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的愤怒：数字时代的不满

舆论影响着政策和政府事务。作为一个精英主义者，他相信公众“不会拥有局内人对事件的了解”，并且“只能观察那些表明他们的同情应该转向哪里的粗俗迹象”。由于公众毫无头绪，其意见的政治分量很可能被狡猾的局内人所误导或操纵。这使得李普曼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在今天仍然非常准确：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公众舆论是一种保持或创造的力量,引导社会走向明确设想的目标,故意走向社会主义或远离社会主义,走向民族主义或帝国,走向国家联盟或任何其他教义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纲领性的目标是中心的事情，从李普曼的时代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一直坚持边界理想的公众将会拒绝这些目标。

令李普曼心碎的是政治哲学的人必须存在于政治现实的假设。他知道公众是这个职位的唯一候选人，作为一个敏锐的事件观察者，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希望和事实之间的不平衡。“主权和全能公民”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公众诞生于私人公民之间的权宜之计，这些公民在一件事上有共同的利益一一公民的或自私的一一并且在其他问题上会以不同的方式结盟，或者干脆像幽灵一样消失。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这种易变的实体都不能与人民等同起来。

然而，对于那些希望挑战既定政府或政治制度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已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这不仅适用于埃及军方这样的操纵机构，也适用于公众本身。与埃及的抗议者相比，美国的“占领”团体在街头的人数很少，他们仍然声称代表“99%”反对精英阶层的掠夺。

我想，穿上君主的袍子和皇冠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经历，但其效果是贬低了民主进程，考虑到公众的易变性，最终结果只能是混乱。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大批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正在埃及街头集会。他们相信自己代表了埃及人的意志

人民的意志。被激怒的军方呼吁举行大规模的反示威活动，以打击“恐怖主义”。这场大戏的最后一幕已经无处可看:当人人都是国王的时候，权力必须与合法性分离。

公众不是群众，而是曾经被活埋在他们下面

西班牙哲学家约瑟夫·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sore Ortega y Gasset)——我为本书摘抄了他的书名一一曾指出，在前工业社会，普通人生活在“分散”之中。定义他们的规则是地方性的，对阶级、宗教、性别、年龄和职业都有特殊的规定。在西班牙，直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妇女才可以戴披肩，只有城市妇女才可以戴帽子。对违规者的惩罚迅速而严厉，但现实情况是，很少有人认为违规者。这位加斯康农民从来没有想到，他与索邦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有许多共同之处。教授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都把对方看作是不同种类的人。

这些狭隘的思想领地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扫除了。教育提高了普通人的智力水平，技术提高了普通人的物质水平。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是自由民主，宣扬人与公民的普遍平等。事实证明，基督徒和犹太人、男人和女人、农民和教授之间，在价值和行为上都没有差别。人类那歪歪斜斜的木头被规划成一种普遍的、普遍的形式。

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否因为它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压力，我没有资格说。但是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需要大量的消费市场。所谓“大量劳动力”，我指的是一群同样可以训练到最高效率的工人。锻造和部署这样一个群体成为了“科学管理”及其伟大的倡导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目标。有了时间和动作研究在手，科学的管理者就可以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编成程序，就好像他们是一个单一的仪器一—一个人的机器。

每个工人的工作都是由管理层至少提前一天安排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工人都会收到完整的书面指示,详细描述他的任务完成工作的方法,以及完成工作所使用的方法。

这种制度是自上而下的、侵入性的、没有人情味的，但它在工业化世界成为正统，并引起了有影响力人士的注意。亨利·福特和列宁都是泰勒主义者，各有各的风格。他们都相信一个绝对正确的先锋队指挥着一群无差别的人类。

工业时代是泰勒主义的核心。普通人，在整个历史中都是如此无可救药地狭隘，被扁平化为大众: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富裕，流动性更强，在每一个活动领域都被组织成巨大的等级制度。大众充当了反大众的角色。更准确地说:群众为了等级制度的利益而冒充公众，同时剥夺了它的一切自发性，否定了它的真实利益。例如，在市场上，大众消费者是通过剥离所有的特殊性，只承认某些普遍的需求和品味而产生的:那些被大规模生产所满足的需求和品味。

在政治上，泰勒主义的组织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群众运动中达到了一个极端，这些运动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一劳工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美国，政治机器一—一个美妙的词—一控制了大部分选民。各国家政党的偏颇程度也只是略有下降。由党派元老选出的总统候选人邀请了与教皇秘密会议一样多的民主参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群众只能在选举日说“是”或“否”，或者不投票。他们往往是被胁迫或贿赂，才同意领导层的决定。

运动及其崇拜者和模仿者试图将政治行动简化为纯粹的机械。左右皆如此，无论运动意识形态的实际内容如何，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后者通常是伪科学的杂烩:比如纳粹的种族达尔文主义，或者马列主义者的“科学唯物主义”。重要的是对群众的控制。运动成员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反过来，领导层操纵政治机器，使之朝着一种新的权力概念发展，在这种概念中，整个社会都被运动所吸收，群众取代了主权人民。

在这样的方案下，在一件事情中追求个人利益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独立的公众的空间。当我们听到关于“找不到自我”的“幻影公众”的绝望言论时，我们应该回想一下，这就是李普曼和杜威所面临的政治景观。这两个人都知道，在更早的时候，公众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强有力的独立性。18世纪的公众是由具有科学和艺术知识的人组成的网络，他们通过通信实际上联系在一起。他们非正式地称自己为“文物国”，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几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帮助普及了科学革命，阐明了自由民主的原则，并激发了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

在杜威的“机器时代”，那种自信的公众似乎就像戴粉假发的时尚一样已经灭绝了。群众似乎活埋了公众，也活埋了民主未来的前景。

在这里，我想打破历史叙事，快进到当下。任何留心的人都会注意到，文物国中戴着面具的公民与我们自己的网络公众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拟的、非正式的、自发的、网络化的而不是等级化的，对质量开放而不是认证。这是真的: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超过了他们与工业时代的干预大众之间的相似程度。这种相似是一种视觉错觉，还是反映了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主题—一但这不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

我更感兴趣的是考虑两者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文物国，说到底，是一个精英俱乐部，一个知识分子

奥林匹斯与奥尔特加特殊化的人性视野相去甚远。而今天网络化的公众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可爱猫咪的图片和色情上，而不是革命或政治哲学上。事实上，新的公众与旧的大众非常相似，旧的大众现在摆脱了泰勒主义者的控制，并在有活力的社区中回归到自己的特殊兴趣和品味。

因此，问题立即出现了:这种奇怪的逃脱是如何发生的?那些机器一般的群众，如此完全地掌握在有科学自命的精英手中，通过什么历史杂技，成为了今天的反权威公众?为什么李普曼和杜威这些聪明人对未来的预测如此错误?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自信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现在和未来一样，过去是一团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每一个都孕育着各种可能性。原因无处不在，可以随意挑选。例如，1989-1991年欧洲共产主义的垮台，就被不同的分析人士归结为体制内部或外部的原因，不管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甚至是军事原因。每种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运行不同版本的历史，控制每一个因素。我们只有一个实例来建立我们的理论。以牺牲一个原因为代价而迷恋另一个原因，往往更多地揭示了分析者的情况，而不是事件本身。

最好的方法是贴近事实。幸运的是，事实没有争议。在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出版后的85年里，群众运动在战争中被打败，在经济和选举中也被淘汰。他们失去了对普通人的控制。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群众运动在其潜在追随者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时代的死物。附着在古巴和朝鲜等地的干枯标本就是其彻底失败的例证。

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工业时代自由民主赖以建立的伟大等级制度也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政治机器被改革者撕得四分五裂。政党失去了很多权威，包括支配总统候选人的能力。毫不奇怪，他们的成员资格开始转向更有回报的安排，比如参加倡导团体。类似的损失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权威削弱了政府、企业和科学机构。到目前为止，这种衰落没有群众运动那样灾难性，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权威都从曾经强大的等级制度流向非正式的、自发的团体。

关于公众及其从大众埋葬中奇迹般复活，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每个公众都必须以积极和被动的方式行事，但在任何历史时期，这两种方式的比例完全取决于现有的结构选择。18世纪的公众是微小但高度活跃的。工业时代的公众人数众多，但受胁迫而处于被动状态。大众吸收了19世纪进入历史的数亿普通人，并将他们置于一些结构的指挥之下，这些结构几乎不允许真正的决策，很少允许真正的意见和行动选择。

但是，公众从来没有在群众的重压下消失。这是我的假设的一个关键主张。公众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和政治舞台上的惰性支柱。公众舆论退回到被动的模式，但它仍然是一个因素，它总是很重要一一即使对纳粹德国来说也是如此，它在说服和宣传机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所有群众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政权都是如此。他们痴迷于塑造公众舆论一—到目前为止，比自由民主国家更甚。

宣传是极权主义者承认他的权力不是全部。与民主政治家不同，群众运动的领导者缺乏反馈机制:他们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只能希望把想要的意见直接注入追随者的大脑。称之为灵魂的泰勒主义(Taylorism)。

但大众可能无法接受。公众带着自己独特的兴趣和观点，仍然生活在这些地方。它并不是惰性的。而这种反应能力对独裁者来说是危险的。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的波兰都看到了公共资金的最终选择: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生死攸关的革命。到1989年，世界上所有的宣传都无法挽救这些政权免于被一扫而空的命运。到1991年，母船一一苏联及其共产党一一已经沉没。

旧的公众一直在反应，因为从结构上讲，它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TV观众只能作为消费者对三个频道做出反应，要么观看，要么关掉。由于明显的结构性原因，公众成员无法开发自己的TV。他们不能表演。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一一我已经指出，在民主国家，政治机器和强大的政党将公众的结构性选择减少到极少数。工业经济也是如此:大规模生产者创造了一个品味与实际生产的产品相四配的大众。在信息和传播领域也是如此，在“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的座右铭下，出现了一群中间人，他们武断地控制着普通人可以获得的内容。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沿着这个光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几乎完全被动的公众，到一个极度活跃、极度侵入的公众。这是由于选择的激增而成为可能的。这个过程类似于我在关于信息人的寓言中描述的激进的战略逆转。随着普通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结构性选择，后者开始向他们最初的利益迁移，而曾经限制他们行为的制度失去了这样做的权力。

TV观众变成了YouTube的海报。运动和政党成员变成了个人意义事业的倡导者，经常聚集在虚拟会议场所周围，比如“我们都是哈立德说过的”Facebook页面。在商业中，设计优先于生产，个性化成为设计的伟大理想。在信息领域，技术创新释放了天文数字的能力，供普通人使用和滥用，重构了新的公众，使其能够攻击权威的庙宇。

4.3 注入金发的世界观:纳粹海报

这最后一个发展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李普曼和杜威对未来的预测是错误的:和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没能预见到个性化信息技术的到来。

工业组织拥护泰勒主义的理想，并致力于将公众转化为大众，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我对公众重新出现的假设可以简单概括一下。第一，公众从未消失在大众的怀抱或等级组织的控制之下。公众忍受了下来，尽管由于其结构性选择被剥夺而被迫进入一种被动模式。其次，地缘政治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结合为公众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选择和能力的前沿，公众从被动的沉睡中醒来，开始采取行动。作为行动者的公众立即与旧制度发生碰撞，而这些习惯了控制的旧制度的反应是愤怒和不理解，有时会摇摇欲坠，而且屡见不鲜地分崩离析。

我的意思是说，新公众一直是第五次浪潮的动荡边缘。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侵入了事件，既有机构已经陷入危机，面临解散的威胁。

公众不是群众，但两者是有关系的(很复杂)

在这本书中，我把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描述为公众对专制政权的胜利。然而，如果你拥有字面上的思维，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解释。你会注意到，是人群推翻了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府一一人群只占两国人口的一小部分。既然公众并没有被证明与群众完全相同，那么你，按照你的字面意思，可以合理地怀疑为什么前者的成就被给予了如此多的信任。

公众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并不透明。虽然两者密切相关，但从来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知道，公众是由由一个共同的参照点联结在一起的个人组成的:李普曼称之为对一件事的兴趣，这可能意味着一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