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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第一节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工作日
我们在第三章中研究了商品生产的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是构成价值的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具有类似的二重性:它是劳动过程(生产特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过程(生产剩余价值)的统一体。
抛开每种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劳动过程可以简化为有目的活动(劳动)、劳动对象(被劳动所改变)和劳动资料(让这种改变成为可能的东西)三个要素。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一面改变自然,同时也改变自身,发展自己的能力。但是,劳动过程从未单单如此,它总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形式规定的过程而发生:作为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过程、作为封建农奴的生产过程、作为自主的手工工匠的生产过程,或者作为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生产过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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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表现出两个独特的特征:第一,它是在资本家的控制下进行的;第二,它的产品是资本家的财产而不属于其直接生产者。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于是,劳动过程变成了资本家所拥有的事物之间作用的过程。正因如此,过程的产品也属于资本家。这种产品是使用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这种使用价值只有在表现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时候才会被生产出来。
我们现在来详细研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生产过程。但是首先必须介绍几个不仅对本章,而且对后续章节也至关重要的基础概念。
之前被我们称为“资本的总公式”的G—W—G'需要得到更详细的考察。价值增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得到了购买和使用。而为了“使用”这种商品,即在生产过程中运用劳动,生产资料(原料、机器等)就是必需的。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个新的商品量,其价值超过了预付资本的价值,并以G被卖出。
对于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其中扮演了相当不同的角色。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新生产的商品当中。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被完全消耗掉(比如原料、能源等),那么这种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就被完全转移到了新生产的商品中。而如果生产资料比如工具或机器并没有被耗尽,那么只有其中一部分价值得到了转移。比如,一部机器的寿命是十年,那么一年中,便有其十分之一的价值转移到了它所生产的商品中。①在生产过程中,变成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一般不会改变其价值,而是把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中。因此,马克思将这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简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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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在1857年的《导言》中指出,看起来简单的劳动概念,表现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却只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才成为可能的和“实际上真实的”:在这里人们单个的活动才摆脱了其社会联系;现在,没有任何一种活动是支配性的,每种活动都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雇佣工人获取生活所需的手段;至此才能谈论一般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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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作用则与之不同。劳动力的价值完全没有进入所生产的商品中。进入商品价值之中的,是通过“使用”劳动力,即通过劳动的耗费而新形成的价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归结为: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如果变化,会导致相应的产品的价值变化。劳动力的价值如果变化,则对产品价值几乎没有影响。工人为产品增加了多少价值,并不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有多少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被耗费。
新增加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m。换言之:新增加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加剩余价值。资本中用来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被马克思称为可变资本,简称v。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工人被支付的是v,却产出v+m的新价值。②
因此,一段时间内(一天或一年)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可以被表达为:
$$
c + v + m
$$
在这里c代表了被消耗的不变资本,即被消耗的原料的价值以及工具和机器所损耗的部分价值。
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从其可变部分产生的。因此,价值增殖的水平可以通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来度量:马克思用m/v来描绘剩余价值率。这同时也是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剩余价值率通常表现为百分比。例如,如果 $m { \approx } 4 0$ 且 $\scriptstyle v = 4 0$ ,不会说剩余价值率是1,而是说剩余价值率是100%。如果 $m { = } 2 0$ 且 $\scriptstyle \gamma = 4 0$ ,那么剩余价值率为5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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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机器的“寿命”只取决于其物理损耗。如果市场上出现了新的更好的机器,那么它的经济寿命就会比其物理寿命更短。因此,计算机的淘汰,一般来说不是因为其不再运转,而是因为有了更好得多的设备。
②这里强调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并未转移到产品中,而是劳动的耗费创造出新的价值。这种新的价值在计量上以v和m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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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率是一个科学理解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范畴;它是我们了解价值增殖之由来的基础。但是,对资本家的实际的意识而言,它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考虑的是,必要的预付资本为 $c + v ,$ 这是为了获得m的利润,这与这些利润从何而来无关(或者说,利润被看作“资本的果实”)。利润的增殖尺度是利润率 $m / ( c + v )$ 。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利润和利润率概念,马克思直到《资本论》第三卷才加以讨论(参见第七章),这也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全部三卷本《资本论》的原因之一。
工作日的时长由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v)和剩余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生产剩余价值m)构成。如果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劳动力的价值是给定的,那么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给定的但是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却不是给定的。
在任何一个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中,都可以区分出“必要劳动时间”(此时生产的产品是满足被剥削阶级的再生产的需要)和“剩余劳动时间”(此时生产的剩余产品是总产品中归统治阶级所有的一部分)。但是,马克思表明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决定性差异:“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统治阶级的一海因里希注)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72页)
不过,马克思在这里形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并不是对单个资本家的道德谴责。虽然这种对剩余劳动的需求—因为其毫无限制暗示了资本“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11卷),对劳动力的破坏也漠不关心。但是这并非单个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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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商品生产逻辑的必然后果。
如果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一天的价值购买了劳动力,那么资本家就有权在一天的长度内使用劳动力。但工作日的长度是不确定的:为了维系工人生理和心理上的恢复再生,劳动时间必须短于24小时,但至于短多少就不清楚了。如果资本家试图延长工作日,那么他也不过是和每一个商品买者一样,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像我们尝试从牙膏管中挤出最后一丁点牙膏一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单个资本家尽可能充分利用他作为买者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工人试图缩短工作日的长度,也同样遵循了买和卖的逻辑。为了能够不断出售其劳动力,他必须保持第二天自己的劳动力仍能以正常状态被使用。但如果工作日太长,这就不可能了。
无论是资本家试图延长工作日,还是工人试图缩短工作日,依据的都是商品交换的规律;从这一规律无法推导出工作日的限度。这就意味着:
干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71—272页)
在工人始终无力与资本相对抗,且存在足够多的供给来替换被破坏的劳动力的地方,资本就会将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人的体力的限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描述的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首先发源于19世纪的英国,随后在其他国家带来了对每日劳动时间的立法上的限制。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探讨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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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竞争的强制规律
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在价值增殖方面不存在内在的限制。因此,对资本来说,不存在一个价值增殖的最终程度。如果用剩余价值率m/v来度量价值增殖,那么就会得出两种基本的可能性来提高资本增殖程度,马克思将其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第七章考察作为价值增殖程度的利润率时,我们还会看到其他可能性)。
在给定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m/v将随着m的增加而增加。单个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可以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增加,而通过延长工作日就可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把这种通过延长工作日来扩大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方式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法定的)正常工作日的限定中,绝对剩余的生产并没有达到其极限。工作日的延长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每天工作小时数,也可以通过更好地利用这些工作时间:通过缩短休息时间,或不再将特定的劳动准备时间纳入劳动时间,等等。另外,提高劳动强度(也就是,加速劳动过程)也和延长劳动时间具有同等效果。一个强度更高的工作日就像是延长了工作日一样,会比一个正常工作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产品。如今。利用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的纠纷仍然是企业日常的一部分。
如果不延长工作日或者增强对劳动时间的利用效率,仍然可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即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8小时工作日中,如果需要4小时来生产劳动力的日价值,那么剩下4小时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如果现在只需要3小时来生产劳动力的价值。那么就有5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把这种通过缩减必要劳动时间来扩大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方式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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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劳动时间必须足以生产出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了足额支付(这里必须假设我们观察的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作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缩减了(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正常的”生活标准下降了,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推行,且不可持续,最多只是缓慢地实现);要么是这是更常见的情况—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了。
如果后一种情况能发生,要么是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从最广义上理解,而不仅是食品)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要么是为生活资料部门提供原料和机器的那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随着生产资料价值的降低,借助其生产出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会降低。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进而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因此,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生产率是提高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的两种基本的可能性。但是,这两种可能性都要靠单个资本家的行为来实现。
资本家有兴趣延长劳动时间,这一点容易理解:在给定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会直接使单个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
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就与之不同了。比如,桌子的生产者提高了生产率,桌子就会更便宜。但是,只有当桌子的价值计入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价值才会降低。这一效果是微小的,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迟缓的。这种微小而不确定的好处,几乎不会构成提高生产率的个人动机。
让单个资本家想要提高生产率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个人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某物的生产而言,这种劳动时间是否属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对于正常劳动强度而言必要的劳动时间,参见第三章第一节)。比如,生产某种桌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0小时,而某个生产者只要8小时便能生产出这种桌子,那么他用8小时便可创造其他生产者用10小时创造的价值产品。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10小时劳动的价值卖出他用8小时劳动生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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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某种生产过程中,某个资本家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时所发生的情况。让我们假设,在某种物品,比如电脑的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为200。此外需要耗费一个8小时的工作日来进行组装。劳动力的日价值v是80,剩余价值率是100%,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一天生产的剩余价值m也是80。那么,产品的价值为:
$$
c + v + m = 2 0 0 + 8 0 + 8 0 = 3 6 0
$$
现在我们假设,这些资本家(起初是单个的)能将组装电脑的直接必要劳动时间从8小时减少到4小时。此时电脑的价值按照社会平均水平还保持在360。我们这位聪明的资本家不再需要耗费价值80的可变资本,而仅仅需要耗费40。因此他的成本是:
$$
c + v = 2 0 0 + 4 0 = 2 4 0
$$
如果他以360的价值将电脑卖出,那么他将得到120的剩余价值。在社会平均的每台电脑的剩余价值80之外,我们的资本家还获得了40的超额剩余价值,他的剩余价值率达到了300%而非100%。这种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说超额利润(参见第五章第一节对利润的分析)一而不是劳动力的未来的贬值一才是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机。
只要新的生产模式还未得以普遍运用,资本家的超额剩余价值就会存在下去。而一日这种模式推广开来,那么也就意味着,生产一台电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了。如果与此同时,其他所有条件不变(劳动力价值、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等),那么,该电脑的新的价值为:
$$
c + v + m = 2 0 0 + 4 0 + 4 0 = 2 8 0
$$
这样。我们那位资本家的超额剩余价值就消失了,他的剩余价值率回到了100%。
但是,让我们继续考察这位率先提高生产率的资本家。在产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他不再需要过去那么多的劳动时间了。那么,他可以要么用更少的劳动力而保持产量不变,要么用同样多的旁动时间和劳动力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前一种可能性对资本家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现实的,因为往往只在产量同时提高的情况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可能的(我们将在下一节研究这一关联)。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生产率的提高一般与产品的产量的提高相伴而生。而想要卖出更多产品,最简单的方法是降低价格:单个产品以低于以往的价值被卖出。即便我们机灵的资本家以低干以往的价值出售商品,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超额剩余价值。在前述例子中,如果他按照350而不是360来出售电脑(其成本为240),那么他将得到110的总的剩余价值,相较于通常的剩余价值80,还有30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我们的资本家销量的增加意味着一如果经济体中没有能产生更大的总需求的变化一其他供应同一产品的资本家的销售减少,极端情况下可能破产。如果他们想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就也得降价出售。如果不改进生产方式,他们的剩余价值就会减少。为了在价格竞争中生存下来,其他资本家只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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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资本家个人并没有兴趣不断提高资本的价值增殖程度,竞争也会迫使他加入由他人发起的提高生产率的行列。资本的内在规律,如延长工作日和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并不依赖于单个资本家的意志。资本家们面对着竞争的强制规律。由于每个资本家都面临这种强制,一般来说,他们不会等到其他竞争者强迫其改变,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首先提高生产率的人,以便至少获得一些超额剩余价值,而不至于总是努力减少损失。结果,每个资本家都给所有其他资本家施加了压力,正如他也面临着其他人的压力。所有人的行为都遵循着一种看不见的“约束”。一个资本家即使作为个人喜爱节俭,但只要他还想做资本家,他就不能摆脱对更多收益的不息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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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协作、分工与机器
资本主义生产开端于大量工人在一个资本家的控制下一起生产某一种商品。如果货币占有者雇佣了一两个工人,但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生计,他还要在生产过程中与工人们协作,那么在严格意义上他还不算是资本家,而是一个“小作坊主”。只有在他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而行动时,他才是资本家,也就是说,他可以将所有时间用于组织和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
即便技术的生产条件没有改变,大量工人的协作也会由于两个原因而推动产品变得更便宜。第一,许多生产资料可以被共同使用,这样他们在产品中所占的价值比重将会降低(100个工人的产量可以是10个工人的10倍,但这却不需要10倍的生产资料)。第二,大量劳动力的协作还会产生新的力量:一个工人无论花多少时间,都无法搬运一根大原木,但四个工人立刻就能将其搬走。10个人在流水线上可以承担的作业速度,明显快于他们每个人单独完成。
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得益于分工。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被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局部职能。相比干在总过程之中,这种单独的操作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通过相应的练习和经验的积累,以及专门适用干这些局部职能的工具的支持,这种局部职能上的专门工人可以更快地工作。但不利的一面是,单个工人变成了一种更不独立的局部工人片面的负担还会造成工人生理和精神上的损伤。一种产业,如果其生产过程以高度分工为基础,但并未使用或很少使用机器,我们就称之为工场手工业。
20世纪初,分工在泰勤制(以工程师F。W.泰勒命名)中达到顶峰:泰勒将劳动过程中的运动分解为极小的环节,以使分配给单个劳动力的只是微小的运动。这样,时间的浪费和隐蔽的停顿就被压缩到了极限。这种办法主要被应用于流水线生产之中。但是,这种极端的分工给资本价值增殖带来的不只是好的方面。特别是对于高质量的复杂产品,这种过度分工反倒是阻碍,因为它产生了过多的次品。因此,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泰勒制先是被推广,又逐步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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