观，其他政府的不同表现，真实的或想象的。走向怀疑主义的第一步是怀疑，而H.informaticus，暴露在一个独立的渠道中，在构建他的世界故事时必须面对选择和怀疑。

随着这个进化寓言接近当下，内容也随之激增。

我们的英雄可以接触到一个巨大的全球信息领域，在每个主题上都充斥着争议、观点和对立的主张。它的数量和种类在许多层面上都超过了受控制的媒体。

如果信息树试图吸收这些物质，它的头就会爆炸。这不是会发生的事。他会挑挑拣拣。其他公众也会这么做。正是通过这种选择性，这种选择信息渠道的自由，公众打破了由大众媒体创造的、在威权统治下由政权控制的调解人阶级的权力。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调解人的垮台，意味着这个政权靠说服来统治的能力的终结。

各国政府都难以把握信息力量平衡的突然逆转。该政权以等级制度和认证为荣，但却被剥夺了反馈渠道，对许多全球内容几乎视而不见。它表现得好像除了外来的理想——色情、无宗教信仰、美国化——试图引诱公众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盲目的政权未能调整其合法性的故事，使其在一个拥挤、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显得合理。

以体积为基础的准确表征会显示，与全球信息领域相比，国家媒体是微观的、看不见的。这就是H.informaticus对变化了的环境的体验:像亚马逊洪水一样，充斥着不敬的、充满争议的、反权威的内容，包括对政权的直接批评。

其后果是可预见的，也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政权积累了很多痛点:警察暴行、经济管理不善、外交政策失败、对灾难的拙劣反应。这些问题再也无法被掩盖或解释。相反，它们被新获得权力的公众抓住，并被置于公开讨论的中心位置。从本质上讲，政府的失败现在设定了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