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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其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劳动过程的目的在于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创造(或者参与创造)这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看,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旁动。因此,以下在提到生产劳动时,除非另有说明,总是指这种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一种特定形式的劳动耗费是否属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并不取决干这种劳动的具体特征,而取决于这种劳动耗费时所处的经济形态。如果我为自己吃或招待朋友而烤了一块披萨,那么我尽管生产了一种使用价值,但并未生产商品(披萨并没有被出售),因此我也没有生产价值或剩余价值;我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意义上是非生产的。如果我在一个节庆活动中出售了披萨,那么我生产了商品和价值,但是没有剩余价值:我的劳动因此仍然是非生产的。如果我现在作为厨帅,在一家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餐厅中烤了一块披萨,它被一些顾客吃掉了,那么我就不仅生产了价值,而且生产了剩余价值,这样,我的劳动就是“生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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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并不取决于被生产的使用价值的特征,而是取决于我是否生产了商品,而这种商品同时包含剩余价值。第三章第一节中已经指出,不管是物质的产品还是服务,只要能够用来出售,就是商品。因此,在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剧院里,演员也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就像在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钢铁厂中劳动的钢铁工人一样。一个事物的商品特征,也无关于它是否“事实上”有用,或者是否对社会再生产是必要的:只要能找到买家,一艘豪华游艇、一部广告片或者一副盔甲都是商品。而只要它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在其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为了变成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我必须变成雇佣工人。但反过来则不然。并不是每个雇佣工人都会自动成为“生产劳动者”。我们以上述披萨的例子来说:如果我在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餐厅中做厨师,那么我的劳动是生产的。现在我们假设,餐厅老板雇佣了一个私人厨师,我从餐厅转到他的家中工作。那么,我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但我现在不再生产商品,而只生产使用价值:我在老板家厨房中制作的披萨没有被出售,而是由老板和他的朋友们消费了。我既没有生产价值也没有生产剩余价值,因此我是一个“非生产的”雇佣劳动者。
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意义:如果我在餐厅做厨师,那么餐厅老板必须为我的工资以及所要加工的食材而花钱,如果我作为私人厨师工作也是一样。但是,为餐厅的运转而花的钱只是一种预付,如果餐厅经营得当,这笔钱会增殖出剩余价值,并回到餐厅老板手中。而老板支付给作为私人厨师的我的钱会消耗掉,他只能获得一种使用价值,而不是货币。为了能向私人厨师支付货币,餐厅老板需要餐厅中的厨师生产出剩余价值。他所能支付的非生产劳动的量,受限于生产劳动者在餐厅中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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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资本积累、产业后备军与贫困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最终,如果产品被成功卖出,那么资本家将不仅获得最初预付的资本,而且获得新增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过,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用于资本家的消费如果是这样,那么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用剩余价值购买大量使用价值一而是用于资本增殖:资本运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在价值增殖过程G—W—G的终点,新的货币将作为资本预付出去,其中当然不只是原初的G的价值量,而是一个由于剩余价值(扣除资本家的消费开支)而增大的价值量,它在其他条件稳定的情况下还会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换叫作积累。
单个资本家由于竞争而被迫进行积累。他必须参与到持续提高生产率的竞赛当中,以在价格竞争中维持生存。用新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一般是昂贵的。用同样多的价值去投资其他机器,通常是不够的;往往需要投入更高的价值量,这也就迫使单个资本家进行积累。
单个资本的积累规模可以相差很大。在大的投资中,当全部生产设施都需要更新,此前生产的剩余价值可能并不足够。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的规模可以通过信贷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不是全部剩余价值都需要投入积累,那么多余的剩余价值就可以作为生息资本,提供给银行或金融市场。在这两种情况中,利息率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数值。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才详细考察生息资本、信用等问题,这一问题还要以若干中间步骤为前提(参见第八章)。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积累过程的论述(本节即以此为指引)远不是完整的—这也再次表明对《资本论》的阅读不能仅限于第一卷。
本章在开头区分了不变资本c(为机器、原料等预付的那部分资本)和可变资本v(预付的工资)。马克思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c/v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生产资料的量与劳动量的比率则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技术构成。在资本的价值构成是由技术构成所决定的范围内,马克思又将其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参见第44卷第707页)。因此,有机构成只涉及价值构成的这种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例如一种新的、更贵的机器的使用)所带来的变化,而不涉及那种单纯由于投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化导致的变化。比如说,如果煤炭变贵了,那么钢铁厂的不变资本c就增加了,从而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v也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上升的是资本的价值构成,而不是有机构成。下文如果提及资本构成,指的总是资本的价值构成,而不是有机构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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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本是在固定条件下积累的,特别是在固定的价值构成、固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固定的工作日长度之下,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资本的需求将是同样强烈的。比如有大量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以至于作为资本预付的价值量提高了20%,那么也就需要多出20%的劳动力。劳动力需求的提升首先改善了劳动力出售的条件,以至于劳动力的当前价格可能超过其价值。但是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就减少了,进一步的积累也会放缓,劳动力需求以及工资的上涨也就被压制了。
如果工资提高了,就会导致引进节省劳动的机器。正如第五章第三节所言,只有当生产成本的提高程度(基于机器向产品的价值转移)低于节省下来的可变资本时,资本家才会引进机器。而当资本家把劳动时间缩短到一个固定量时,他能节省多少可变资本,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因此,高工资的情况下会引进机器,这会为资本家带来低工资的情况下所不存在的成本优势。因此,工资的增加会导致资本家加速引进节省劳动的机器。典型的积累过程不是发生在不变的条件下,而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构成增加时:因此,即使在持续的积累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工资也会受到限制。我们在这里看到,正如第四章第四节提过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将保证平均工资被局限在劳动力价值的水平,而这一价值尽管历史地看是可变的,却从不可能提高到严重损害资本增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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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提到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构成的时候,有机构成的概念使人遇到特殊的麻烦,因为一个部门的技术变化会改变其产品的价值,并导致所有使用这一产品的其他部门的价值构成的变化。这就是说,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再能够与价值构成的变化清晰分隔开了(参见《价值的科学》第315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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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大量准备好(准确地说是被迫)出卖劳动力,却找不到买家的工人称为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取决于两个相反的因素。一方面,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的扩大一在不变的价值构成下—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积累的就业效应)。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价值构成的增大,这会导致在产品规模不变时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的释放效应)。劳动力需求的升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哪一种占了上风。
假设劳动生产率翻倍,那么维持原有生产规模只需要一半的劳动力。如果有许多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从而使生产也翻倍,那么劳动力的数量将维持不变。如果是更少的资本进入积累,那么虽然产量依然上升,但更多量的产品也只需要更少量的劳动力来生产。
马克思由此假设资本将会带来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产业后备军”。只有在生产率提高的“释放效应”超过了资本积累的“就业效应”时,劳动力的总量才有可能大致不变。如果考察一个单个的资本,我们很难说哪种效应更强。不过马克思论证了单个资本增长的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基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马克思称这种增长方式为资本的积聚:第二种是基于各种单个资本的联合(不论是“和平的”融合过程还是“敌意的”接管过程),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集中。①在集中的过程中,单个资本会显著增长,并通常表现为加速的技术变革(增大的资本将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购置小型资本的资料不足以承担的机器等),而总资本未必增长。通过集中,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带来显著的释放效应,与之相对的积累的就业效应则无从体现。这一推论是相当容易理解的,但是,总的经济过程中究竟会出现就业效应还是释放效应,取决于这种集中过程有多频繁,以及由此导致的释放效应和其余资本的就业效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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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的术语与今天的通常用法是不一致的:今天的“积聚”讲的恰是马克思的“集中”所表达的意思,即缩减单个资本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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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假设产业后备军趋向于增加,但这是不严格的。至少清楚的是,资本主义的产业后备军是长期无法消除的。完全就业的资本主义总是一个例外情况:完全就业使工人有可能索取更高的工资,这将导致积累过程的减缓,以及(或者)引进节省劳动的机器,从而使产业后备军重新出现。
对单个资本家而言,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具有双重优点。一方面,“待就业的”劳动力会压制“就业者”的工资;另一方面,对于剧烈波动的积累来说,他们现实地发挥着“后备”作用:比如由于新的出口国外的机会而导致生产的快速扩张,这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企业家致力于消除失业的呼吁,永远不会得到重视。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指责其导致了失业的观点,也是错误的。①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价值增殖,而不是实现完全就业,也完全不是大部分人的美好生活。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中,紧接着对产业后备军的研究,马克思给出了被阐释为“贫困化理论”的各种论述。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贫困化理论也被视为一种革命理论:大众在资本主义中变得贫困,这使他们必然意识到,除了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等例子表明:人口中“贫困化”的大部分不会自动发展为左翼;他们也可能转向右翼、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
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经济奇迹”的时代,资本主义的信徒们乐干宣称。“马克思的贫闲化理论”已被完全就业和工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所驳倒,这一观点演化为对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根本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预言表明,马克思的分析也是完全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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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在他的《资本主义黑皮书》中也发出了这样的指责,他基于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得出结论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完全失败了。”(Kurz1999,S.699)但是,只有在一个人确实有一个想要实现的目标时,他才谈得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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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不接受这种判断,他们做出了一个(在马克思那里还不存在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区分。前者指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后者指生活水平虽然上升,但工人阶级享有的社会财富的份额相较于资本家而言下降了。
从内容上讲,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已论述了绝对贫困化理论。而在19年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他不再谈及这一问题。马克思在此表明,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愿意,可以将之理解为“相对贫困化”)导致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与剩余价值的同时提升(参见第五章第五节)。
其实在广受讨论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的一些段落中,马克思关注的根本不是某种收人分配。在那里,马克思参照他此前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写道: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指一种印度的宗教狂热,教徒在大祭中将自已置身于载有神像的车身之下海因里希注)。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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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引文表明,马克思并不关注收入或生活水平的发展,工人状况的“恶化”是指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总体情况,这在下文中也可表明:
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已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43—744页)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恰恰不能归结为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在资本主义内部,这种分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而且工人不能陷入完全的贫困,这完全符合资本的利益,因为不然会有损劳动力的质量。即使是失业的“产业后备军”成员也不应只是挣扎度日,因为不然的话,新的积累过程所需要的他的劳动力就不再可用了(参见第十一章)。
马克思所批判的,不是财物或收入的某种分配,而是广义的“贫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用“劳动折磨”“无知”“粗野”等概念来加以描述。马克思试图通过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的分析证明,这种生活条件绝不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病症,倒不如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这种“贫困”将以各种具体的形态表现出来。由于这一过程把价值增殖和不断改进的增殖作为唯一目的,而人与自然都只是其实现增殖的工具,这一过程对人与自然始终具有内在的破坏性,它总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重新生产出这种贫困的生活条件。
根据这一分析的结果,马克思没有对个人资本家进行道德指责,而是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如果我们确实想要改变这种贫困的生活条件,那么别无选择,唯有推翻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批判不在于道德评价,而在于证明,资本主义是如何实际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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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本的流通
资本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交替采取了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正如我们在“资本的总公式 $^ { 9 9 } \mathrm { G } ^ { \mathrm { } } \mathrm { M } \mathrm { - } \mathrm { G } ^ { \prime }$ 中可以明显看出的那样,价值增殖过程涵盖了生产与流通的行为。上一章只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的内容。而马克思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研究体现在第二卷中。本章将阐明这一研究中的若干概念,这对理解第三卷的内容也将是必要的。
第一节 资本的循环:流通费用、产业资本与商人资本
GW—G的公式抽象地刻画了资本的循环。这一过程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买家,他将他的货币资本G置换为商品W。货币是价值的独立形式,而货币资本是资本的货币形式。让这一购买行为转变为资本循环中的一部分的,是其中所包含的这样一种关联:资本家购买商品,是为了生产出新商品,再将其出售,以获得收入。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有赖于他所购买商品的特殊物质内容:资本家购买的是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也就是说,他将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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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G转变为生产资本P。
第二阶段:流通过程在此中断,生产资本P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虽然生产资本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共同构成的,但并不能反过来说,这两个部分一直都是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向来都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这与其社会形式无关;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它们才成为生产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一定数量的新的商品;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的特定存在形式,这些商品是商品资本W′。它不仅包含在质上不同于最初的商品W(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商品,并且还应当通讨出售,取得比W更高的价值。
第三阶段:随着资本家作为卖者进入商品市场,流通过程得以继续。他出售新的商品W以换得货币G,也就是说,他把商品资本转变回货币资本,但是现在是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即包含了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
可以将上述循环过程表现为下图(其中的省略号代表流通过程被生产过程所中断):
资本在它的循环过程中,依次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这些形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资本类型,而是资本循环中的单个部分。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是资本的生产时间;而资本在流通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一无论是处于寻找卖家的货币资本形式,还是处于寻找买家的商品资本形式一是资本的流通时间。生产时间比纯粹的劳动时间更长:如果机器在晚上被闲置,或者储备存放于仓库,那么资本便处于生产过程中,却处于劳动时间之外。但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发生于劳动时间内,这就导致了资本家们总是尽量压缩那些纯粹劳动时间之外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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