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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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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序

在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Heinrich)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青年学生当中,他都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作为德国“新马克思阅读”(neueMarxLektüre)思潮的代表,他对马克思原始文献的研读,特别是对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新阐释,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积极反响。本书正是海因里希对《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一个系统凝练的导读。

海因里希1957年生于德国海德堡,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求学,专业为数学、物理学和政治学,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83年和1986年,他先后获得政治学和数学两个方向的硕士学位,两篇硕士论文的主题分别是“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资本概念的转变”和“现代拓扑方法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应用”。此后,他开始在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期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代表作—《价值的科学:在科学革命与古典传统之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Die Marxsche Kritik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klassischerTradition)。该书首先探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进而阐述了马克思从人本学异化批判向一种新的历史科学转变的过程,后者在理论视域和问题式上表现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断裂。该书围绕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危机理论等主题,体现出马克思在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试图彻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复调用、回应前人相关概念与问题的二难理论境遇。该书在1991年出版之后多次再版,英文版也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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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海因里希在《价值的科学》一书基础上,结合自己新的研究与多年来解读《资本论》的教学心得,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Eine Einführung)—书(再版时更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随后,他又对《资本论》中的经典段落进行了逐段逐句的评注,出版了两卷本的《怎样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Wie das Marxsche “Kapital”lesen?)。这两部导论性质的作品不仅受到德国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重印,而且已经或正在被译为英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日文、韩文等文字。

海因里希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造性解读,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他非常强调马克思的原始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中新出版的马克思手稿和笔记(他自己也曾经参与MEGA2部分卷次的编辑工作),这些一手的过程性文献为他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基于上述文献,对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甚至触及了一些在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不可侵犯的基本信念,比如资本主义“崩溃论”等。而他的这种“离经叛道”也受到了一些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回击。但是,他的研究不仅始终基于马克思的文献,而且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致力于敞开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新的可能性。随着他的研究成果逐渐被译为英文,他的这些观点已经不仅在当代的德语学界,而且在英语学界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海因里希2013年发表《危机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与马克思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Crisis Theory,the Law of the Tendencyof the Profit Rate to Fall, and Marx's Studies in the 1870s") ,认为被恩格斯编入《资本论》第三卷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马克思的一个未完成的假设,并且它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无直接关联。①一年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写作了《危机理论与利润率下降》(“CrisisTheory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并在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认为海因里希“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他用超过一页的篇幅引述和分析了海因里希的多段原文,并表示“海因里希的观点与我自己对这一规律一般意义的长期怀疑是基本一致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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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海因里希不是一位具有极强原创性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一位立场坚定、学风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利用MEGA2出版的新材料,不断推进对马克思一系列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问题的考证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除了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之外,他还曾担任《PROKLA:批判社会学》杂志主编、柏林应用科技大学教授,以及维也纳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他辞去一切教职,正在专心为马克思撰写一部三卷本的传记《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Karl Marx und die Geburt der modernenGesellschaft),第一卷已于2018年出版,并于2019年出版英文版。

二

本书既是海因里希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普及性、导论性著作,同时也是对他自己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的一次凝炼。在此,我将结合本书的主要内容,对海因里希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要点予以介绍,以方便读者对之加以把握。

海因里希在本书序言中强调,我们在面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时候,首先必须摒弃过去我们对相关内容的“先人之见”和背景认知,也就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这种通过学校与媒体、对话与讨论而自发形成的前理解,有必要被批判性地加以追问。”而他所要批判性地加以追问的核心理解模式,就是传统的“世界观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海因里希看来,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大全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当中传播自己的观点时,出于论战和工人群众的实际需要,形成了一些有这种倾向的通俗化作品,其中的代表就是《反杜林论》。后来,第二国际和苏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进一步简化出了一套教条化的理论体系,它将马克思主义条块分割,观点硬化,而这也就成了直到今天最广为流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前理解”。当然,这种教条化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早已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批判。而对于海因里希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突破:

中译序

① Monthly Review, Volume 64, Issue 11, April 2013.

② The Great Financial Meltdorn: Systemic, Conjunctural or Policy Created? Ed. Turan Subasa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6, pp. 41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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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在历史观或者历史哲学的层面,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所谓经济主义,就是将社会生活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还原为对经济利益的有意识的反映。在海因里希看来,真实发生的事情不仅没有这么简单、直接,甚至恰恰相反一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不仅不是对真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且往往是对这种关系的“遮蔽”和“神秘化”。马克思的核心观点,不仅不是直接指认“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直接对应性,而且正是揭露这种“遮蔽”与“神秘化”。所谓历史决定论,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革命的成功当作一个自然的、必然的历史事件。海因里希认为,固然马克思在个别文本中有这样的倾向,但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否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证明”,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信念”或“期待”。今天的读者必须将这二者区分开来,这样才能真正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前进。

第二,是在马克思的毕生事业—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重新理解这一理论事业的基本性质。海因里希特别强调其中的“批判”,它意味着,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并不是建构一套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即不是要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内容”科学化、精确化,而是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对作为一个学科、一个理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斯密、李嘉图等个别人的经济学理论)加以根基性、方法性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性的考察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根基性、方法性的差异在哪里呢?海因里希引述《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来证明,马克思所要做的事情,不是去研究和推进既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以及这些范畴所表征的经济内容,而是反思政治经济学所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即这些经济内容所采取的社会形式规定性、这些经济学范畴得以成立的特定的历史结构。马克思要处理的,正是被政治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而接受下来的东西,正是在这里,不仅蕴含着这一理论传统中根本的遮蔽,同时也蕴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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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不应被简化为某种决定论教条,他的思想中最富教益的部分,恰恰是破除日常生活视域中虚幻的直接性和物性,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结构,以及作为这种结构之最终完成的日常生活观念中的拜物教和神秘化。与之相一致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一门实证的经济学知识,而是一套基于对现代经济社会关系的分析而衍生出来的社会批判理论。

三

既然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针对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明性前提,从而实现了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断裂”,那么,这种“断裂”究竟体现在哪里呢?①换言之,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论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之处?结合本书内容,可以总结出海因里希强调的如下

中译序 V

①在《价值的科学》一书中,海因里希将其总结为四个层面:人类主义、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和非历史主义。他指出,马克思通过方法论的革命,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四个自明前提。参见魏小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一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海里希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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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法论要点

第一,马克思不是从个人主体的预设出发,不是从个人行为的视角出发,而是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考察现代经济过程的。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分析不是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出发,而是从现代经济关系中的细胞形式商品这样一种物的关系出发。而在马克思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是从个人主义的假设出发,将交换当成人的自然本性,从而论证商品交换机制的合理性。海因里希认为,这说明“马克思不是基于交换者的思考而建立起价值理论的”,“马克思想要通过价值理论来揭示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身处其中的个人只能遵从这一结构,无论他们自己怎么想”。个人的劳动只是这一社会中总劳动的一部分,个人的商品交换只是遵循着市场经济的逻辑。因此,马克思是在分析完商品和货币的性质之后,才转而从商品占有者(他们“只是商品的代表”)的行为视角来考察商品交换,并且强调,这些商品交换者遵循特定的社会结构而行动,而他们的行动必然带来货币这一结果。海因里希就此提出:马克思所要做的,并不是为劳动价值论提供新的证明,而是要转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去揭示那种使劳动价值论得以实现的现代社会的特殊形式规定(或者说“社会结构”)。换言之,马克思想说明的,不是劳动价值论为什么是对的,而是劳动价值论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才是对的。

第二。海因单希反对从自然的、生理学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探讨。强调马克思理论中突出的历史性、社会性维度。他认为,马克思所分析的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以及这种商品所蕴含的劳动二重性。商品的价值来源于抽象劳动,但是抽象劳动是不可见的。马克思没有将抽象劳动当作一种纯然“自然主义”的概念,毋宁说,抽象劳动的出场完全是基于现代社会经济的交换过程,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构成抽象劳动之基础的抽象才得以完成”。他还进一步提出,抽象劳动不可能被物理性的时间所衡量,因为能够被衡量的总是个别的劳动时间,而马克思讲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虽然是劳动价值的来源,却是不可直接衡量的。说到底,“抽象劳动是一种在交换中构建起来的有效关系:在交换中,被耗费的具体劳动充当了特定量的形成价值的总劳动”。这个“充当”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指认,而不是一种生理学、物理学的物性指认。只有在现代交换社会之中,劳动才现实地被当作是抽象的,这种现实而不可见的抽象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总体意义上的关系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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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前文已经可以发现的另一点是,海因里希强调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当中的关系性特质,以此反对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价值—作实体主义的理解。尽管马克思明确提到了“价值实体”这样的概念。但是在海因里希看来,“价值实体”也不能被“实体主义地”理解为类似物质性的东西。毕竟,马克思本人反复强调,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纯粹虚幻的对象性”,如果价值实体是指可见的商品的物性,那么也就没有所谓“幽灵般”或者“虚幻”可言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固然表现为物的属性,却不是真正暗含在单个的物之中的。而不讨是生产者个人劳动和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我们不仅无法在单个商品中把握价值对象性,甚至也不可能只在商品的生产环节把握价值的规定性,而只有将流通过程纳入进来,只有在交换当中,个人劳动和社会总劳动的关联才会现实地表现为价值,价值实体的对象性才得以现实地出现。海因里希说,表现价值和价值量的社会关系,既不是在“生产”中,也不是在“流通”中,而是在生产“和”流通中建构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性、过程性的价值理论才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概念的地方。

总之,海因里希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上的结构性、社会性、关系性,反对以个人主义、自然主义、实体主义的方式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这突出体现在对价值形式理论的阐述之中。

海因里希充分利用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中价值形式理论的多次修改增补的文献,完整重构了价值形式理论的核心意义。他引用马克思本人对干价值形式分析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尤为重视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的反复修改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在传统的讨论中,这一部分往往被理解为马克思对商品发展为货币的历史脉络的逻辑梳理。海因里希认为,这着实低估了这一部分分析作为“批判”的意义: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只讨论价值的来源,但是价值的来源和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人们只盯着价值内容,却偏偏没有思考过,价值内容所采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又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表现形式。马克思的贡献正在于此。他通过对商品形式,即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分析,在逻辑上说明了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另外一种有价值物的使用价值来表现,这就必然导致货币的出现。简言之,价值来源于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的表现形式则是货币。据此,海因里希提出,与其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论(事实上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的价值理论指认为“劳动价值论”),不如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货币价值论”:“如果没有价值形式,商品就无法作为价值而彼此发生关系,也只有货币形式才是对于价值而言可计量的价值形式。”就此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价值固定在单个的物上,既无法在实体思维中理解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的问题,又无法论证货币存在的必然性,它们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一种“前货币的”价值理论。在实现了价值形式分析之后,马克思才对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神秘化特征予以解析,这也说明,这种神秘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的产物,不可能通过主观意识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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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上我们结合本书前三章的内容,说明了海因里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理解。许多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只是强调第一卷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因为马克思正是在这里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海因里希则在序言中强调,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三卷本,应当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如果只读第一卷,那么这种理解不仅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由这部著作独特的研究和叙述方式所决定的。“由于马克思将其研究对象分解为不同的、互为前提与补充的抽象阶段,我们只有在读完第三卷后,才能完整地把握第一卷所论述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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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从市场经济的规律性导引出资本出场的必然性,“正如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一样,必须展现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作为资本化身(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在竞争的强制中推动着价值的自行增殖。这就使他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工人完全按照市场交换的原则,出卖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从而在生产过程当中受到剥削,生产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海因里希在这里强调,剥削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贪婪,而恰恰是由于遵循了商品交换的规律,这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基于此,海因里希结合从“泰勒制”到“福特制”的发展历程,重新梳理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各种形式及其历史变化。

在关干《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中,海因里希重点解读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以及其中表现出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一部分他特别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由干资本流通的实际过程,不仅工人会受到拜物教思维的影响,把工资当作自己“劳动的价值”(实际上是“劳动力价值”)的报酬,而目资本家也无法参透剩余价值生产的真实规律,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而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各种成本与利润的区分,这是拜物教的另一方面;第二,在理论发展史上,这样一种由马克思所构建的理想的再生产图式往往被过度夸大,这使其承担了许多不必要的解释义务与批评指责。而在海因里希看来,第二卷的阐述之所以建立在许多理想化的前提之卜,并非为了直接触及理论逻辑之外的实际问题,而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流通两个环节能够构成一个统一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很多具体的问题才能够得到有意义的理解。

从学术角度来看,海因里希对《资本论》第三卷的解读中包含着不少具有很强冲击性的观点。第一,他在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分析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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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马克思并没有完成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证明,他的论述中隐含了一些有待反思的前提,而这甚至是通过简单的数学化归就可以发现的。但是,与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法不同,海因里希认为这一点并没有减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无论平均利润率是否必然趋向下降,马克思都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狭隘性,即生产力的发展会遇到内在限制,从而产生对人与自然的破坏性力量,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第二,关于信用制度,海因里希结合信用体系的发展重新梳理了信贷问题、虚拟资本问题的逻辑和基本表现形式,他认为,信用制度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投机机制,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内在的调节机制,它一方面促进资本流动,从而促进了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潜藏着危害实体经济的趋向,正是金融市场将资本逻辑本身所具有的投机性扩大化了,以上两个方面其实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第三,关于危机问题,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系统的危机理论,只能从他的各种论述当中去归纳危机的各种可能性。在他看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是再生产进程的中断,是趋向无限的生产与受到限制的消费之间的对立,在资本增殖的驱动下,会出现商品的过度生产和资本的过度积累。但是,危机具体的因素和形式是多样化的,不能单一地归结为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或者“消费不足”。在这里,他还明确地否认马克思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本书后的附文。

海因里希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建构过程的解析。在本书中,他反复引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所提到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在他看来,这一公式所反映的收入来源分配的假象,是现代社会日常观念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完成。马克思的三卷本《资本论》就是要说明这一拜物教是怎样实现的,而这一说明过程同时就是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批判和揭露过程。海因里希还结合拜物教理论,创造性地讨论了拜物教关系“人格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即反犹太主义,而这种拜物教观念也和一般的革命主体理论联系在一起。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海因里希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未完成的国家理论的探讨结合在一起,批判了将国家简单视为统治阶级工具的观点,同时批判了传统帝国主义理论的缺漏,从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形式和世界市场的全新表现做出了新的理论探索。既然资本在从商品到货币直至国家的形式中展开,共产主义也就意味着对这一切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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