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生产率提高的决定性因素是机器的使用。机器不单单是更大的工具。关键在于，工具不再是工人手里的工具，而是机器的工具。一台机器所能同时操控的工具的数量是不受人力局限的。随着单个机器组合成一个贯穿劳动对象的机器体系，生产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产业就是工厂。

在工厂中，留给工人的尚未机械化的活动，主要是监控机器，修复机器，随时待命及修正机器出现的错误。电脑的使用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尽管大量监控和调节的任务也机械化了，还是需要去监控用来调节的电脑，其程序也要适应变化的要求。

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从劳动力的手工的技艺发展出来的。即使它能够归结为“细节的技艺”，资本仍然要依赖于这种主观的技艺。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则根本地改变了这一点：

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7页）

因此，在机器生产中，资本得以与单个劳动力的特殊的技艺分离开来。后者现在不仅是化为局部工人的职能，而是一在一个发达的、运转良好的机器体系中沦为单纯的附属物。资本对工人的统治现在表现在机器体系中：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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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协作和机器的采用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同等的劳动耗费下，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单个产品的价值便降低了。但是，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简单协作中就已经是如此了：由于被独立化的劳动力无法独立支配他们的共同活动新增的生产力，而只能在资本的指挥下协作，这些新增的生产力便表现为一种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在工场手工业和工厂中，这种印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单个劳动力被化归进了局部职能中，在手工业工场和工厂之外，它几乎毫无用处。由此，工人凭借自身的一般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似乎成了资本所带来的结果。资本表现为一种自带生产力的力量，我们可将这种假象称为资本拜物教。同商品拜物教一样，资本拜物教也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意识或单纯的谬误。倒不如说，在资本主义对生产过程的组织中，包含了其物质基础：

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18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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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采用机器提高生产率和通过协作或分工提高生产率是根本不同的。采用机器将给资本家带来成本，而由于机器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它把价值转移到了产品中。这就意味着，采用机器首先会让产品更贵而非更便宜。总的来看，只有当机器的价值转移导致的产品增值能够被生产中节省下来的直接劳动时间所抵消时，产品价值才会下降。

假设生产某种商品需要耗费价值50的原料和8小时的劳动时间，后者在正常条件下价值80。那么，产品价值为：

$$
5 0 ( \textcircled { 1 } \textcircled { 1 } \textcircled { 4 } ) + 8 0 ( \textcircled { \div } \textcircled { 2 } \textcircled { 5 } ) \textcircled { 1 } \div \textcircled { 1 } ) = 1 3 0
$$

现在我们假设该产品在机器的辅助下生产。机器价值为20000，可以在损耗前生产1000件产品。那么，机器向每件产品转移的价值是20。起初，单个的机器产的产品将增加这20的价值。如果机器现在节省了3小时劳动，以至于生产该产品的必要时间由8小时变成5小时，那么机器产的该产品的价值变为：

$$
5 0 ( \textcircled { \div } \frac { \div 1 } { \div 5 } \times \textcircled { \div } ) + 2 0 ( \textcircled { \div } [ \frac { \div \times } { \div \div } ) + 5 0 ( \textcircled { \div } \frac { \div 1 } { \div 5 } \textcircled { \div } ] [ \div ] ) = 1 2 0
$$

总的来说，产品的价值减少了10，机器转移的价值20被节省下来的3小时劳动时间所抵消了。假如机器只节省了1小时劳动时间，那么这一机器产品的价值就升高了，机器也就没能提高生产率、降低产品价值。

对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来说，采用机器降低产品价值是不够的。资本家感兴趣的不是产品的价值，而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参见第五章第一节）。如上一章所述，资本家提高生产率是为了使其个人的成本低干社会平均值，这样他不仅能获得正常的剩余价值(利润)，还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利润)。在前述例子中，现在我们假设剩余价值率是100%。工人工作8小时，创造80的价值，那么他将获得40作为工资。剩余40就是我们的资本家在每件产品中获得的剩余价值。在引入机器之前，我们的资本家的成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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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知识与科学对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重要，这不像今天流行的“工业社会向科学社会”的过渡的说法所言的那样，是一个新现象。通过这样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规定倒是更加不被质疑了。

$$
5 0 ( \textcircled { 1 } \div \frac { 1 } { 4 } + 1 ) + 4 0 ( 8 \mathbf { \textmu } , \mathbf { \textmu } , \mathbf { \textmu } , \mathbf { \textmu } , \mathbf { \textcircled { 4 } } ) \mathbf { \textcircled { 1 } } = 9 0
$$

引入机器之后，他的成本变为：

$$
5 0 ( \textcircled { \div } \frac { \mathtt { v } } { \mathtt { H } } \frac { \mathtt { v } } { \mathtt { H } } \mathtt { \Psi } \mathtt { t } ) + 2 0 ( \mho \mathtt { I } \frac { \mathtt { s g } } { \mathtt { H } \mathtt { H } } ) + 2 5 ( 5 \ m \mathtt { I } \mathtt { A } \mathtt { H } \sharp \mathtt { H } \underline { { \mathtt { h } } } \mathtt { T } \frac { \mathtt { v } \mathtt { x } } { \mathtt { H } \mathtt { U } } ) = 9 5
$$

虽然这种机器减轻了为产品而付出的劳动耗费，但是它不会被引入，因为它没有同时降低资本家的成本。只有当节省下来的(单件产品的)工资高于机器给单件产品附加的价值时，资本家的成本才会降低。在我们的例子中，机器所转移的价值为20，那么机器必须能省下超过4小时的劳动，这种机器的引进对资本家来说才值得。换言之：为单个产品的机器生产新增的不变资本c，必须低于劳动时间缩短所节省的可变资本v。因此，资本家不会随意为每件产品使用新增的不变资本，而是最多不超过他在每件产品中节省下来的可变资本。

因此，是否引进一种机器(它将一定量的价值转移到单个产品之中)取决于它能够节省多少可变资本。但是，能够节省的可变资本不只取决于所节省的劳动时间，也取决于工资水平。在前述例子中，一个工人在8小时工作日得到工资40，也就是每小时5。节省的3小时带来节省的可变资本是15，这样的话，引进这种机器对资本家并无好处。如果工资更高，比如每小时8，那么节省的3小时就会节省工资24。在这一工资水平上，节省的可变资本足以抵消掉新增的不变资本(我们的例子中是20），我们的资本家的成本就降低了。同一种机器，在低工资的情况下不会给资本家带来成本的节约，因此不会被采用，而在高工资的情况下就会节约成本，并因此得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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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潜能

协作的劳动过程需要有人协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承担了这一职能。但是，资本家的领导不仅履行了技术和组织上的职能，同时也建构了剥削的组织，带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使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家的领导“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85页）。大量的工人需要—就像军队一样—工业上的军官和军士，他们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

企业的统治关系的形式在20世纪经历了深远的变革。资本家的专制一方面受到立法监管的约束，另一方面受到工会谈判进程的限制。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一系列产业中出现了一种趋势，从资本方面看，工人对劳动过程的自治在加强。但是，这些变革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即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所有变革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对于高素质活动而言，常常被证明更有利的方式是，以高度的自治来激励从业者自愿投入他们的经验和潜能，而不是用持续的压力和控制来强迫他们。然而，对从业者来说，这种自治的结果几乎与旧的专制形式一样是破坏性的，只不过，现在破坏是以自行组织的方式发生的。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率提高的趋势对劳动力而言是破坏性的，它直接表现为这样一个趋势，劳动时间延长了，而且近来趋于“弹性化”了。虽然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用更短的时间可以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却不会导致劳动时间的缩短。特别是通过采用机器来提高生产率之后，为了尽可能长地利用机器运转的时间，其结果是劳动时间反而延长了，出现了轮班和夜班。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只要机器还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被使用，那么使用它生产的资本家就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他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生产和出售越多的产品，就能获得越多的超额剩余价值。如果机器的使用后来变成平均的生产条件，那么长期运转机器仍然一直有好处。机器的使用在多长时间内能够带来收益，这不仅取决于它的物理损耗，而且取决于市场上是否出现了新的更好的机器。机器的价值越快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中去，它在转移完成前便不得不被新的更好的机器所取代的风险就越低。如果劳动时间的延长由于法律或费用的限制而达到极限，那么资本家一般就会提高劳动强度，比如通过提高机器运转速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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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过程不再受到单个劳动力的限制，作为客观过程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0页）。生产的技术基础持续变革，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增加收益则成为唯一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投资被用来创造新的机器或重建整个生产设施。只要这些投资能服务于降低产品成本，它就是必要的。相反，那些改善从业者工作环境，或者降低其健康和安全风险的投资，则是对收益的扣除，因此总是被回避。直至今日，在很多行业仍然可以看到：

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91页）

为了实现劳动条件的最起码的改善，也总是需要法律的强制或者工人们决定性的抗争，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评论至今也仍然适用：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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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持续生产剩余价值。竞争迫使单个的资本家，承担作为资本家的命运的惩罚，把不断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其行动目标。和劳动力一样，自然也变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从其内在逻辑出发，资本对于自然的生活基础的破坏(污水、废气、整个地区的破坏和污染)漠不关心，正如它对于单个劳动力的破坏一样。到今天，以燃烧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方式在全球得以维系和扩张，尽管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区域和全球的生态破坏已近在眼前(参见阿尔特法特的《福利的代价》①)。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潜能只能通过工人的斗争或者国家的权力“从外部”加以限制。如果缺失这种限制或者它过于薄弱，这种破坏性潜能就会立即重新强化。这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一如既往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0页）

面对工业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和健康风险，在20世纪后几十年人们激烈地讨论，这种破坏是否与工业生产的物质条件联系在一起，或者是不是资本主义条件才导致了这种破坏。

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探讨这一问题。但他强调，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86页)区别开来。因此，常常有人假设马克思积极看待工业生产过程“本身”，只是批判其资本主义的外壳(对这种解读马克思方式的批判参见雅各布斯《〈资本论〉中的农业与生态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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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tvater, Elmar (1992): Der Preis des Wohlstands. Münster.—译者注

相较于马克思的时代，今天更加清楚的是，并不是任何一个工业生产过程，只要与资本主义的应用相分离，就会立刻展现出造福于人的作用。有些工业化的道路并不只是在资本主义应用下才是破坏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应用核能同样会有巨大风险，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也同样会导致气候变化。资本的破坏性潜能不仅体现为应用科技的方式，而目源自它对特定的技术产业发展道路的选择。

117 第五节形式与实际从属、福特制、生产与非生产劳动

如果劳动过程以依附于资本的方式存在，马克思就称之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formeller Subsumtion)。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的情况，这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劳动。此时资本主义强制关系不过表现为，工人劳动的时间比他们自身生存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资本家占有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在这种形式从属的基础上，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可能。

如果劳动过程为了提高生产率而发生了变革，马克思就称之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reeller Subsumtion)。这种情况下，受到资本指挥的劳动过程现在不仅在形式上区别于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且实际上也发生了区别，也就是说，整个组织和结构发生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了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的生产形态。只有在形式从属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实际从属。只有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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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obs, Kurt (1997): "Landwirtschaft und Ökologie im , Kapital ". In: PROKLA 108，S.433-450.——译者注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总是假设劳动力(及其家庭)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变的，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是不变的。但是，情况并不是必然如此。

我们假设一个8小时工作日的剩余价值率为100%。那么，一个工作日可以分为用来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4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以及生产剩余价值的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我们再假设在正常条件下，8小时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是160欧元。那么，劳动力的日价值就是80欧元，每天生产的剩余价值也是80欧元。

现在假设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翻一倍。①那么所有财物的生产都只需要过去一半的劳动时间，它们的价值也会减半。劳动力的日价值也就不再是4小时，而是2小时生产的价值，即从80欧元下降为40欧元。那么，剩余劳动的时间就多出来2小时，即从4小时上升到6小时，剩余价值从80欧元上升为120欧元。虽然劳动力的价值由80欧元下降为40欧元，但现在他用40欧元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恰恰是以前需要80欧元才能购买的量，因此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维持不变。

现在让我们假设，工人由于劳动斗争或者劳动力短缺，成功将工资从2小时创造的价值提高到3小时创造的价值，即从40欧元变为60欧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价值仍然是下降了(从80欧元下降为60欧元），剩余劳动仍然增加了1小时（从4小时增加到5小时，剩余价值现在是100欧元)，但是，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现在提高了。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生产率的翻倍而减半，而工人家庭可支配的收入并没有减半，而是原有工资的3/4。我们的工人今天只需要40欧元便可购买以前需要80欧元的生活资料，而他可支配的却有60欧元，那么他就能多购买50%的生活资料。或者用今天常用的概念来说：名义工资(通过货币表现的工资)降低了25%(80欧元变成了60欧元），但实际工资(通过购买力表现的工资)增加了50%(可以多购买50%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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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假设只是为了使接下来的计算简单一些。不过，如果我们将几十年间的不同时代相比较，生产力的翻倍也是完全可能的。

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同时提高。劳动力价值降低的同时，单个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却增多了，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率m/v以及劳动力被剥削的程度提高了。因此，剥削的增强(即工作日中有更大的比重服务于剩余劳动)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最后，在我们的例子里，可以再将劳动时间缩短一些。假设每天的劳动时间从8小时缩短为7.5小时。如果劳动力仍然像之前一样，获得60欧元(3小时创造的价值)，那么还有4.5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比生产率提高前还多0.5小时)，剩余价值将达到90欧元(比生产率提高前多10欧元)。①

最后所举的这个例子并不是准确描述一种数量关系，而是适用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发展趋势。相较于50年或100年前，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今天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短的劳动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像不断宣称的那样剥削减少了，或干脆消失了。上一章已经强调过，剥削并不是指一种特别恶劣和贫穷的境况，而是一个事实，即工人创造的价值高于他们以工资形式所获的价值。剥削的程度不是由生活水平来衡量，而是由剩余价值率来衡量。因为完全可能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伴随着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

上述基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态发展(技术的加速发展、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与此相伴的利润增加)有一个目前还未提及的前提：工人家庭消费的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必须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如果工人家庭的大部分生活资料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或是来自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那么资本主义运作中的生产率的提高就只能带来短期的超额剩余价值，而不会带来劳动力的价值的降低。只是到了20世纪才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大部分工人家庭所消费的物品事实上以资本主义方式被生产出来。在这一时期，所谓的福特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1914/1915年起，亨利。福特在他的汽车工厂中，在对旁动讨程的泰勒制分解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T型车在流水线上的标准化量产和相当显著的降价，以使这款车成为广大工薪阶层都可以承受的消费品。与此同时，福特将工资提高到远超当时平均值的水平，以避免劳动力的波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制在美国和西欧的各行各业推广开来：一方面，通过运用泰勒制和流水线生产，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量产消费品的价格明显降低；另一方面，实际工资也提高了。由干劳动力价值在实际工资提高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的利润仍然得以增长。标准化量产、消费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长共同存在了将近二十年，奠定了战后“经济奇迹”的重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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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动时间的缩短通常伴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以同样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产品），这会带来剩余价值的提高。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一点暂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