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发达的信用制度使单个资本一方面可以放弃储备资金，贷出其闲置资本，另一方面，如果采用借贷，能以远超前期利润的规模进行积累。因此，对干资本主义企业而言，一定程度的负债绝不是“不健康的”，也不是企业衰弱的标志。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往往只在危急关头才负债，因而常常无力付息。而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信贷主要用于资助额外的积累：按自有资本计算的利润率将因为信贷而提高。假设平均利润率为8%，而市场利息率为5%。如果一个资本家投资100万欧元，那么他可以获得8万欧元利润。如果他再借100万欧元，而这200万欧元按照平均利润率将产生额外的8万欧元，其中5万欧元作为利息付给货币的占有者，他的总利润则是8万十3万=11万欧元：他的自有资本(本来的100万)由于借贷而不再只是平均利润率的8%，而是变成了11%。这种利润率的提高构成了资本家选择信贷的主要动机。如果这种预期没有得到满足一可能是因为个人业务的失败，可能是由于总的经济形势的恶化一那么实际获得的利润率也可能低于利息率。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资本不仅无法获得超额利润，还会带来损失(利息与利润之间的差额)。

信用制度的存在还会对社会总资本产生影响。各部门之间的资本运动带来了利润率的平衡(参见第七章第二节)，本质上还包括了信贷流向的变化，这就使有的部门积累很多，而其他部门积累不足。已经投资的资本如果想要转移，显然更加困难而且更加耗时。而信贷和一个发达的信用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集聚和转移大量的资本。新生产力的加速发展通常需要信贷，因为引进新技术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

信用制度的存在不仅使单个资本，而且使得社会总资本能够以超过前期利润的规模进行积累，只要还存在积累的物质条件。因此，信贷扩张也会导致积累的显著增长(正如信贷紧缩将会限制积累过程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制度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结构性的调节机制。资本家总是试图将其资本尽可能投入到利润率最高的领域中。由于这种投资通常至少部分地来自信贷和股票的支持，资本运动有多顺畅、积累能多迅速，就在根本上受制于信用制度，也就是银行和资本市场。

第八章利息、信贷与“虚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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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制度首先使积累具有了灵活性，它“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99—500页)：信用制度对积累的调节是一个彻彻底底充满危机的过程。贷款也好，债券和股票的交易也好，都是靠预期和不确定性而“活着”。这里必须存在“投机”，而这种投机也可能会失败，并导致所投入资本的消失。在证券交易所中可能会出现投机“泡沫”(完全被高估的估价)以及随之而来的泡沫的“破裂”(估价的骤然坠落)。而在泡沫破裂之前，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泡沫，还是对资本盈利能力提高的反映。

但是，把“投机的”金融市场同“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总是包含着投机的因素，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完全确定他的商品能够卖出去，也不能确定他会以什么价格卖出去。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更加公开、更加短期，但在质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投机并没有不同。二者都必然从不确定的预期出发，而且二者都想通过交换其拥有的产品来获得同一样东西：利润的最大化。

不过，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金融市场与产业生产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固定的。这种关系在不同国家也会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有所变化。因此，在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关于金融市场演变的讨论(主要是其反干预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一条主线(参见阿尔特法特和曼考普夫《全球化的界限》第五章、胡夫施密德《金融市场的政治经济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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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tvater, Elmar; Mahnkopf, Birgit (1999):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 Ökonomie, Ökologie und Politik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4. , völlig überarb. Aufl. Münster; Huffschmid, Jörg ( 2002 ):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Finanzmärkte. Aktualisierte Neuau flage. Hamburg.——译者注

第九章危机

第一节 周期与危机

社会经济再生产的严重阻断被称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意味着大量产出的商品无法出售：不是因为不存在对相应产品的需求，而是因为不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商品资本无法完全被转换为货币资本，导致预付资本的增殖渐趋恶化，积累下滑。由此，资本主义企业对生产资本的要素，即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也下滑。大量的失业与工人阶级的消费的衰落，进一步降低了需求并使危机更加严重。

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一种庞大的财富与巨大的贫困并存的生产方式，却是唯一一种产品过剩会成为问题的生产方式，其中无法出售的产品会导致占有者的破产，同时，急需这些产品的人又无法通过出售自己仅有的东西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它。由于资本无法通过使用劳动力而获利，资本也就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了。

19世纪早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先在英国，而后在法国、德国、美国建立起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概每10年便会发生一次危机。加速积累的同时是利润率高涨和工资提升，接着便会出现停滞和危机，然后又是一轮起先缓慢，而后加速的积累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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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这种周期的发展仍在持续，但周期性却常常没有之前那样明显了。超周期的发展的影响则凸显出来：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长时间的经济萧条，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克服，特别是由于“福特制”(参见第五章第五节)的采用，西欧和北美迎来了50年代到60年代的持续繁荣。这一“经济奇迹”不仅带来了高利润率，而且带来了高就业率、实际工资上涨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虽然在此期间也存在周期发展，但并未发生严重的危机。马克思眼中的那种以危机、失业和贫困化过程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似乎不见了，至少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被超越了。然而，1974一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地动摇了这种看法：福特制的积累模式及其提高生产力的“廉价的”方法(泰勒制加上规模化生产)遇到了自身的限度，利润率开始下滑，周期波动不断增强，即使在复苏期仍然保持着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利润率的提高则主要基于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以及对企业和富人的大规模减税，这首先削减了公共福利。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在过去180年的发展中其实始终伴随危机。但是，这种危机过程的原因却充满了争议。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大部分代表都认为，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对于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危机只是由“外部”冲击引发的(比如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则不存在危机。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64)至少将不断重现的大规模失业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这一观点奠定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石。

与之相反，马克思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会导致危机，一种无危机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过，在马克思这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危机理论，而只是散见一些关于危机的或详细或粗略的描述，这些内容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加工成各种危机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时，就已经在货币对交换的中介中发现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商品卖出，但并不用获得的货币去购买新的商品，由于他把货币保留了下来，再生产的联系就被中断了(参见第三章第七节)。所谓萨伊定律，即认为买和卖之间存在必然的平衡、供给创造等量需求的观点，只有在将(货币所中介的)商品流通同直接产品交换相等同的时候，才是有效的：每一次“买”都与一次同时发生的“卖”相一致。因此，如果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用萨伊定律来论证市场经济原则上的无危机性，那么他们设想的是一种没有货币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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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必要进一步阐述的是，危机的单纯可能性为何会变成一场现实的危机，再生产的链条为何会在事实上中断。在马克思回应这一问题的各种答案中(详见《价值的科学》第341—370页），基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思想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利润总量也将在某个时刻下降，以致积累不断放缓，并最终导致危机。危机理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这种表面上的紧密关联往往构成了为这一规律进行激烈辩护的内在动机。其实，马克思对危机理论的决定性论证完全不依赖于这一“规律”。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已经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加以阐明：通过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的价值将会下降。而提高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不断引进更好的机器(参见第五章第二、三节)。但是，能节约成本的使用机器的方式，通常与扩大产量联系在一起。因此，提高生产率和扩大产品规模并存，后者还会由于竞争(尽可能地第一个用产品占领市场；通过尽可能快地生产消耗来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等等)而得到强化。而这种趋向无限制的生产的扩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明的那样，会不断碰到社会消费力的限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2页）。

社会消费并不只是终端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它包括了工人阶级的消费、资本家的奢侈消费还有投资，更准确地说，是替换已耗尽的机器的投资，以及为增加生产资料，即为了资本积累而进行的追加投资。

第九章 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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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消费受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的限制：资本家试图尽可能地降低工资以及他所雇佣的劳动力的数量，因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工资纯粹是其成本要素。“消费不足理论”将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的限制描述为危机的主要原因。不过，作为对于危机之存在的解释，这种关于低工资及其导致的“需求缺口”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工资始终低于产品的总价值(这种总价值即c+v+m，而工资只是v)，无论它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都从来不能满足总产品的需求。

除了工人阶级的需求外，还始终存在资本家的奢侈消费，不过从总的经济过程来看，这部分消费相对较低，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此忽略不计。最后一部分是投资需求，这是最关键的变量：资本对新的生产资料的需求直接依靠它，而就是否新增劳动力而言，工人阶级的消费的进一步发展也间接依靠它。但是，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资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预期利润的高低如果预期利润低，那么投资就会削减一另一方面取决于(预期)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对比：单个资本家不是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他总是可以选择，将其资本投资于生产资本，或者用作生息资本。利息率越高，或者股价上涨的预期越强，就会有越多资本变为生息资本，而不是生产资本。

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不仅由相当不同的因素所决定，而且其决定性因素还是对立的：趋向于无限的生产与(不是由于需求，而是由于增殖的逻辑)受到限制的消费相对立。其结果是商品的过度生产(相对于支付能力而言)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被积累的资本无法增殖，或者难以增殖），最终必然引发危机：再生产陷入停滞，投资的资本贬值或者干脆流失，盈利能力弱的生产设施关闭、单个资本家破产、工人被解雇，失业率的上升伴随着工资的下降。因此，危机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性过程：社会财富流失，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明显恶化。

但是，也恰恰是这种破坏性的环节，以强力方式消除了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的失衡关系。危机不仅有破坏性的一面，对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完全是“创造性的”：盈利能力弱的资本被消灭，这减少了产量，而执行职能的资本贬值和工资的下降，提高了留存下来的资本的利润率。接着，由于借贷资本需求的下降，利息率降低。所有这些共同为新的繁荣扫清了障碍，新的技术改进通常也会在此时出现：对新机器的需求不断增强，推动了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投资。作为其结果，就业率的提高加速了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积累。新的繁荣期开始了，直到它碰到下一次危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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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危机不仅具有破坏性，倒不如说，那些本属于一体(比如生产和消费)而又相互独立(生产和消费服从于不同的规定性)的要素，在危机中被强力重新整合为一体。危机通过其破坏性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正面的贡献，马克思反复提到过这一点(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8、339页）。

即便危机的一般机制可以被阐明，危机仍然难以被避免。一方面，竞争的压力迫使单个资本家做出连他自己都知道会对整个制度有破坏性的行为没有哪个人能够置身事外，但仍然会抱有自己能相对不受损伤的希望。①另一方面，人们会发现，永远无法确定危机周期的时间节点。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这种趋势是否将持续一段时间，从而值得扩大生产，还是说已经出现了过度生产的状况，接下来会表现为销售的低迷？通过引入新的生产方式而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恰恰对每一个想要占领市场的企业构成了一种强制，从而引发需求流向的转移。新的产业崛起，旧的产业消失或者不再重要，不久前还很重要的机器和原料不再重要，旧企业贬值，新企业出现，但并不确定它能否真的按预期水平赚到利润。在这种经济的大潮中，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作为资本家存活下去，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来提高利润，而无论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就算人们能或多或少地看出何种发展中暗藏危机，危机仍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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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年前，宝马公司在一次危机中扩大其生产规模。当与记者谈及此事时，当时企业的董事会主席解释说，他非常清楚市场上投放了过多的汽车，但是其中的宝马汽车还是太少。

就具体的危机过程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一般层面的论述并不能表明什么。这些危机过程依赖于各自的具体环境，比如说技术的或者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结构、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资本在危机时期特别强调这一点）、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和方式等。这不仅适用于通常十年左右的经济周期，而且特别适用于长期的、超周期的发展。马克思试图阐述的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这里，我们达到了这种阐述的边界。

第二节 马克思有一个崩溃理论吗？

由于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的一面，在工人运动史上，危机始终被视为对资本主义之存在的威胁。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能导致政治制度的危机：经济再生产的困难会削减政治统治关系的合法性，民众将开始反抗。在19世纪50年代阜期，马克思将1848一1849年发生在欧洲的革命运动视为1847一1848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结果。马克思有些轻率地将这一结论一般化，并且期待下一次危机也会导致下一轮革命的发生。可是，接下来的经济危机表明，危机与革命运动之间的直接关联绝不是必然的。直到20世纪，我们才知道，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不确定性还可能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运动提供温床。

在工人运动史上，经济危机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崩溃、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最终的危机”的观点广为流传。从这种观点出发，《资本论》被解读为一种“马克思的崩溃理论”。①在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库尔茨和危机小组再次提出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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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书英文版在此处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在1914年前的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在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的文献中，以及在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n)的著作的详尽说明中发现这一观点。——译者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虽然提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但从没有表达时间上的终结的意思。限制在这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阻碍：阻碍在于，资本虽然可以将生产力发展到以前的生产方式所达不到的程度，但这种发展只能服务于资本增殖：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8页）

虽然马克思随后提到了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与有限的资本主义目的之间的“不断的冲突”，但他没有提出任何形式的“崩溃”。

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一不是在《资本论》中，而是在更早写作的《大纲》中—可以发现一段评述，能够被理解为崩溃理论。在那里，马克思论述了运用科学的重要性的提升，对财富生产而言，首要的不再是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而是作为“一般生产力”的科学应用的意义。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的这种变化出发，总结出整个生产方式的“崩溃”：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

不过，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再也没有回到《大纲》提出的这一观点。虽然《资本论》第一卷有多处提到科学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要性，但是在这里，“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87页)不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衰落，而是成为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加强的一个阶段(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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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方面来看，在《资本论》中，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耗费的逐渐降低，并不是崩溃的趋势，而是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得到分析。那个曾让《大纲》中的马克思惊讶的表面上的矛盾，即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被库尔茨、特伦科勒和危机小组的其他代表视为“资本逻辑的自我矛盾”，它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顺带着破解了这一矛盾，而且是将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旧谜题，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魁奈(Quesnay)就用这一问题困扰过他的对手。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谜题很容易理解，只要人们考虑到，资本家所关心的不是商品的绝对价值，而是这种商品所能给他带来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生产单个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降低，商品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只要他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是增长的。而剩余价值或利润究竟是从少量高价值的产品中来，还是从大量低价值的产品中来，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72页)。

即便不去考虑所有反对观点的细节，崩溃理论仍面临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它必须宣称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资本主义几乎无法绕开这一趋势，而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将是不可能的而不去考虑历史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这种崩溃的趋势曾经建立在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库尔茨这里，“微电子革命”即技术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扮演了这一角色，它使劳动进一步过剩，并导致“价值实体的瓦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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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库尔茨崩溃理论更详细的批判参见Heinrich(1999b)。有些讽刺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基础的技术决定论与库尔茨激烈批判的“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倒是颇为契合，它用公式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来阐释世界历史的演进。