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这种特别的商品的出售具有一种特别的形式:货币被贷出了。“被出售”成了它(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关系下)的能力，它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获得利润。为这种特别的商品支付的“价格”即利息。利息本质上源自在这笔货币帮助下所获得的利润。

像雇佣工人这样的非资本家也会借钱—无论是出于危急状况还是为了资助购置某物—他们必须用工资偿还信贷。这种“消费信贷”意义重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承担着稳定需求的功能。但是，资本主义中的一种新现象是，一大部分的信贷成了贷出者的财源：他们借钱是为了把它变为资本。这种信贷形式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是一种例外，但对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却是典型的信贷形式，它主导了其他所有形式。因此，现代生息资本的特殊流通形式如下：

$$
\mathrm { { G } - \mathrm { { G } - \bar { \Psi } \bar { \Psi } - \bar { \mathrm { { G } ^ { \prime } } - \bar { \mathrm { { G } ^ { \prime \prime } } } } } }
$$

现代生息资本(下文只谈这种生息资本，故而不再提“现代”)这样就被预付了两次：第一次是货币占有者将其预付给产业资本家，然后是产业资本家将其用于资助创造利润的生产过程。此后，也产生了两次回流：先是流回到产业资本家那里，然后再流回到货币占有者那里。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回流(在成功的增殖过程中)是利润，而回流给货币占有者的是利息，它是从利润中得到偿付的。

利息的偿付源自利润，这一事实还不能表明利息率的高低。在“正常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利息率应该超过0(否则货币占有者便不会愿意贷出货币)但低于平均利润(否则产业资本家便不需要更多资本了）。①一时的利息率高低取决于一时的供需状况，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或者利息率与平均利润率之间的“自然”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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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将占有生息资本的资本家称为货币资本家，而借人这些资本的资本家被称为职能资本家，他们将生息资本转变为再生产过程中的执行职能的资本。每一个执行职能的资本都产出一定的利润，即毛利润，它可能超过或低于平均利润。这种毛利润的一部分被用于偿付利息，剩余的便是职能资本家所获得的企业主收入。

毛利润被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人，起初这只是一种量的分割。但是，这种量的分割很快就固化为一种质的分割，即便是那些不借入资本的资本家也被考虑在内。

货币资本家是生息资本的所有者。他通过将自己拥有的财产处置给他人来获得利息。因此，利息看起来只是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这种资本似乎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相反，企业主收入看起来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结果。由此，利息和企业主收人表现为质上不同的量，二者源于不同的事物。这种假象由于以下事实而得到了强化，利息率在市场上作为独立的量出现，而不依赖于单个资本家，然而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以及作为超出利息的余额的企业主收入)却一定会受到职能资本家的措施(节约生产资料、缩短周转时间等，参见第七章第二节)的影响。

对于不借入资本的资本家而言，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区分也具有重要意义：他也有了选择，是否贷出他的资本并作为资本所有者只赚取利息，或者让他的资本本身执行职能。但是，对他来说，执行职能的最终结果不是总的利润，而就是企业主收入，因为他也获得了利息那部分。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无法选择如何使用资本如果没有职能资本家，也就无法偿付利息一但单个资本家却完全有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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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比如在紧迫的危机时期，资本家需要信贷不是为了更多利润，而是为了履行手头的偿付义务，避免破产。在这种情形下，利息率也可能会超过平均利润率。

②事实上，我们每次考察利息率时都会发现有不同的利息率，它们依信贷的时长而有所不同。这些利息率处于一个特定的区间，比如在4%至6%之间。如果谈到利息的提高或降低，就是指这整个区间的移动，及其可能的缩窄或者加宽。

利息是资本增殖的表现，是对劳动力的剥削的表现。但资本只在剥削过程中才和雇佣劳动相对立。在生息资本中，不再能看到这种对立因为资本的生息是作为财产，外在于生产过程的。贷出货币的货币资本家并不站在工人对面，而是站在借人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面前。利息虽然表现了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特征，却将这种特征表现为资本内在的特征，这种特征似乎外在于生产过程，并不依赖于其资本主义的规定。

然而，职能资本家似平也没有与雇佣工人站在对立面。职能资本家赚得的企业主收入似乎不依赖于资本所有权(这部分已经按利息支付了），而是作为在生产过程范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这个生产过程看起来并没有资本主义的规定性，而表现为简单的劳动过程。根据这一点，职能资本家之所以获得企业主收人，并不是作为所有者，而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者一—一个负责监督和指挥劳动过程的劳动者。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都被视为劳动。总的来说：

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被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30页）

生息资本的特殊之处不是利息—利息只是资本增殖的一种特殊表达—而是这种增殖所表现出的直接形式，正如它在GG公式中所表达的那样：货币本身表现为完全独立地自行增殖。因此，马克思将生息资本称为资本关系的“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40页)(关于资本拜物教如何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参见第五章第三节)，因为：

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象梨树的属性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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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41页)

针对资本关系的这种“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狭隘的资本批判，所有这些批判的结果是，应该被批判的只剩下利息的存在，而不是资本关系本身，于是，利息与资本关系的联系就被遮蔽了起来。一方面，利息收入被同“生产的”资本关系对立起来，作为一种不依靠自己的付出而获得的收入，遭到道德批判；另一方面，利息的存在被解释为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整个社会都被直接或间接地奴役，只为最终能够向货币占有者支付利息。

第二节 信用货币、银行与“虚拟资本”

上一节我们考察了生息资本不同于产业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二者的颠倒。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历史上生息资本借以运动的可变的机制：银行和资本市场。

银行是信贷的中介。它一方面从货币占有者那里获得存款，另一方面贷出货币。银行支付给存款的利息率低于从银行贷款的利息率。银行的所得便是从这种利差中来。扣除掉经营成本，所剩下来的便是银行收入。①

银行业不仅是一个被动的中介机构，即将货币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银行还“创造”货币—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一种支付承诺，它自行承担起货币的职能。当A向B借100欧元时，他会签订一张由B保管的借据(如果这张借据规定了固定的、相对短期的还款期限，那么人们就称之为汇票）。这张借据是A的一个支付承诺。如果现在B又向C购买一件商品，而C接受这张借据作为支付手段，那么A的支付承诺就行使了货币的职能。在最初的100欧元现金(这是A可以用以购物的“实际的货币”)之外，现在还流通着100欧元的信用货币(B可以用它来购物)。这种信用货币在贷款业务中“于空无中”产生，而当支付承诺兑现后又会消失“于空无”。借据也就被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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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银行的其他收入来源包括费用(比如账户管理费)和佣金(通过股票和有价证券的买进和卖出）。

通常流通的不是私人的支付承诺，而是银行或者类似机构比如信用卡公司所出具的支付承诺。当我们用支票或信用卡来支付时，卖家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实际的货币，而只是一个支付承诺一也就是说，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担保，卖家出具这张支票或信用卡支付凭证便能够获得货币。不过，不是我，而是银行做出这个承诺。①

信用货币产生于银行的每一笔存款：如果我在我的账户上存人100欧元现金，那么银行就有了100欧元现金(并且可以将其贷出）；同时，我的账户余额也增长了，这样我就可以通过支票或者转账的方式来支配100欧元。除了我从我的口袋掏出、转入银行柜台的100欧元现金之外，在我的账户中新产生了100欧元的信用货币。

如果卖者获得了我支付的支票之后，将这张支票计入他的账户，那么这份信用货币仅仅是从我的账户转移到他的账户上，并且可以继续行使货币的职能。只有当卖者用支票兑换了现金(即从银行柜台取出了现金)，信用货币才消失。实际上，银行(撇开法律规定不谈)只需将我存人的100欧元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现金储备金保留下来(满足一般兑付需求即可），剩余部分则可以另行支配。由于大部分支付是以账户之间的“非现金”方式进行的(贷款通常也是以信用货币而非现金来支付的)，银行必须保留的现金款项只占它所创造的信用货币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在贷款业务中，银行不仅依赖于财物占有者们的存款，也可以向国家的中央银行贷款。中央银行是唯一可以发行纸币(现金)的机构，在货币不再同某一种货币商品挂钩的经济体当中，它“生产”实际的货币(“实际”是区别于只是作为支付承诺的信用货币)。中央银行的这种货币生产不受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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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常，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只是在一个固定的额度内做出担保，而卖家可以通过简单的查证来知晓支票或信用卡的有效性。

只要货币体系仍然同某种货币商品(比如金)挂钩，纸币就还不是实际的货币，而只是其代表，因而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就会受限于实物担保的规则。纸币发行必须按特定的比例由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来担保。如果需要将纸币换成黄金，那么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将减少，并且能够兑换的纸币量也会下降。尤其是在危机中，一方面黄金会流出，另一方面对贷款的需求会增长，这又要求银行有更多纸币。但由于黄金的流出，银行不可能发行更多的纸币，除非放弃其担保规则。货币商品被证明是可规避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障碍。由于今天的货币体系已不再同某种货币商品挂钩(参见第三章第七节)，这一障碍也就被取消了。没有了货币商品，银行系统在危机中可以比以前更加灵活地应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本身是可以避免的(参见第九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商品的存在不可避免，但很清楚的是，货币体系与某种货币商品的挂钩，并不属于“理想的平均形式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详见《价值的科学》第302页及以下)。

在资本市场上，贷款者与货币占有者可以直接建立起一种借贷关系。贷款者，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国家，直接从货币占有者那里贷出货币，并承诺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偿还固定的利息及贷出的本金；作为交换，货币占有者会得到一张有价证券，上面明确规定了借贷条件(基于其固定的利息，人们也称之为固定利息证券①)。由于这种借贷是在没有银行参与的情况下形成的②，贷款者与贷出者可以分得银行的存贷款利息之间的利差：债券的利息率通常低于银行贷款利息率，而高于其存款利息率。不过，贷出者现在也必须承担起贷款流失的全部风险：如果他放贷的企业破产了，他的钱就没了。因此，通常只有大企业，即人们认为有支付能力的，才会有这种贷款。相反，如果一个银行放贷的企业破产了，那么银行的收人会有损失，但只要银行本身没有破产，存款就不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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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固定利息证券”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债券”。——译者注

② 银行只是作为这种交易的中介人而收取手续费。

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不仅可以通过借贷，还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通过购买股票，买者获得了企业的一定股份，成为企业财产的共同所有者。与固定利息证券相似，股票也表达了一种权利：根据其在全部股票中所占的份额，持有人可以拥有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并有权索取一部分的利润分配(股息)。但是，企业没有偿还股价的义务，股息也没有固定额度，而是取决于其经营状况。

固定利息证券和股票都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①它们具有价格，即各自的交易所价格或者市值(前一天的交易所价格可以在报纸的经济版面读到)。这些纸片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对价值(利息或股息)的索取权，被交易的是索取权：交易过后，企业不再向A支付利息和股息，而是支付给B。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价格和价值都没有什么分别:交易所价格被视为股票或者固定利息证券的“价值”。

固定利息证券的占有者能通过交易获得多少收益(交易所价格)，主要取决于当前的市场利息率。假设A去年从企业Y买入一张债券，支付1000欧元，约定企业Y在10年内每年偿付50欧元利息，10年后偿还当初的1000欧元。那么A就获得了一张面值为1000欧元、年利息率为5%的债券。如果我们继续假设，到了第二年，利息率上升至7%，也就是说，人们购买新的债券时，花费1000欧元，每年将获得70欧元利息。如果A现在想卖掉他的债券，他找不到任何人愿意为之付1000欧元，因为他的债券利息固定为50欧元。他只能以低于1000欧元的价格卖出这张债券：因此，随着利息的上升，债券的市值将低于其面值。在利息下降的时候，市值则会高于其面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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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这里将资本市场作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上一级概念。通常也会用“金融市场”来表达，而在19和20世纪常见的说法是“交易所”。有时也会区分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前者作为长期借贷的市场，后者作为短期借贷的市场。

股票的买卖与之相似，其交易价格也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动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股息，而是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未来收益。股息只是扮演从属性的角色，因为通常在企业收益中只有一小部分会作为股息分发给股东，大部分将用于投资。但是，未来收益从来都不是确定的，而只是一个预期量。如果预期收益上升，那么股价将上升，如果预期收益下降或者存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股价将下降。就此而言，股价的变化不仅表现了企业当下的发展，而且反映了对其未来发展的预期。

债券和股票的流通表现出与信用货币相似的二重性：在信用货币那里，在实际的货币之外还有支付承诺在流通，而在这里，一方面我们有实际的资本，它从货币占有者手中流到企业中并被使用，另一方面存在着对利息和股息支付的索取权，它按照变动的市值进行交易、参与流通。

对于这种流通中的权利，即债券和股票，马克思根据其特殊的“价值规定性”(即前文所提到的交易所价格的取决因素)称之为虚拟资本。不过，这并不是指这些权利在原则上不会被兑现。马克思主要是说，在股票和债券交易过程中，实际的资本，即货币占有者原本以货币形式所拥有的，对于货币占有者来说，只是一次性被预付出去了。此后，它进入企业之手，又被企业预付出去了。这种证券，即股票和债券表明的纯粹是对于特定偿付的权利，它们的“价值”(交易所价格)与原本为这种权利所一次性支付的价值量无关(这种价值量现在可能作为一个企业的生产性资本而存在，或者，如果是国家债的话，可能被国家消耗掉了)。这种证券的“价值”是一个计算值，在固定利息证券中它以债券利息与市场利息的比较为基础，在股票中则以预期收益为基础。②这种“价值”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和能够长期兑付的，取决于每个企业的实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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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债券市值的涨跌幅还取决于该债券的剩余流通时间(即距离到期偿付的时间)以及对债务人的风险评估(对其未来还款能力的估计)。

②在资本市场中不仅有固定利息证券和股票，而且有一系列其他证券，它们本身只表明对股票或有价证券的权利，准确地说，是对权利的权利。过去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创新”(特别是所谓衍生品)主要是不断发明新的可交易的权利形式，即不断发明新形式的虚拟资本。

因为企业的收益预期会快速变化。股票价格也会快速波动。因此，在交易所的一个交易日中，股价的剧烈下跌将导致数以亿计的市值(即数以亿计的虚拟资本)蒸发，而当股价剧烈上涨时，也将新产生数以亿计的币值。不过，这种体量的变化，并不是实物财富的消灭和创生(如果是后者，人们可以去考虑如何更好地加以利用)，而只是关于票据的可计算估值。但是，这种市值的变化并非无足轻重的过程。如果股票和债券被用作贷款的凭证，那么这种确定性就会由于其市值的下跌而消减。于是，借入者就必须提供更多的抵押物，或者偿还贷款。一旦他做不到，他就会濒于破产。如果银行面临太多这样的贷款违约，它也将面临破产风险。

预期总有在一段时间内强化的趋势：如果股价上涨，很多人就会入场，需求会增加，股价会继续上涨，更多的货币占有者想要入场；反之如果股价下跌，很多人就会想卖掉股票，供给会增加，股价会进一步下跌。其结果是价值变化的强烈周期性：一个牛市(股价猛涨)过后总是熊市(股价下跌)。

第三节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的信用制度

我们可以将银行与资本市场统称为信用制度。由这种信用制度所中介的生息资本的运动，并不是产业资本的单纯补充或者“上层建筑”。一方面，生息资本发源于产业资本的流通，这一点很快将得到阐明，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信用制度，产业资本的运动也将不再可能。

我们在第三章中强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货币价值论：如果不与货币联系起来，商品和价值就无法存在或在概念上被把握。资本和信用的关系也与之类似。但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主流的是一种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后者将信用归结为一种单纯的补充，对于理解资本以及资本的存在而言，它在根本上说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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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资本的流通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基金，它们由时间上“闲置的”资本构成：预付资本通过商品出售而回流，但并未立即重新作为资本被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积累基金(由于投资的最小限额要求等原因，将在稍后的某个时刻才被投资的剩余价值)和折旧基金(固定资本中回流的那部分价值，参见第六章第二节）。只有当它们被投资时，这些基金才作为生息资本得到使用。

除了等待这些基金被填满，还有一部分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的更新可以通过信贷来实现。这就使后续的资本回流不再流向积累基金或折旧基金，而是用于支付利息或信贷还款。

最后，如果没有资金储备或没有信贷，剩余价值(即价值相当于社会总剩余价值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的流通都将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考虑固定资本，那么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在1年内预付的资本价值是c十v，但是1年生产出的产品价值是c+v+m。所以问题在于，用来购买价值为m的产品的钱从何而来。一种可能性在于，某些资本家除了预付资本之外，还有一笔储备资金可以支配，这样他们就可以购买一部分产品m，而售出产品的资本家可以再用这笔钱向前一批资本家购买商品，这样全部产品最终都可以售出，而储备金重新回到其原来的占有者手中。但是，这种储备只能维持流通的运行，而无法实现这种价值量的增殖。如果资本家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殖，那么他们就不会维持这样的储备，而是通过短期信贷来支持相应的买者。

因此，资本流通一方面形成了临时闲置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催生了信贷需求。随着社会总资本的增长，信贷的规模也会增长。因此，信贷交易的单纯扩张本身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危机或不稳定(参见罗伯特。库尔茨的文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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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urz, Robert (1995): "Die Himmelfahrt des Geldes". In Krisis 16/17, S. 21- 76.—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