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随着政权的合法性故事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信息人调整了他对世界的故事，与政权的故事相对立。他加入了同样心怀不满的公众的行列，这些人对现状充满敌意，渴望与权威挑拨离间，并寻求传播自己观点的手段，扭转局面，打击统治者。

传播的手段当然是由信息领域提供的。广播的单位可以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Hoder，一个Wael Ghonim，任何公众成员，包括信息人。其覆盖范围可达数十亿，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这个阶段，聚集在网络感兴趣社区周围的公众，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传播手段。重要的社区围绕着人们喜爱的主题和渠道展开，这些主题和渠道总体上揭示了公众的真实品味，而不是大众媒体、企业或政府希望公众感兴趣的东西。

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有活力的社区往往会联合起来

当政治反对派遭遇政权的监视和控制时。

政权仍然控制着镇压机器。它可以拒绝服务、身体攻击、监禁，甚至杀死H. informatius——但它无法压制他的信息，因为这种信息不断被反对派社区放大和传播。由于反对派掌控着通讯手段，并扎根于全球信息领域，因此其声音的传播超出了任何国家政府所能触及的范围。

这是2011年1月25日起义前埃及的情况。这是今天中国的情况。现代国家的财富和蛮力被公众巨大的沟通力量所抵消。网络访问被过滤，警察监视可疑网站，外国新闻广播员被封锁，国内博客作者被骚扰并被投入监狱——但每一个撕裂政权合法性的事件都被反叛的公众抓住，然后被广播和放大，直到批评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这种拉锯战让等级对抗网络，权力对抗说服，政府对抗被统治者:在这种异化的条件下，每一寸政治空间都受到争夺，动荡成为政治生活的永久特征。

在我刚才描述的进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客观条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政权的恶性很重要。抗议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要比反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或叙利亚的阿萨德一一或者就此而言，反对朝鲜的金氏王朝——安全得多。

但是，信息人的崛起将政府置于危险的边缘，任何错误、任何不幸的事件，都可能把网络化的公众拉上街头，要求血战。这就是当今威权政府和自由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处境。我试图描述的世界危机涉及对政府失去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合法性故事的大规模灭绝没有给错误留下任何余地，也没有留下任何剩余的公共善意。任何星星之火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炸毁任何政治制度。

我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像信息这样抽象的东西如何影响像政治权力这样真实的东西。让我以

提出一个答案，以三个主张或假设的形式。

1.信息影响政治,因为它无法被政府辩解的故事所消化。

2.信息向公众的扩散越大,任何政治现状就越显得不合法。

3.信息人,信息领域的网络化建设者和拥有者,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政府的合法性都提出了存在性的挑战。

我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探讨其含义。

章节注释

11 Ghonim, Revolution 2.0, 137.

什公不 么众是

我借用了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对公众的定义，因为我发现它诚实而朴实：“在我看来，公众不是一个固定的个体群体。公众只是对一件事感兴趣的人，他们只能通过支持或反对演员来影响这件事。”这些话背后的哲学假设是李普曼的典型特征，他对专家和精英—一他提到的“演员”——有着近乎神秘的信仰。但坦率而天真地说，这个定义恰好符合地下冲突的事实，而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没有一个单一的公众主体。公众有很多，每一个都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和环境中。公众也不是被组织成社会生活的永久固定物。如果对一件使公众产生的事情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那么公众本身就会像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希望一样枯萎。

分析者的困难在于，他必须描绘出这种异质野兽的特征。在我的故事里，公众是主角。在它的多种表现形式中，它

4

它表现出了共同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是由今天普遍存在的条件——第五次信息浪潮一一造成的。仅举一个例子，我注意到道格拉斯和威尔达夫斯基在另一种背景下描述的与边境教派对权威的厌恶有着显著的密切关系。只有那些被陈旧的分类蒙蔽了双眼的人才看不到，曾经与“观众”同义的公众不再沉默，不再被动—一它已经跃上舞台，成为世界历史剧的主角。

然而，我在公众肖像中可能描绘的任何特征都可能被某些例子所证伪，我可能做出的任何简化或个性化主题的尝试都将导致讽刺和错误。

在我看来，最有前途的方法是遵循塔勒布(N.N.Taleb)分析复杂问题的“减法知识”方法。我不是断言公众是什么，而是解释公众不是什么这类似于雕刻家在石头上凿凿直至出现相似物的方法，或者债券交易员通过减去风险来确定安全投资的公式。由于公众是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实体——一个复杂的系统—一这种描述其行为特征的消极模式最不可能陷入人格化的谬论，即发明一些具有单一意识和意志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新“阶级”。

塔勒布的方法也很有帮助，因为“公众”这个词已经被用来代表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在层层混乱和特殊的恳求下变得模糊不清。所以最后一个比喻:我的任务类似于考古学家，他们拂去外来物质，直到物体恢复其原始同一性。

公众不是人民，但他们喜欢假装自己是人民

2013年6月29日，在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倒台一年零四个月、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Morsi)通过自由选举当选埃及新总统整整一年之后，大批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政府。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成员，他对政府的狭隘党派态度疏远了许多人。抗议者由世俗团体领导，这些团体在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不久就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

但这里重要的是，在一个绝望的时刻，当伟大的理想与政治必要性发生碰撞，利益各方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双方都代表了什么。

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了穆尔西，组建了临时政府，并开始清洗穆斯林兄弟会。军方一直对穆兄会感到恐惧和厌恶，但这并不是他们干预的理由。他们声称要遵守人民的意愿。“武装部队……已经得到了埃及人民的帮助，”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哈利勒·塞西(Abdul Fatah Khalil al-Sisi)在叛乱发生后的最初声明中肯定道。尽管穆尔西当选总统，但塞西坚称，他未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临时政府的新总理穆罕默德·巴拉迪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在民主国家,当你有2000万人上街游行,你就辞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像你们那样的罢免或弹劾程序。这是一场反对穆尔西继续执政的民众起义………6月30日,人们走上街头,直到穆尔西下台,他们才做好回家的心理准备。

巴拉迪坚持认为，军方将穆尔西赶下台“与穆巴拉克时期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3

这些说法直接诉诸于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人民拥有主权。只有他们拥有合法性的授权魔力。各级政治权力必须来自全体人民，高于任何机构、派别或个人的要求。因此，人民有权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或重组政府。

塞西和巴拉迪用一种至少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古老的修辞手法，将抗议的公众等同于埃及人民。公众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埃及的合法统治者，而穆尔西由于未能满足公众的要求，已经陷入了暴政。

这个论点的一个问题是埃及人的支离破碎的状况公众。许多人“对除掉穆尔西这件事感兴趣”，但也有许多人站在总统和他的伊斯兰盟友一边。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公众?按照李普曼的定义，两者都是。哪一个可以被认定为埃及人?我将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提醒自己，穆尔西与穆巴拉克不同，是由51%的选民投票当选的，这是一个明显的多数。超过1300万埃及人投票支持穆尔西:他们不是在为人民说话吗?反对派的声音在这一点上非常关注，他们提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2000万抗议者走上街头，2200万签名请愿穆尔西下台，总比总统的票数要大得多。

但民主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人数，公众的政治权威可以独立于埃及7月事件是革命还是政变的问题来确定。

公众不是、也永远不可能与人民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由于在任何给定的问题上，公众都是由那些自我选择的对该问题感兴趣的人组成的，所以他们不拥有任何合法的权威，也缺乏一种结构来执行任何可能落到他们手中的权威。公众没有行政机关，没有法律，没有监狱。它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用语言和行动一一用自己的血肉。这就是发生在埃及的事情。舆论的怒吼促成了政治变革，但迫使穆巴拉克和穆尔西下台的是埃及军方，而不是公众。

公众永远不可能是人民，因为人民是政治哲学的抽象。严格来说，人民是不存在的。像洛克和杰斐逊这样肯定人民主权的思想家，专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行动自由，不受国家的压迫。宪法序言中著名的“我们，人民”是制宪者对州政府终极权威的否定。人民自己永远缺席了。

因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公众不是主权。它的权威总是建立在说服而非法律的基础上。代议制民主国家制定了选举和陪审团审判等程序，在这些程序中，按照惯例，公众可以说是人民的化身。但它恰恰是超出民主渠道的公众活动的溢出

程序—一有时，就像在埃及那样，在反抗程序的过程中——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不可估量的东西。

在老一辈，公众与人民之间缺乏契合，导致人们对民主的未来深感悲观。李普曼在绝望中得出了他的定义。这幅作品被命名为《幻影公众》——之所以叫“幻影”，是因为它是“一种抽象”，“不是一个固定的个体体”。简而言之，它不是人民。1927年，在《幻影公众》出版两年后，约翰·杜威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这些问题是因为，在“机器时代”，公众变得“迷失”、“困惑”、“找不到自我”。公众就像一个闹鬼的幽灵，在民主的大廈里出没。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